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人即善己

容人即善己

我们常用“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来形容人的度量。的确，“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只有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具有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才能成就一番伟业。

历史上雍容大度、宽以待人当首推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李靖，曾任隋炀帝的郡丞，最早发现李渊有图谋天下之意，亲自向隋炀帝告发。所以李渊灭隋后要杀李靖，李世民反对报复，再三请求保他一命。后来，李靖驰骋疆场，征战不疲，安邦定国，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大臣魏征出身低微，做过道士，早年参加过瓦岗军，归唐后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属官，为太子谋事。见太宗与太子暗中倾轧，争做帝位继承人，他常劝太子早除秦王李世民，以便铲除政敌，顺利登上皇位，无疑是李世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把魏征召来责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人们都以为魏征如此固执，必死无疑。但太宗被魏征对李建成的忠诚所打动，赞赏魏征为人刚直，从魏征至死不悔的态度中，看到他的经国之才，并能忠诚奉国，所以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厚加礼遇，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后升官到秘书监，积极参与朝政。太宗也鼓励他犯颜直谏，竭力辅助太宗成就了初唐鼎盛的“贞观之治”。魏征也被太宗比做明得失的“人镜”。“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唐太宗的主要助手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原先都是他的敌人或政敌。用人之长，首先得容人之过，这便是太宗的不同凡响之处。

唐朝宰相陆贽，曾偏听偏信，认为太常博士李吉甫结伙营私，便把他贬到明州做长史。不久，陆贽被罢相，贬到明州附近的忠州当别驾。后任的宰相明知李、陆两人有私怨，便玩弄权术，特意提拔李吉甫为忠州刺史，让他去当陆贽的顶头上司，意在借刀杀人。不想李吉甫不记旧怨，而且上任伊始，便特意与陆贽饮酒结欢，使那位现任宰相借刀杀人之阴谋成了泡影。对此，陆贽深受感动，便积极协助李吉甫把忠州治理得一天比一天好。李吉甫不计前嫌，宽待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

曾国藩也是一个雅量大度之人。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人人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欲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但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刘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怕的呢！”曾国藩看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没有一点儿芥蒂，由于他是个圣贤才能这么做的。”宽容大度之态，让曾国藩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相助，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心灵悟语

宽容大度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品性。郭沫若与鲁迅之间“曾用笔墨相讥”。但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并没有趁“公已无言”时前来“鞭尸”，而是挺身站出来捍卫鲁迅精神，同时对以前“偶尔闹孩子气和拌嘴”而“深深地自责”。他还诚恳地表示：“鲁迅先生生前骂了我一辈子，先生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其情令人敬佩，其辞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