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种人与雅利安文化

白种人与雅利安文化 [1]

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里指出， [2] 白种人或者白种人的不同类型（按推测是长头白种人）是在欧洲最后一个大冰河期从地中海人的突变中产生的。这将使得这个人种出现在与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大致相同的时间；据推测的证据表明，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大致是与地中海人来到欧洲同一时间出现的，而产生了白种人的突变是在地中海人在欧洲定居以后才发生的。既然这一白种人的突变异种在它当时所处的环境下得以幸存，那么根据推测，这一人种就应该能够依靠自身的天赋让自己适应欧洲整个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当地生产条件和气候条件；也就是说，这个人种会选择性地去适应新石器时代早期典型的技术状况，然而却没有驯养家畜（以及种植？），而家畜和农作物是这种文化当时的重要特征。

从最后一次大冰河期开始，在上述技术条件下，包含了明显而逐渐增加的混血白种人在内的这一部分欧洲人就被认为已经遍布欧洲，尤其是在低地潮湿而寒冷的冰缘地带，当欧洲的气候普遍开始呈现出现在这种温暖而干燥的特征时，这部分人就随着冰原向北方后退。由于白种人，尤其是长头白种人受到气候的严格限制，随着冰原及其边缘寒冷而潮湿的气候的后退，他们不久就会由于选择性淘汰而在这个地区的人种中消失。适合白种人的突变异种（及其白种混血人种）繁衍的寒冷而潮湿的地带会向北方移动，由于冰河条件不复存在，这种源于冰河条件的地带的范围会一直往北回缩至海边。因此，当欧洲的冰原最终消失的时候，白种人及其典型的混血人种就几乎被限制在了历史时代上表明其永久范围的区域内。无疑，这种限制范围随着气候变化而发生了些许变动；但大体上说，这种限制范围表现出异常的永久性和严格性。

在长头白种人逐渐占据了欧洲北部沿海这一有限的居住地进入丹麦年表中的“旧石器时代”之后，早期的家畜显然已经从亚洲传入了欧洲；但对于早期的主要农作物来说，类似的说法却不太能成立，因为农作物从亚洲引入欧洲的时间似乎要早于家畜。它们首次出现在丹麦的“贝丘” [3] 时期晚期这一证据似乎至少表明了这个时间。事实上，定居在斯堪的纳维亚狭长的海边，而不是欧洲其他地区的白种混血人种群落的物质文化中所有的这些必需元素，似乎都是从土耳其斯坦（Turkestan）传过来的。至少对于整个家畜群体来说，这一点是成立的，因为其早期的引进中可能存在的一些例外情况并不重要。一些早期的农作物也很有可能来自现在的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波斯地区，也可能确实更早就传到了西欧，这与本文的论点并不矛盾。如果，欧洲马在旧石器时代就已被驯化（至少这种可能性似乎非常大），那么，在旧石器时代末之前，技术上的收获可能就已经缺失了；也许是随着欧洲马的绝种而发生了这种损失。

这些技术装备的新元素、农作物和家畜，极大地影响了欧洲新石器文化的特征；这里指的显然是长头白种人或者白种混血人居住的地方。在共同体的物质生活方面，它们将直接或者间接地改变整个方法，带来新的谋生方式；在非物质方面，它们的影响同样重要，因为由它们所引进的新方法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将产生某些适应于混合耕作体系的新的制度特征。不论这些新文化元素是通过何种方式被引进：无论是通过在群体之间不知不觉地扩散而和平地传播，还是由那些在欧洲泛滥，将其文化体系连同新的谋生手段强加给欧洲人的新侵入的人口通过高压手段而带来，它们都将在一定时间以后才会逐渐遍布欧洲大地，并且只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会传入位于欧洲大陆的遥远偏僻角落上的白种混血社会。但要注意，某些作物和家畜毕竟是在相对较早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首次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出现了。

农作物种植似乎比家畜驯养更早，也许是由地中海人在第四纪晚期首次进入欧洲的时候带来的。有了耕作就必然有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因此，伴随着家畜的首次引进，家畜就被引入了生活在固定居所的人们的农业体系。他们很大一部分生活所需来自耕地，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海洋和森林中的狩猎，那时，森林覆盖着大部分欧洲土地。这就是家畜首次引入了欧洲——尤其是北欧沿海地区时存在的情况。

