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伟人的“另一个”贡献

时下，考试压力和升学竞争所带来的折磨，几乎是所有中国人没齿难忘的记忆。人人能够历数其斑斑罪恶，家家皆可痛陈其种种危害。实际上，考试及其压力由来已久，不必提什么科举制度，就是新式学校成了气候不久，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就已露端倪，其激烈程度一点不比今天逊色。前辈学人何兆武先生在回忆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十分传神地描述了昔日光景：

“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们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大概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2]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于1951年10月1日发出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指出，为使不同程度的学校互相衔接，升学需经过考试。”^[3]随着社会生活逐渐焕发生机，考试及其压力也开始抬头。1955年7月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指示指出：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是几年来存在着的一个问题。1954年秋季以后，发生了新的严重情况。学生的课外作业繁重、考试多。学生每天忙于应付作业和考试，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星期日也赶功课，经常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中。”^[4]可见，新中国建立之初，考试与学生负担这一对矛盾业已出现。此后，这样的文件基本上每隔几年都会下发，从未中断。

学生真正从考试中“解放”，只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解放恰恰是以整个教育事业的瘫痪为代价的。按照时间的维度，几乎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领域自废除高考而始，自恢复高考而终。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称：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信。^[5]从这一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消失了整整十年。很快，红卫兵奉旨造反，正常教学骤然停顿，全中国所有的中小学全部取消了正式考试。后来，中小学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了，教学在形式上有所恢复，却谈不上任何质量和水平。那时毕业的中学生，号称学习过语、数、外，也学习过理、化、生，却是真正的徒有其名。我本人便是在那个时期接受的中学教育，首先，一度没有高中，如北京1969届和1970届初中学生都是毕业便直接走向社会。其次，所学内容简单粗浅，即使从1971年开始恢复了高中，也基本没有多少改善。在1977年、1978年两年的高考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高中学生在成绩上远远无法与“文化大革命”之前毕业的高中甚至初中生相比。自然原因多多：毕业后无论成绩如何同样上山下乡使学生无心学业，家长知道学生前途出路与学业无关无意过问，老教师作为“臭老九”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惟恐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者不敢认真执教，新教师自己所受教育有限也无能规范从业……但以上种种之外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小学常规的考试制度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组成部分被彻底废除，因此，尽管那时教师也会给学生留作业，甚至也有期中期末检查（非正式的考试），但学生不完成也没有人敢较真，成绩如何更是无关紧要，是否及格没人关心，成绩出色或糟糕全无所谓。评价本身的诊断、调整、强化、教育作用不复存在，教学质量如何没有人真的在乎。平时没有考试，升学也无须考试，学生按照年级顺序从小学直接升入初中，再从初中升入高中，并且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就近入学。因为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工”：进工厂成为工人——可以留在城里，所以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出路；“农”：即通常所说“上山下乡”“插队”（也包括半军事化管理的军垦农场和建设兵团）；“兵”：参军，这在当年是最为让人羡慕也最为光荣的出路，但如愿者是少数。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洪晃女士就曾经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之际去美国读小学和中学，这大概是彼时的同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然是国家外语人才的需要使然，却绝对与一般人无缘，发生在极狭小的神秘领地。大多数学生的出路，与毕业于什么学校、学习成绩高低全无相关。前途如此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就近入学时没有任何学生和家长持有异议，与今天这样近乎惨烈的“择校”对比鲜明。

如今令整个社会头痛不已的考试竞争，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恢复，绝对是一出严肃的正剧，而且可圈可点。当中国社会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噩梦，教育领域第一个，而且迄今看来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恢复高考。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6]从而拉动了新时期教育恢复和发展的序幕，这一事件早已载入史册。

邓小平在考试方面对于教育的贡献，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中小学考试制度的恢复。很可惜，在各种研究中至今对此少有提及。如果让现在的年轻人分析历史，多半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结束，高等教育开始通过考试招生，那么中小学各种考试的恢复自然水到渠成。宏大的历史叙事固然可以这样言说，真实的演变过程却绝对没有如此简单。实际上，从高考的恢复到中小学各种常规考试的恢复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大约有将近两年。

邓小平恢复高考时，“文化大革命”余威犹在，毛主席关于教育尤其是考试的批评言犹在耳且地位至高无上，有几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因此，名正言顺地恢复各级考试在那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非具大魄力大智慧者不敢为，非位高权重者不能为。在恢复中小学正常考试制度这件事情上，仍然是这位世纪伟人高屋建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978年4月22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在谈到“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意见时，指出：“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办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7]须知，直至此时，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尚未到来，“三中全会”亦未召开，“两个凡是”^[8]仍然紧箍咒般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一重要讲话之后，全国各地才陆续正式恢复了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升学毕业考试。比如，上海市于1979年9月，率先正式恢复初、高中招生考试制度，^[9]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跟进。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得以“正名”，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终于名正言顺走上正轨。根据北京市教委一位领导（ZW，2009）回忆，“其实，一些地区和学校在高考恢复之后已经自动地在中小学开始进行各种考试，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都拥护。”但这毕竟是民间的自发式行为，不是正式的制度建设。中小学“理直气壮”地恢复考试，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讲话之后，比高考的恢复整整晚了两年。

迄今，谈到邓小平对教育的贡献，都会提到恢复高考，殊不知，邓小平在恢复中小学考试方面，同样功德无量造福全民。如果没有上述讲话，中小学教学秩序的恢复必然蹉跎延误，高考所孜孜以求的选拔人才的目的将难以获得坚实的基础。考试之于教学，之于学校教育，就如同质量检验之于生产，之于工业，没有考试，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是无从保证的，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由是，邓小平堪称尊重教育规律的楷模。可惜较少看到相关评价，甚至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