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基础教育各阶段的主要考试分别由各级教研室负责的说法，其实已经是明日黄花。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考试与教研室的关系陆续出现变化，折射着基础教育本身的发展，也对教研室产生了诸多影响。
基础教育阶段的考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学校常规考试、小学升初中考试（小升初）、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考）、会考、高考模拟考试。
每门课程的常规考试，即各种单元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是中小学运用最频繁的考试，虽然不像“中考”“高考”那样“生死攸关”，却与教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教师和学生了解教学成效、调整教学行为的主要依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考试为“因”，“中考”“高考”则为“果”，这些经常性的、常规性的考试，累计地、渐进地塑造和记录着学生的学业进步，并且最终决定着学生在那些决定性考试中的成败。
新时期以来，在全国不同地区，单元、期中、期末考试都曾经一度采用过市、区、县统一命题的形式。那时的市、区、县教研室就是出题的主要力量。后来这种情况逐渐变化，一是，由于学校之间的不平衡，大范围的统一考试难以适应不同学校的差异。二是，考试受到愈来愈激烈的批评，统一考试刚性强，更容易招致指责。据不完全了解，目前许多地区只有在期末或者学年末考试采用统一方式，以北京市中学阶段为例，期末采取全区统考，由各区自行组织。操作时也十分低调。至于单元考试、期中考试则完全由学校自行命题。
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还以北京市为例，尽管早就声称除期末外没有统一考试的今天，形形色色的常规考试也并非完全由学校自行其是。在近几年，我在北京市几个区的中学里面便多次看到不同学科以“单元目标”或“形成性单元测验”为名各区统一命题的卷子，当然是由区教研室编制，每个单元都有，只是使用这些卷子的行为则由各个学校自己组织。
就此，我专门请教了某区一位教研员（LT，2009）。
我：高一高二是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个小测验？
LT：当然有啊。
我：谁出题？
LT：我们（区教研室）出题。期末考试是统一出题，得知道学生的情况怎么样，学生也可以跟别人比一比，自己在这个群体里怎么样。别的像期中考试，区里不组织。
我：那单元考试呢？
LT：也不组织。
我：单元目标呢？刚才您不是说有小测验吗？
LT：那个有，但那只是练习，不能算做考试。
我：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啊，每个单元主要的东西必须得抓得准啊。这单元目标是一个教研员出，还是整个学科教研员一起商量？
LT：一个班子。像我这个学科，我带着几个骨干教师一起商量。确定下来，再到各个学校。
我：这还差不多。每个单元都这样吗？
LT：都这样。一个人主写，大家给提意见，讨论修改。不能一个人做。反正我们这教研室历来倡导的都是这样，这是集体的智慧。
我：不会是某个教研员一个人自己就出了？
LT：不允许，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商量，一定是集体智慧。平时的考试就是各个学校老师去出，因为不同的学校学生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呀。
这位教研员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十分有趣，刻意地将单元测验与“考试”区别开，首先承认有，接着强调那不是“考试”，用心良苦十分实在。据我的了解，北京市的学校对于单元测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这毕竟代表着一种“标准”。具体考查，学校之间态度也有不同，“名校”“重点校”，可能将其当作下限：必须达到的，在此基础上会有难度高于这种单元测验的其他考查。那些所谓薄弱校，则可能将其当作上限了，关注点在于有多少学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不同学校的教师都表示，无论是不是叫做考试，这个单元测验由区里面来出题是应当的。
在全国范围，“小升初”都曾经是相当范围的统一考试（直辖市或省会全市、地级全区等），后来则改为较小范围的统一考试（直辖市或省会下面的县（区），再后来取消考试，改为就近入学。全国各地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时间差别则比较悬殊。
1.艰难的历程
“小升初”是个挺不规范的术语。如果在从前，用官方话语，可以说它是“小学升初中考试”或者“初中入学考试”的简称，按民间理解，则是“小学生有选择地升入初中”或者“中学有选择地从小学毕业生中录取初中生”的简称。尽管时下没有几个人叫得出这个术语的精准全称，几乎所有小学生家长却都对其中的含义明白无误。作为一种正规的考试，“小升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消失了很多年，在改革之初，它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1985年3月28日，教育部印发了长春、石家庄、厦门、大同、昆明等五市初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材料，五市材料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取消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改为就近入学。并且在通知中提出了：“把小学校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13]