在这些家畜的原产地——西亚和中亚的广阔地区，甚至在这些地区的丘陵地带，那些以牛羊为生的民族普遍都有游牧的生活习惯，因为为了寻找牧群所需的草料，他们必须不断地随季节变换而迁移。因此，除了在冈峦起伏的丘陵地带，这些人习惯使用活动的住所，住在帐篷而不是固定的定居点里。这种大规模饲养牛羊群的游牧生活方式也产生了特定的制度安排。但当家畜被引入欧洲的时候，总的来说它们并没有替代农耕生活而产生上述这样一种专门养牛羊的游牧生活方式，而是形成了一种混合农业体系，即把耕作与定居的或者半定居的畜牧业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北方沿海地区尤其明显，在那里，没有证据表明农耕曾经被游牧生产所取代。事实上，欧洲这些地区小块而不平坦的地形从来都不允许存在像广阔的亚洲地区那样的畜牧业。一种受到一定限制的例外情况或许存在于东南欧尽头的大平原和多瑙河流域；也许定居形式的放牧在史前的爱尔兰和南欧与中欧多山的地区要先于农耕而出现。

耕作和放牧的引进意味着欧洲石器时代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将引起共同体某些制度的剧烈变化；发生变化的制度主要是控制经济生活细节的制度，但家庭关系和社会成员关系也发生了次要的变化。当这种变化通过新的物质要素的引入而发生时，就应该假定，已经同原先共同体中的这些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了的那一类制度，将极大地影响新形势下随之发生的制度的发展，即便环境不允许这些外来的制度产生与它们在原来的文化中同样范围和作用的影响。即使环境不允许完全采纳外来的制度体系，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同化作用，在技术入侵的领域中，与入侵的技术原先相结合的制度在那些新技术得以有效确立下来的地区会更多地保留原来的特征，或者受到的限制更小，在条件允许它们保留其原先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更是如此。

带来这些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元素的人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然后将这一生活方式带到了中亚平原和丘陵的广阔牧区，这在雅利安语中有确凿的证据，并且对这个地区的最新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新近的考察表明，土耳其斯坦的中西部可能是传入欧洲的动物驯化和集散的中心（如果不能将此地也视为农作物种植和集散的中心的话）。这些传播新技术和新文化的人到底是什么人种，他们到底把什么带到了欧洲，对于这些问题，人们都只能推断和猜测。曾经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成推论是，这些来自亚洲丘陵地带的游牧移民是有着突出的白种人体形的“雅利安人”、“印欧人”、“印度日耳曼人”。但我们在本文前面的部分，以及上一篇文章里所作的阐述几乎可以排除这些移民是白种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长头白种人的可能性。当然，按照基恩的观点（如果认真看待他对这一问题的推论的话），可以想象，来自毛里塔尼亚的所谓白种人的一支有可能经由土耳其斯坦取道黎凡特（Levant） [4] 来到欧洲，他们可能在那里养成了游牧生活的习惯，学会了雅利安语言和制度，从而可能不久就把这些文化因素带到了欧洲，将其强加给欧洲的白种人和浅黑肤色的白种人。但这种尽管没有多少价值，却也曾被承认的猜测后来被完全否定了，至少在现在被庞佩利（Pumpelly）最近在土耳其斯坦的考察所否定了。由于气候的原因，任何白种人要在中亚平原和丘陵地带长期居住、养成游牧生活习惯、学会雅利安语言和制度，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可以完全肯定的是，长头白种人在这样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不可能生存那么长时间。

作为第四纪末期的一种突变类型而出现的长头白种人同样不可能在欧洲创造了雅利安语和文化，因为既没有考古证据，气候和地形方面的事实也不支持这样的假定，即有一种当地的游牧文化曾经在欧洲盛行，接近于这种结果所需要的条件。尽管考察几乎可以确定在土耳其斯坦驯养动物（也许还种植作物）的人种就是地中海人，但带来新（雅利安）文化的人是地中海人这种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在这一问题上有发言权的人认为，地中海人最初是含米特人（Hamitic）而不是雅利安人，此外，已知的（推测的）地中海人在土耳其斯坦的阿瑙（Anau）的史前定居点，显然是有着典型的和平的定居生活方式的人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的居民当然可能不久就学会了雅利安语言和制度中反映出来的游牧和掠夺的习惯，但在阿瑙地区没有发现这种证据，在与这里的内容有关的整个时期，在这个地方发现的都是和平的、定居的居住地。阿瑙定居点的居民几乎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文化创新，包括采用一种外来的语言，除非是在侵入者的征服的压力下；这种征服就必然涉及对阿瑙人和平的社会的征服，让它的居民沦为奴隶，或者成为他们主人的掠夺机构中的奴隶阶级。因此，阿瑙的地中海人在游牧—掠夺（雅利安）文化进入西方的过程中只是作为一个附属的人种因素参与到一个主要由另一人种构成的游牧群落中来。

