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从邓小平“拨乱反正”恢复高考那一刻，已经预示了教研室日后的辉煌岁月和显赫地位。高考制度及此后中小学升学考试制度的恢复，是基础教育恢复与发展最直接的动因，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开始得到重视，整个社会对于恢复教学秩序和教学水平犹如久旱望云霓。
当时国内基础教育的状况，大概是如今的年轻一代无法想象的：学校教学秩序基本完全瘫痪，教师们毫无尊严和权威，教学毫无章法和规矩，学生毫无约束和压力。
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初中毕业生（LZ，2007）这样回忆当时的学生生涯：
“1966年的暑假，是我这一生中最长的一个暑假。现在想想，也许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暑假吧？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想来校长和教师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校长老师都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了。于是我们在应该开学的时候就收到了学校的通知——主要意思就是因为要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学校暂时不开学。那时小啊，五年级，开学该升六年级的，正是贪玩的年龄，一听不开学真是高兴。失落茫然什么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这样的通知一连接了好几个，很过瘾，最后，才‘复课闹革命’，于是升入6年级。其实早就过了开学时间，6年级没有念几天，就进了中学。那时也是就近入学啊，不过可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不用考试，直接通知你到哪个学校。反正大家知道已经没有考大学这回事情了，上好的学校没有什么高兴，上差点的学校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然后就是三年初中，这三年初中根本没有上几天课，一会儿到工厂学工，一会儿到农村学农，一会儿上街反对苏联入侵珍宝岛，一会儿支援西哈努克亲王……。
也有物理，不过那时叫做‘工业基础’，讲什么‘三机一泵’：发电机、起重机、拖拉机、水泵。生物，叫做‘农业基础’，讲蝗虫灾害，化学叫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讲如何防原子弹什么的。就是这点东西，其实连一半都没有讲完。老师也想讲，但很小心，一不留神就会被说成‘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学生很牛的，想听就听，不想听就起哄，教室可以随进随出，老师是不管——不敢管的。作业老师还是会布置，但是不是完成没什么关系，考试是彻底没有的。总而言之初中三年没有学什么东西。”
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虽然断断续续地几次“复课闹革命”，但学校教学秩序一直没有真正恢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没有正规的考试。当然各地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好一些。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回国的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表示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会见时在座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提倡一下理论’。”他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此后，周恩来还指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大中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2]显然，周恩来希望借此机会恢复教育秩序，然而毕竟回天无力，此后的中学生毕业后仍然面临上山下乡，直接走入社会。邓小平1974年复出使得此事有了些希望，但很快到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些微的希望成为泡影。1970年至1976年期间，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部分高校招收了“工农兵大学生”，录取方式是选拔推荐来自实践领域的工农兵青年，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全无瓜葛。
当噩梦终结，举国进入“拨乱反正”、中小学也开始步入正轨，开始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时，一方面，广大教师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人们尴尬地发现，许多教师实际上已经不会教书了，当时教育界“拨乱反正”任务极为艰巨。各级教研室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NG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退休前一直担任北京市某区教研室的教研员，先后负责小学地理、社会、思想品德课程，也是全国唯一的小学社会课的特级教师。[3]1961年，他高中毕业于在北京颇有名气的二中，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家庭出身”有问题而不能报考大学，被分配到北京市朝阳区担任小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经历坎坷，在东北农村“劳动改造”十余年。1980回到朝阳区某小学，1985年调到朝阳区教研室担任小学地理教研员。对于那时的教学状况，以及教研室所起的作用，NG老师印象鲜明。
“当时教研室的作用非常强。那时教师的水平普遍是比较差的。老教师基础当然好些，但多年没有正式上课，专业已经生疏了。新教师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毕业的，自己都没有学到什么，而且大多数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了——那时的短期培训有可能只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已。所以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讲错、讲拧、讲不清楚的事情太常见了。笑话也是挺多的，有个老师讲中国的大城市上海，说‘上海是我国经济文化都很先进的城市，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校，包括军事学校，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就在上海’。至于上课，什么上课的基本环节、什么启发诱导、新旧知识衔接等，许多年轻教师完全不懂，上课就是念课文，然后教师自己随便讲。