“在普及和基本普及初中的地方，应首先进行改革小学升初中的招生考试制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取消小学升初中的统一招生考试。凡按当地学籍管理规定准予毕业的学生，即可就近进入初中学习，对申请入学学生较多的中学，可试行小学保送，或推荐加口试，或其他适当办法，录取新生。”[14]
这是目前所见教育部最早关于“小升初”入学办法的文件，其中的基本思想——减轻学校和学生负担，主要原则——取消考试就近入学，一直贯穿在之后覆盖全国的改革中。
1986年3月6日，国家教育委员颁发了《关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办法的通知》，提出在普及初中的地方要“积极而稳妥地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并按学籍管理规定，凡准予毕业的小学生就近直接升入初中学习”。要求各地“应积极创造条件，从1986年暑假招生开始执行。确有困难的市、县，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先试点，逐步过渡，积极争取在近几年内完成此项改革。”[15]
1994年10月，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布了《国家教委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16]。在第二条意见“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提出：“要积极推动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小学毕业考试权要逐步下放给学校。已经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
1995年6月6日，国家教委基教司颁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初中入学办法改革的通知》。称“近10年来，在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努力下，这项改革总的进展是顺利的。到目前为止，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区在已经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实行了就近入学。”“但目前一些地方在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有一些地方虽已具备了条件，但尚未实施这项改革。”[17]
这样，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陆续实施以就近入学为主的政策，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制度。各地轮替进行了各种小学升入初中的“办法”，如就近、如择校、如推荐，有时独当一面，有时齐头并进，具体办法更是不断翻新。
取消统一考试之后，“小升初”迅速地从一个相对单纯的教育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焦点。无论在哪个省市，皆无例外，家长与政策开始了“猫捉老鼠”式的游戏，迄今紧锣密鼓。最开始，不少人对于这项政策还是比较相信的，相当数量的学生的确“就近入学”了。因此，一些过去生源比较差的学校——也就是在考试招生时学生往往不会填写在第一、第二志愿中，甚至在全部志愿中都不会填写的学校，成为这项政策的受惠者。一位薄弱初中的校长（LF，2007）至今不无留恋地回忆：
“刚刚实行这个政策的那两年，我们的生源真是前所未有的好，老师们也特别有干劲。我们从前的学生真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什么效果。生源好了就是不同，成绩马上就上去了。可惜，也就是两三年吧，择校风一起来，学生都想方设法地跑了。”
正如这位校长所言，在北京市，这项政策真正能够落实的时间也就是开始的一二年，此后，择校之风愈演愈烈，“就近入学”政策日渐形同虚设。去那些为人追捧的中学了解一下，真正住在附近的学生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有些依据种种原因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网开一面，完全不参加电脑派位，有些则每年要重新划定派位的范围。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大部分是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进来的择校生。
2.不能承受之“轻”
自从取消这种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后，几乎每年的“小升初”都会成为各地媒体的热点，为了升入心仪的初中，或者说为了避免沦为“就近分配”的对象，家长和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疲于奔命。备受争议的“奥数”“剑桥英语”，都因为曾经或者仍然在“小升初”中成为重要砝码，受到近乎狂热的追逐。家长的怨言、学者的批评、政府几乎年年更新的政策举措，成为定期上演的固定节目。而围绕着“小升初”，以提供各种择校时的“敲门砖”为内容的培训班、业余学校，居然造就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形成了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据说很有借此致富者，最为令人羡慕的就是其中不少人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买下位置优越、面积可观的房产。