这就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个此前没有形成定居生活习惯的亚洲人种，从定居的、和平的阿瑙社会，或者从类似的当地村庄，或者土耳其斯坦西部的村庄得到了驯化的动物，然后在（适度）长期的游牧经历中也形成了一般伴随着大规模的游牧生活的掠夺的习惯和制度。他们获得的这种文化特征是如此的详细而成熟，这在原始的雅利安（或者更恰当地说，原雅利安）语中有所表现，包括了一种多少有些发达的父系体制；因此，他们不久就会变成有些像后来的鞑靼人那样的好战游牧部落，然后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迁徙群体向西方行进，并且将外来的雅利安语连同新的物质文化一起带到了欧洲。同时，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个迁移的群体带着相当多的奴隶来到了西方，这些奴隶主要是他们俘虏的地中海人中和平的农耕居民，正是这些人最初向他们提供了家畜。

伴随着新的技术元素以及它们相应带来的风俗习惯的变化，也会形成新的语言，用来描述新的生活方式，用来表达在新的方式中养成的思想习惯。这种来自异域的游牧（原雅利安）语言与游牧（家长制的、掠夺的）规则和习俗在某种程度上将会与产生它们的技术方式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可以预计，它们会在游牧生活的这些物质事实开始在欧洲人中流传开的同时，以同样的程度影响欧洲的各种社会。在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元素在欧洲社会扩散的过程中，语言，其次是游牧生活习惯所培养的家庭和社会成员的习惯和观念，当然可能会与他们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相分离，从而可能会被更偏远地方的民族所采用，这些民族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这些游牧民的物质文化，而正是这些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曾经产生了雅利安文明的非物质特征。

也许需要更为详细地阐述一下某些继续支持这一漫长的推测的历史考察：（1）雅利安文明是属于游牧类型的，包含了一个大规模的游牧组织所具有的制度、习惯和先入之见。那些称职的语言学家将此作为原始雅利安语言的证据。这种文明实质上是父系统治下的一种奴隶组织，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是一种好战的、掠夺的组织；这些不同的词汇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同样的事实。其特征是有一个明确的产权体系，对妇女和儿童的支配比较明显，有一个强烈地倾向于一神论的专横的宗教体系。在比如分布于中西亚大陆地区广阔的大平原和丘陵地带的那种游牧文化必然属于这种形式，因为这些地区需要一种警惕的、机动的攻防准备，从而需要军人的风纪。自由制度的实质内容——不顺从与一种繁荣的游牧生活方式是矛盾的。当这种放牧牛羊的游牧文化达到其成熟而牢固的程度时，它就会变成一种掠夺性的文化，进而成为一种奴隶文化，特别是在中亚广阔的平原地形条件下，再加上对马的使用，情况尤其如此（北极海岸边的驯鹿游牧民也许是一个例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他们是一个特例，允许特殊的解释，他们的情况并不影响关于雅利安文化的论点）。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典型的、普遍的人际关系是主仆关系，其社会（家庭的和社会成员的）结构是一种等级化的奴役组织，除了最高统治者（即使是名义上的）之外，没有人是自己的主人。家庭是父系家长制的，妇女和儿童受到严格的监护，决断权只属于男性。当群体变大的时候，其成员制度同样具有强制的特征，一般表现为一种严厉的部落组织，最后在战争经验的帮助下，它不可避免地总会变成一种专制的君主政体。

认为比如以异教徒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地方自治习俗为代表的日耳曼异教的流行制度属于典型的雅利安制度，这并不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但这是由于沙文主义偏见引导下不加批评的一般化而产生的名称误用。这些古代北欧的习俗显然与原始的雅利安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我们接受语言学人种学家的一致看法——即使用原始雅利安语的人肯定属于居住在大陆地区的平原和丘陵地带的社会的话。这些语言学人种学家中的很多人也认为，这些雅利安人属于北欧异教徒白种人，这可能会产生一个关于观点前后一致性的个人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涉及当前的论点。

