惊天动地西安事变

惊天动地西安事变

随着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步步激化。

蒋介石对于张、杨一直是很不信任的，得知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某些消息时，立刻下令国民党特务在西安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936年8月28日，国民党便衣特务在西安西北饭店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同志。在押送途中，正碰上17路军的巡逻队，宋机警地大呼土匪绑架，巡逻队将他和特务一并截获，张学良闻讯，立即派人接回。张以蒋的特务如此猖狂竟敢逮捕他身边的人员，欺人太甚，极为震怒；又恐省党部可能藏有其他秘密材料，当晚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文件（史称艳晚事变）。事后，张致电蒋介石，承认鲁莽，自请处分，并请将所捕抗日青年留张处管教。蒋虽表面上不作计较，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实际上是捶胸顿足，又气又恨。

继“艳晚事件”之后，11月28日，陕西各界在西安举行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本是陕西人民与17路军抗击北洋军阀的纪念活动。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高级将领和部分官兵参加了大会。张、杨两将军在大会上都作了激发两军将士团结抗日的讲话。这时距西安事变发动之日——12月12日仅14天。这个大会实际上成为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和17路军团结抗日的动员大会，显示着张、杨密切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心。

蒋介石采取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伎俩，1936年10月下旬，就匆忙赶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他错误地估计，只要他亲自出马，必能迫使张、杨就范。万一张、杨不听命令，也可以把他们调离西北，加以瓦解消灭。但是，事实与他的估计完全相反，张、杨都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此，蒋介石大动肝火，除对张、杨严加“训斥”外，还到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作了一次“训话”，借以显示自己的声威，对张、杨及其部下施加压力。

蒋在“训话”中说：“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制裁。”军官团大多数人对蒋介石这番荒谬绝伦、反动透顶的“训话”，义愤填膺，甚至当时有人就想给他一枪。

蒋介石一面对张、杨威逼，一面加紧在军事上进行布置。1936年10月29口，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洛阳住了36天，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11月23日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七君子”。先后查封了14种进步刊物，实施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镇压。并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围攻陕甘，调集260个团约30多万人马集结于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随时准备开赴陕西；又指挥嫡系大军进入潼关，数百架飞机集结待命。1936年12月4日，妄图最后消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蒋介石第四次来陕，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战斗机和轰炸机一队接一队地降落在西安机场，蒋介石的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也陆续来到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12月6日，蒋介石在华清池专门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选择：一是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二是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至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第一个办法，根据以往经验，他们的实力就会消耗殆尽，而且他们的部队也根本不愿与红军打仗；要是接受第二个方案，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东、西北军两军分开，势必被蒋介石各个击破，这无疑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蒋介石排除异己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使张、杨除了被“逼上梁山”，再无路可走。张、杨回西安后秘密磋商决定：两军不再内战，不南调，不分开，继续劝蒋，如其不从，就准备“兵谏”。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那天下午，他来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警，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哭谏”失败了，张学良回到西安。1936年12月8日清晨，在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张、杨两位将军共同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兵谏”，并商定了初步行动计划：在华清池拘禁蒋介石和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由东北军负责；在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委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作战飞机及火车站的警戒等任务由17路军负责；具体行动日期根据形势和准备工作情况而定。随之，一切都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紧张地准备着。

12月11日晚，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高级将领前往设在新城内的杨虎城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张学良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指挥坐镇指挥。张、杨在一起协商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稿，准备扣蒋后发出。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临潼华清池响起了枪声，与此同时，西安战斗也已打响。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犹如晴天霹雷，震惊了国内的方方面面。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南京群龙元首，顿时乱成一团。

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张、杨两将军捉蒋以后，立刻打电报给共产党中央，要求毛主席派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大计。

周恩来来到西安，代表党中央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坚定地对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同时，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实观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强迫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张学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