最为典型的是“奥数”，虽然在“小升初”改革前也存在，规模却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试令学生负担更为沉重。一位拥有公立学校和奥数培训机构校双重身份的教师说：
“奥数培训一般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教学方式就是做类型题。一堂课就讲一种类型的题目，然后让学生做大量同类练习，掌握解题思路。到六年级参加的奥数考试是最后的目标。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次考试的筛选都约为1/10，因此，最后能进入二等奖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几，都算极优秀的学生。”[18]
学生负担未能减轻，家长的负担却实实在在加重了。以成都为例，“根据初步调研，奥数的培训学费，加上由此衍生的买教材、参加奥数考试等，成都一个孩子学习奥数的平均费用支出是上万元。整个成都奥数培训市场约有6亿元。这个市场养活了大约500～600家培训机构，这里面还不包括难以统计的奥数私塾。”[19]在这些可以计算的数字之外，还有难以统计的无数学生和家长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
“奥数只是学生择校和学校挑选优质生源的一个选择标准，只要择校的动机仍然存在，奥数就禁绝不了。”[20]对于“小升初”的乱象，一些教研员的态度十分明朗：“如果考试，学生也会有负担，但肯定比现在这样要好得多。”这种说法，实际上与现在许多家长的态度是一致的。
下面是北京市发行量最大的两家平面媒体在2008年的几则相关报道。
2008年3月20日，报载，“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今年‘小升初’政策将试行小学推荐入中学的方式，各种实验班将被禁止招生，但艺术教育特色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活动示范学校等特色学校可以在全区范围招收特长生。”[21]
几乎话音未落，关于“推荐入学”的具体办法还未出台，《北京晚报》就刊登了如下文章：《学校家长联手破解小升初禁令》。
“尽管今年小升初政策还没有出台，（其实是具体办法还没有出台，作者注）但是本市部分学校已经启动了小升初招生工作。今天上午，有两所学校召开了‘小升初咨询会’。记者在现场发现，此前家长们担心的各种招生困难在学校的‘灵活变通’下纷纷迎刃而解。”[22]
该报详细介绍了这些具体办法：
“实验班”改名“特色班”：
今年市教委明确规定，取消所有学科实验班。不少家长担心，这样的变化会使学校的招生变得无据可依。但在今天上午某中学的招生咨询会上，所有家长都领到了一张“学生情况登记表”，上面有一栏清楚写着；选择何种特色班（画对钩），后面则是语文、数学、英语三个选择。发表格的老师对家长们解释；“特色班”就是“实验班”，因为教委规定不能招实验班，所以把名字改了。学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区里会对部分优秀学生进行推荐入学，但那是针对少数好学生的，推荐目标也是少数示范校。对其他多数学生来说，择校还是必需的。”现场马上有家长对这位负责人的话表示赞同。
以“师生交流”为名进行测试：
“学校发给学生的‘情况登记表’上，最主要的就是‘获奖’情况一项。”“孩子们拿着‘情况登记表’去和老师‘交流’。一位从‘数学交流教室’里走出来的学生对家长说：‘就考了三道题，行程问题、比例尺和计算，题不太难。’”
跨区入学有途径：
“小升初‘就近入学’原则在‘变通’下也变得并非‘不可逾越’。”“‘只要是北京市户口，都可以到我们学校就读，并且不收赞助费。’学校负责人的话让家长们很宽慰。‘外区学生我们可以接收，但是需要家长把孩子学籍拿过来。孩子的学籍派到了哪所中学，就从哪所学校拿过来。’”[23]
不久，《北京青年报》于2008年5月12日登载了“小升初‘推优入学’确定实施细则出台”文章，称北京市基础教育最好的西称区、海淀区等首批试点。“今年小升初试行的推优入学，是指小学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综合素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学业成绩等一定标准，选出一些优秀学生向重点中学进行推荐，同时满足家长择校、中学择生的现实需要。因此，学生要想上个好学校，第一步必须入选‘推优学生名单’。”
“试行推优入学的区县都制定了各自筛选优秀学生的方式……基本上都采取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梯队筛选的方式。”方式十分复杂，简单说有几个方面：
首先，推优资格分梯队筛选。获得一定荣誉称号或综合素质全A者才有资格参加小学优秀毕业生推荐。小学生的荣誉称号包括：全国十佳少先队员标兵、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北京市十佳少先队员标兵、北京市十佳少先队员、北京市红领巾奖章、北京市三好学生、区十佳少先队员标兵、区十佳少先队员、区红领巾奖章、区三好学生、区全面发展优秀小学生奖。另外，综合素质全A指的是本届小学毕业生在五年级（区级监测年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小学生素质发展报告单》中获得全A。[24]