（2）在欧洲的人种学中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人种（林奈体系（Linnean scheme）中阿尔卑斯山圆头浅黑肤色的阿尔宾白种人（homo alpinus））大体上是在这个时期从亚洲来到了欧洲；人们认为这个人种即便没有统治，也很快遍布了整个中欧，在那里，它在历史上无疑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种。

（3）上述游牧制度在欧洲的以下地区显然得到了最好的发展：在这些地区大量存在着圆头浅黑肤色的白种人，即便他们并不是统治性的人种。这里的证据可能并不确凿，但包括部落组织和异教徒组织在内的父系家长制类型的制度在欧洲的分布至少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迹象。在假定来自雅利安人的这些文化元素的分布，与过去或当时圆头浅黑肤色白种人的分布之间，有一种大致的伴随关系。我们知道的这种制度系列在早期时代流行的区域大体上说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阿尔卑斯人种占支配地位的区域，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

与此同时，一个氏族组织似乎也随着地中海人种而出现了，也许应该可以把它归到地中海人种的制度系统内，因为它在阿尔卑斯人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但关于这个问题后来的考察和思考似乎支持这样的观点：就像现存的很多较低级野蛮文化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地中海人的氏族体制具有母系氏族的特征，而不具有游牧民族典型的父系制度的特征。根据现有的证据，北方的白种人社会并没有部落或者氏族制度，无论是母系制度还是父系制度。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最初表现出的是地中海人种，而且地中海人种作为人口中最多的人种已经成为其广泛的基础，但在阿尔卑斯人的部落和氏族制度开始成为重要因素的时代，这个人种在这些社会里也是主要人种。

除了这些地中海边的社区之外，凯尔特人文化也拥有比欧洲大部分地区更为发达的部落和氏族体制以及父系制家庭。人种学家目前认为，讲凯尔特语的人种最早属于白种人，尽管就这一观点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认为是高个的也许是红头发的浅黑肤色白种人，贝铎认为是“撒克逊人”，丹尼格尔认为是“东方人”。但也许最好把这种白种人类型当做长头白种人与阿尔卑斯圆头浅黑肤色白种人的混血。已知的史前史和早期凯尔特文化的特征加强了关于其起源的这种观点。这种文化在某些方面明显区别于长头白种人社会，与比如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早期历史上的社会中那些浅黑肤色白种人的文化有更多的类似之处。如果接受后来流行的那种观点，认为凯尔特人属于初期铁器时代的拉替里（La Tène）文化，那么这种隶属关系将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即可以把这种文化看做一种受到阿尔卑斯人种强烈影响的文化（如果不是支配的话）。初期铁器时代文化存在于多瑙河流域及其上游支流流域，这正是猜测的阿尔卑斯人向西迁移的路径；它的人类遗迹有一种混合的特征，表现出与圆头浅黑肤色白种人极强的一种混合；它证明了由于欧洲邻近地区的外部影响而带来的文化上的收获。因此，凯尔特文化在历史上和史前沿着白种人和浅黑肤色白种人相遇与混合的那个地带广泛地跨越了中欧地区；在原始雅利安语中反映出来的掠夺—游牧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北方的临近文化区域表现出有了更为自由的发展，保存得更好；同时凯尔特文化中的人类与其他白种混血人类相比，表现出与圆头浅黑肤色白种人更为紧密的隶属关系和混合关系。