1985年我当了教研员之后，针对这样的状况，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建立骨干教师队伍，那时哪里有什么骨干教师，何况小学地理又是‘小学科’，只靠我个人力量肯定不够啊。我就在区里的学校听课，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听过去，寻找比较好的教师，把他们选拔出来，让他们发挥作用。二是提高自己业务水平，毕竟我也离开学校很多年了，自己下工夫，否则怎么去指导别人？我后来陆续在中师、教育学院给教师们上地理教学法方面的课程。三是深入第一线，到学校里面去，与教师交流，听课、上课、讨论。”
虽然NG老师所谈是“地理”这样“小学科”的情况，实际上是具有普遍性的，“大学科”如语、数、外的情况，一点都不比上面所说乐观。
那时全国的中小学教师可以分为两部分，NG老师所谓“老教师”和“新教师”分别是指这两批人。
“老教师”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参加工作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分别接受过比较正规的师范教育（即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或大学），或者有完整的普通教育学历，有一定的教学基本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教师”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工作的。尽管文化大革命“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高考取消、高等教育实质上停顿，“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培养“工农兵学员”有限度恢复的高等教育中也根本没有师范专业，小学和中学在形式上却没有停顿。除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的一年多完全“停课闹革命”外，一届届的小学生、中学生基本仍然按照学年如期入学、毕业，因此虽然上不了什么课，学不到什么知识，对中小学教师的需求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由于传统的教师来源已经断绝，就必须另辟蹊径解决问题。以北京市为例，做法是从初中和高中抽取部分学生，在中等师范学校进行时间不等的培训，然后补充到学校之中。
按照上面方式成为中学教师，在恢复高考之后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现在某教育科学研究所任职的XG研究员回忆道：
“我是1972年高中毕业。当时大多数同学是下乡插队去了，还有少部分去当兵。因为家里面哥哥姐姐已经都去插队了，所以按照政策我可以留城。学校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工厂去劳动，我记得是北京印刷厂，大概三个月之后吧，来了个通知说中师招人——就是原来的北京第三师范学校，培训后做中小学教师。老师让我去，我就去了，也没有任何考试。后来了解到大概是经过学校推荐的。说是培训，其实只有8个月，而且第一个月劳动，还有一个月实习，真正上课的时间非常有限。
当时让我们每个人自由选择两科，一个主科，一个副科。主和副跟咱们现在理解的不一样，任何学科都可以是主，也可以是副。意思就是你至少能够教两门课，我当时选的主科是英语，副科是美术。学校也给我们开了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不过内容非常少。虽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这些内容仍然讲得十分简单，也很‘左’，我记得讲教育学还批判凯洛夫。文化课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把高中学过的内容又复习了一遍，也不奇怪，本来人家三师就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吗，原来的学生都是初中起点的。现在要培养中学老师，他们也真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就这样，8个月，我就成了中学老师了，教英语，也当班主任。现在看来很可笑啊。”
俗话说“三日不弹，手生荆棘”，老教师已经把看家本领忘记得差不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工作的新教师自己的文化课基础就是“灌了水”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之类，恢复和保证教学质量的急迫和艰难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教研室大显神通，促使中小学教学活动迅速地走上了正轨。对此，国家曾经给予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在1990年那第一份有关教研室的专门的红头文件中便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区）各级中小学教学研究室（以下简称教研室）在恢复和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开发教学研究，总结推广教学经验，积极组织教改实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以及加强中小学教材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4]
一位亲身经历了教研室的恢复，重建，于21世纪初退休的北京市教研室负责人（FH，2006）回忆。
“1986年，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长宣布组建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任命我担任主任，拨款20万元作为经费。办公地点在宣武门附近，就是今天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所在地。
我在此之前已经担任了多年教研员。80年代，那时是教研室发展最好的时期。教研室和教研员在教师当中很有威信。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大环境对于教学抓得很紧，因为‘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年，很多教师不知道自己教学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而当时教研室的教研员都是一些有经验的优秀教师——是从各个学校抽调上来的。看一看课，就能够提出非常有针对性、非常有帮助的意见，教师当然服气。”
这一时期，各地教研室先后基本完成了三级教研组织的建设。根据前面所说，大致情况是，原来没有省级教研室的，这时开始组建，原来就有的则得到恢复，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教研室应该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全国范围的普遍存在，县（区）级教研室基本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庞大躯干之中，已经普遍建立起了三级教研组织（学校教研组也已经恢复），权力、地位、人员、职能等，得到了上至教育行政部门，下至中小学校的广泛认可。
此时，整个教研系统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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