由于推优名单有限，因此是否具有资格按梯队进行。①获得全国和北京市级别荣誉称号的学生肯定获得资格，这部分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5%；②为获得县（区）级别荣誉称号的学生、学科成绩全A；③为五、六年级参加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各项竞赛获奖者；④还有五、六年级曾担任大队委、中队委或班委者。
其次，推优比例按学校分配。各县（区）自行确定推优比例，如西城区为30%，海淀区平均比例为11%，东称区为10%等。据说具体到小学还有差异，比如海淀区有的小学推优比例最高为15%，据悉，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学校获奖的学生更多一点。（像许多北京人一样，我大概能够猜到这些学校的名称）
推优录取摇号决定。推优并不是把学生推荐到某中学，而是学生先填报志愿。据悉，海淀区允许学生填报五个志愿，西城区则允许学生填报三个志愿。志愿必须填满，不允许出现只填报“北京四中”或只填报“人大附中”这样的情况，否则将按照弃权处理。这是为了不影响整个计算机派位程序的正常进行。录取会按照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样的排序依次录取。首先，将学生按照第一志愿学校进行划分，然后再根据志愿学校招生计划进行电脑随机摇号。如果报考的学生数低于招生数，则不用摇号全盘录取；如果报考的学生数超过招生数，则按照一定的程序由电脑摇号产生。[25]
询问当年小学毕业生的家长，回答依家长的身份各异。不过大家都承认：推优、就近、特长……其实名堂很多，“水很深啊，既然如此，真是还不如考试算了。”许多家长这样表示。
家长和学校的联盟，迫使政府每年政策翻新，结果导致“小升初”不断地“水涨船高”。“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在前几年又成为学生和家长趋之若鹜的一些名校的录取筹码。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PETS），是教育部考试中心设计并负责的全国性英语水平考试体系。共分5级：
PETS－1：一级是初始级，其考试要求略高于初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PETS－1B是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附属级）。
PETS－2：二级是中下级，相当于普通高中优秀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此级别笔试合格成绩可替代自学考试专科阶段英语一、文凭考试基础英语考试成绩）。
PETS－3：三级是中间级，相当于我国学生高中毕业后在大专院校又学了两年公共英语或自学了同等程度英语课程的水平。（此级别笔试合格成绩可替代自学考试本科阶段英语二考试成绩。）
PETS－4：四级是中上级，相当于我国学生高中毕业后在大学至少又学习了3－4年的公共英语或自学了同等程度英语课程的水平。
PETS－5：五级是最高级，相当于我国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结束时的水平。是专为申请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设立的英语水平考试。
这样一个原本与小学生全无干系的等级考试，就因为在“小升初”择校中“利好”，受到小学生及其家长热捧，无数小学生的周末消耗在服务这些考试的各种名目的培训班中，于是，教育部下令小学生不得参加。没想到——也可以想到，出现了新的替代目标。
“2007年5月，教育部下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能报名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各地考点不得受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集体或个人报名参加‘PETS’。至此，‘PETS’这张每年有近10万北京中小学生报名参考、在‘小升初’中最具含金量的证书退出‘小升初’舞台。”
“然而，按下葫芦起来瓢，‘三一口语’‘剑桥五级考试’、‘北京英语水平考试（BETS）’随即成为进入重点初中校的敲门砖”。据了解，“这样一来，小学生们从为一张证书奔忙转而为了三场考试而奋斗。”
“由于这三场考试所要求的侧重点不同，所以他们要参加相应的冲刺班，一一准备逐个‘赶考’成为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最主要的‘课余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考取‘三一口语’6级或7级证书、剑桥英语二级或三级，PETS—3并不容易，孩子的英语水平需要达到高中毕业乃至大学二年级水平。”[26]
这样的考试无疑令本来沉重的学生负担变本加厉，于是便有各种取而代之的主张和办法。然而，关于公平性的担忧便立刻成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浓重阴云。
“海淀区今年的小升初推优政策首次推行打分排队方式。出乎学生和家长的意料，孩子担任班干部经历，竟然为‘小升初推优’赢得主动：打分排队的最高评价分为100分，共涉及四大项48小项，学生干部首次享受2分至4分加分。消息一经公开，立即引发各方争议。”
“根据‘赋值表’显示，可以享受加分的学生干部岗位有三种，分别为大队委、中队委和班委，其中大队委加4分、中队委和班委均加2分，不能累计加分。按照小学校长和学生家长的介绍，享受这个待遇的学生干部岗位在岗时间限定为5到6年级。”
“按照海淀区今年的小升初推优政策，一个学生最高普及为100分，其中荣誉称号最高30分、学业评价最高60分，只有评价为A才能记分、竞赛获奖最高6分。由此看来，对于竞争之激烈不亚于高考的‘小升初’来说，因担任学生干部而获得的4分加分‘含金量’不可谓不小。”