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水域狭长岸边、远离阿尔卑斯文化中心的长头白种人混血社会，很少表现出游牧人类特有的制度。北方的这些长头白种混血人出现较晚，但比欧洲其他更古老的野蛮人有保存更为完好、记录更为充分的异教崇拜。后来崇拜异教的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提供了最完善的（如果不是惟一的话）古代长头白种人制度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人中间，父系制度并未处于强势，且不明确——妇女并非处于永久的监护之中；男性家长没有专制的决断力，更不用说会受到质疑了；孩子一旦进入成年期，就不再听命于父母；祖传的财物并非家族的负债，而且遗产分割也很容易，等等。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都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人中间存在部落或者氏族体制，除了后来的冰岛人这一特例之外，他们都未曾有过完整的或者主要的游牧习惯；事实上，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某个时候，他们才驯养了动物。这里惟一的不同意见来自拉丁语作者，主要是恺撒（Caesar）和塔西佗（Tacitus），他们的证据与事实无疑是不相符的，既得不到间接证据的支持，也得不到后来的以及更可信的记录的支持。在谈到日耳曼游牧民族中存在“部落”的时候，这些拉丁语作者完全是根据罗马的情况来分析日耳曼的事实，这与后来的西班牙作者根据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情况来分析墨西哥和秘鲁的事实非常相似——这让历史学家一直都感到困惑不解；反之，在详述日耳曼社会的游牧习惯的时候，他们完全依靠的是从以下渠道获得的资料：来自不断迁徙并从事有组织的掠夺活动的人群，或者来自后来临时定居的、据推测是源于凯尔特人的人口中得到的资料，或者来自其他外来血统并居住在广阔的中欧大陆、远离长头白种人的永久习惯的人那里得到的资料。他们在论述早期日耳曼人中存在部落体制的时候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假定，并且极尽独创之能事，但除了这些经典作者高深的论证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在这种文化中最接近部落或者氏族组织的是在早期日耳曼法律和习俗中存在的“家族”（kin）；但这种家族远非氏族或者宗族，在离开白种人扩散的斯堪的纳维亚这个中心，可以发现家族组织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且更加延长了白种人曾经表现出来的好战的风纪。在白种人最为明显的地方，所有这些雅利安制度都是最微弱或者最为欠缺的。

如果把早期欧洲当做一个整体，那么在欧洲人中，原始雅利安语中反映出来的制度特征，以及同样由这种语言所证实的游牧生活，相对来说都很微弱、不明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表明欧洲从来没有被完全地雅利安化。制度的这种雅利安化在地理上和人种上的特殊分布进一步表明，与欧洲其他任何一个与之齐名的地区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长头白种人文化受雅利安人入侵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过梵语和其他早期亚洲语言资料反映出来的在物质、家庭、社会成员和宗教方面的原始雅利安文化，可能与早期欧洲的发现是不同的。这些亚洲的文史记录是我们惟一能依靠的考察雅利安文化特征的权威资料，这些记录表明，它更类似于早期的希伯来（Hebrews）文化或者游牧的突雷尼（Turanians）文化，而不是早期的欧洲文化，与已知的早期长头白种混血人社会的文化就更不相同了。

（4）尽管不甚确凿，但仍可以从雅利安化的欧洲人的宗教制度中得到同样有启发性的证据。就像在任何掠夺文明中都可以看到的游牧文化的典型特征那样，雅利安宗教体系被认为强烈地偏向一种专制君主的形式，偏向一种分等级的多神论，它以专制的一神论为最高等级。在早期欧洲几乎看不到所有这些现象。我们知道的与此最为接近的是后来希腊的奥林匹亚众神，以宙斯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宗主——后来通过考察得知，这是对早期一种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异教崇拜进行了等级划分而来的体系。凯尔特（德鲁伊特教（Druidical））体系虽然鲜为人知，但也许可以通过有限的证据而得出这样的合理推测，即这种体系比人们更熟悉的欧洲异教崇拜更具有掠夺性和君主专制特性。就像后期斯堪的纳维亚人——这是广为人知的——表明的那样，日耳曼异教崇拜是一种不严格的多神论，它几乎不会把任何强制性的权力赋予最高的神，并且其“崇拜者”反正也不太将这种崇拜当回事——如果毫无保留地接受斯诺里（Snorri）这种独特的解释的话。根据欧洲的宗教崇拜得到的证据除了把整个联系松散的、支系众多的欧洲异教崇拜排除在任何可以恰当地称为雅利安人的范围之外，并没能得出其他任何决定性的结论。尽管所有可得到的证据都来自曾经长期浸淫于雅利安化之中的欧洲人的宗教崇拜。因此也许可以认为，正如欧洲的宗教崇拜所证明的那样、向着专制的一神论发展的那种神话和仪式的系统化，可以追溯到雅利安文化或者雅利安化的入侵者的侵入，这一点在奥林匹亚的例子中表现得明白无误。

