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风拂面
根据老资格教研工作者的说法，这一时期是教研室的“黄金时期”。
一位教研员（FH，2006）这样回忆：
“各地一些人员的印象，教研室的黄金时期是在90年代前后。当时的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曾经每年召开全国范围内的教研工作会议，参加的人员就是各省市自治区基础教育处处长、教研室主任，除了这两部分人员外，有时还有督导办公室主任。因为当时成为惯例，我们还自己戏称为‘基督教’成员。除了教育部召开的会议之外，教研室还自发地成立了非正式的、民间色彩的组织。比如，当时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教研室每年召开联席会，教研室的主任和副主任参加，主题就是交流有关信息，介绍各自的经验等，后来重庆也参加了。
当然，因为多在寒假暑假期间，也有那么点旅游色彩，都是选在比较有名的旅游地点开会，也会安排旅游的时间。”
这位前辈的回忆大抵比较可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繁重的“拨乱反正”任务可以说基本完成，整个基础教育面貌一新。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在各地都建立起来，学校教学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走上正轨，教研室在这方面的任务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中小学开始在更高的水平上追求教育教学质量，教研室也就必然要开始尝试为自己寻求新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式，由此，进入了发展中一个新的阶段：鼎盛时期，或者按照前辈教研员们自己的说法：“黄金时期”。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带有很强烈的“恢复”色彩，那么这一时期则更多地是探索和创新。实际上，当时教研室面临的形势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局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局面。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国家欣欣向荣，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广泛深入人心，由此形成了基础教育生存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其次，1985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公布《义务教育法》，这些都极大地振奋了教育界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精神，基础教育内部焕发出充分的活力，重视教学，重视教学质量，前所未有地理直气壮，一时蔚然成风。
前面一再提到的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是在这个时期出台。《意见》中有关教研室的内容在时间上晚于有关实践，恰在这一时期出台当然也不是偶然，不仅是承认了教研室的存在，也表明了教学工作在当时的地位，及其受重视程度。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教育部下发的文件中，专门强调教学质量、强调重视教学工作的文件数量是很少的。所以这个文件也就特别让教研员们欣慰。
1993年5月4—7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厅召开了全国省级教研室主任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与会代表认真总结了教研室的工作，讨论了新形势下教研室的中心工作和工作重点，提出了改进教研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还产生了由国家教委办公厅在1993年8月4日以《全国省级教研室主任会议纪要》[5]为名，向全国基础教育系统印发的文件。
由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门会议，针对教研室出台和印发专门文件，迄今所见在新中国教育历史上绝无仅有地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毫无疑问也极大地鼓励和刺激了教研系统本身的发展。
还是那位老先生（FH，2006）的回忆：
“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吧，我们几个兄弟教研室还举办过教研室主任培训班，大概持续了三四年。另外，曾经评选过全国优秀教研室。当时按照地区分为北片和南片分别评选，最终当选的分别是天津市教研室（北）和安徽省教研室（南）。当然评选是有些条件的，现在记得的有：是否有独立的办公建筑、人员的配备是否齐全，等等。”
让一些教研员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对于教研室的评价并不止于一般性的肯定，在上述文件中，还有对教研室发展的细致入微的关注：“当前有些地方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指导思想和工作职能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教研人员数量不足，有的经济待遇不够落实，教研经费也比较紧张，致使教研室工作还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形式的需要。”[6]“要加强教研队伍的建设，对缺少教研员的学科要尽快调配或配齐教研员；已经配齐的要抓紧抓好对骨干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业务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等。”[7]
在教育部的两个文件中均具体地提到教研室的人员配备和培养问题，可以想见对于教研室这样“自下而上”的组织是多么大的鼓舞。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各地的教研制度都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以北京市教研室为例，后来对于中小学日常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即1995年印发的“三个文件”：《北京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学科教学的意见》《北京市中小学学科教学常规（试行）》《北京市中小学学科课堂教学评价方案（试行）》，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孕育和基本形成的。[8]
此时，整个教研系统“威风八面”。
2.暗流涌动
任何事物的成熟，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表现出来，教研室也不会例外。在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方面的作用得到普遍肯定，成为教育界“强势”部门的同时，很自然地，教研系统也暴露出本身的局限与弱点，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担忧，尤其是各级教研组织与考试、分数扯不断的纠结，也就与已经成为教育乃至与整个社会的焦点的升学竞争、学生负担和压力、个性发展的扭曲等难解难分，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责难几乎不可避免。
客观地说，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以来，所有这些问题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恢复高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不用多说，但人们有时的确忘记了，恢复高考并不是一件没有任何代价的事情。在满足中国社会现代化对于人才需求的同时，以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今日条件，上述种种问题的产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长期付出的代价。
面对这些问题时，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是对于教研室的严肃的考验。一些教研室和个别教研员的做法，令广大教师不以为然，也将教研室推向前台，开始进入人们对基础教育种种现实问题反思的框架之中，接受人们的分析和考量。对于教研室的种种批评、责难此时已经显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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