（5）据所知，早期欧洲的语言几乎完全属于雅利安语族，对于这里所谈论的观点，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即使改变原来的假定而将雅利安语的发源者归于长头白种人或者任何白种人，也不会减少这些困难。事实上，这种假设还会增加困难，因为早期说雅利安语的人，同后来说雅利安语的人一样，大体上一直都属于由浅黑肤色人种构成的社会，并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社会存在白种混血，更不能说是一种完全由白种人构成的社会了（无论早期还是晚期，任何地方都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种完全由白种人构成的民族）。

据所知，早期欧洲的情况并没有为一种外来语言的扩散设置异常的障碍。欧洲曾经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或者说大规模的、历时很长的社会迁移，比如初期铁器时代的拉替里—凯尔特文化在发展壮大中基本上向西移动，通过从它最初在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居住地向外的转移以及分出其他的支系而扩散。这种长期的发展、分支和进步中，铁器时代初期的拉替里—凯尔特文化一方面一直与地中海沿岸和爱琴海沿岸的居民保持着广泛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也延伸到了北海沿岸。新的语言很可能是通过这种贸易关系——无疑主要是通过巡商进行的贸易——在欧洲野蛮人中扩散开来；一个并不牵强的推论是，这种语言至少是在北方作为一种贸易行话而传播开来。所有这些都符合现在类似环境下的情况。这样一种新语言之所以能得以传播的优势实质上无非就是相对粗陋的语法和发音——就像今天的英语被以切努克（Chinook）行话、混杂英语和洋泾浜英语的形式传播一样。这些特点（在其他方面可能是缺点）便于这种语言成为一种粗俗但却实用的贸易行话。行话和货币的情况是一样的：劣币（更简单的语言）会驱逐良币（更精细、更复杂的语言）。一种特定语言成为贸易行话中的主要元素所需要的第二个，也许是主要的优势是，这种语言是进行贸易的人的母语，这种行话的是为了这些人的便利而发明的。贸易者接触讲各种各样的语言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商品的贸易，他们在物物交换中会使用自己的商品名称，从而成为行话中的词汇，行话最初不过只是一个词汇。同时，贸易者很有可能是占有更高效技术的人，因为更先进的技术一般会为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提供机会；因此这种新的、外来的语言作为新的或者外来的事实的名称会不受阻碍地成为流行语，进而由行话替代了本土语言。

这种行话在开始的时候只是由最普通的对象和最明显的关系的名称组成的词汇。在这种简单但实用的框架下，新的语言种类将得到发展，根据那些它所取代或者吸收的各种语言形成的材料和语言传统的类型和数量而出现多样化。

如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测：雅利安语的各种形式源自贸易行话，这些贸易行话又共同源于侵入的原雅利安人语言，本土野蛮人掌握了原雅利安语（词汇）之后，它就广泛地发展出了各种当地的、人种的不同语言——除了已广为语言学家接受的事实之外，这种推测中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新意。从已知的雅利安语的成熟结果一步一步往后追溯进行分析——这里没必要再提及这一冗长反复的过程——语言学家发现，在其起源的时候，这些方言只不过是涉及最为普通的主题和最为明显的关系的原始词汇，通过长期的习惯，这些起初被最早的使用者用来表达自己基本意思的原始词汇变成由前缀、中缀、后缀等组成的一个惊人的复杂结构，成为了目前这种在排列和发音上达到最经典状态的雅利安语。欧洲语言显然容纳了家族中亚洲成员的语言，但经过了略微的修改。这些欧洲方言与其最好的亚洲语言代表相比，大体上更不像从推测中知道的原始雅利安语；后一种语言是更接近原雅利安语言和技术扩散的中心的行话的派生物。

就早期北欧长头白种混血人社会来说，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年代，一方面波罗的海与丹麦海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与多瑙河流域、亚德里亚海和爱琴海之间的贸易在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贸易量很大。在这些历经几个世纪的复杂贸易过程中，伴随着圆头浅黑肤色白种人的大规模渗透，因而会发生语言的替代和发展。

[1] 原文载《密苏里大学公报》（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科学系列，第2卷，第3期。经许可重印。

[2] “突变理论与白种人”，载《人种发展杂志》，1913年4月。

[3] 贝丘（kitchen middens）：指古代在沿海或湖滨地区居住的人类所遗留的文化遗物如贝壳、陶器等的堆积物。——译者

[4] 黎凡特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即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