许多家长认为，这种政策会加重不公平，引发“潜规则”，有教师表示，要用足政策，轮流“提干”。专家认为，导向不好，小学生当班干部本来是培养为大家服务意识，与升学挂钩，会让孩子从小产生干什么都想要利益挂钩，太过功利。[27]
择校引发的“灾难”，导致人们将满腔怨气指向了那些中学，那么，中学能不能不择生呢？
“‘小升初’已经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家长‘狠心’、孩子焦心都只为能够进入心仪的中学。然而，另一方面，在公众心目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被疯狂追捧的名校压力也很大。升学率是有关方面与社会各界评价中学优劣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在校际竞争和区域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为了在今后的‘升学大战’中占尽先机，抢夺优秀生源争取将好苗子尽收门下，便成了各名校竞争的战场。一方面要尽量‘跑马占地’；一方面又要防止竞争对手‘戗’走好学生，于是，培育优秀生源从原来的小学五六年级提前至三年级，‘内定’好生源的时间也越来越提前。”
“个别重点中学甚至到周边的知名小学里培养自己的‘生探’，让这些老师提供优秀学生的名单和联系方式”。
“名校越来越青睐自己培育的优秀生源，公办名校除了完成规定的‘划片”招生任务外，剩余计划的90%左右会录取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定向培养’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开办一些名义上为民办、实际上是名校自己主办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从娃娃抓起，小学三年级就要开始冲刺。哪些培训机构与哪些名校相‘对应’，家长们心知肚明。追逐名校的第一步就是追逐名校操办的培训班，太‘专一’有风险，那就多多‘占坑’，多报班，多上几个不同的培训机构。”[28]
尽管越来越多疲于奔命的家长高呼：“子女恢复考试算了，眼下这却是无法办到的。”
“海淀区一位重点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既然是要选优秀学生，必须要有个标杆。但是义务教育又不允许考试选拔，于是各个学校只能自己制定选拔标准。由于校际标准存在差异，家长们也担心只报一所学校保险系数不够，于是，无标杆反而造成多标杆，家长和学生周末上‘班’现象。”
深受其苦的家长越来越推崇考试，“与其这样带着孩子盲目地不知深浅地学习赶考，还不如区域内实行统一选拔考试，公布统一考试内容。”许多家长表示，统一考试尽管累，但标准统一，孩子学习压力也不小，但至少知道孩子应该学什么，考试考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按照现在小升初选拔的路子延续下去，小学毕业生英语达到研究生水平都有可能。还不如恢复原来的政策，比现在省心。”
“但是，‘小升初’考试不可能恢复。就初中入学是否恢复考试问题，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曾多次组织调研交流，最终确定绝不恢复考试。”[29]什么原因？未提。
真是让人头晕眼花，一个小学生上初中的事情，竟然如此复杂。难免让人生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绝非事后诸葛亮，当年北京市准备此项改革，我不仅与闻其事，而且多多少少参与其中，虽然人微言轻，却态度积极。当时的想法十分“正当”，百分“冠冕”，千分“合理”，万分“公平”：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且义务教育阶段应当淡化竞争。并且，当时的假定是：大家会遵守规则，学校之间的差距与生源有关，如果每所学校的生源达到均质，即都有能力、成绩水平各异的的学生，可以采用分层教学的方式解决差异，令不同学生适得其所地发展。现在看来，实在是将问题看得简单了，制定规则的人会带头违反，而分层教学也始终没有获得合法性，结果，不仅各种名目的“择校”大行其道，而且金钱、权力一齐上阵，学生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
“在没有统一考试的情况下，初中校的教育资源不均衡与家长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让‘小升初’成为充满火药味的字眼。为在这场战斗中胜出，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被更早地卷入到‘小升初’的准备轨道中，奥数、英语、作文、文体特长等一连串的竞赛、考试让他们沦为‘考奴’，不肯放过任何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而那可以与高中乃至大学水平看齐的奥数、英语题目却在透支着孩子们的明天，让他们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30]
不可承受之“重”实则来自不能承受之“轻”。从考试到就近，“小升初”改革的制度设计，归根结底无非一句话，减轻学生的压力和负担。然而，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虽然取消了统一考试，“小升初”改革的结果早已与改革初衷南辕北辙，制度内的考试退场，为种种周旋在制度边缘的“灰色”行为打开了大门。
“小升初”考试的取消直接弱化了教研室的权力和威望，在一些地方，也导致了教研室在内部机构上的萎缩。北京市某区一位已经退休的原小学某学科教研员（NG，2009）说：
“以前小学教研员配备普遍要比现在力量强得多。虽然不一定像中学那样每个年级专门设一个人，但低、中、高三个年级段差不多都分别有专人负责的。现在你可以看看，很少有这样的了。”
这话不错，在一定程度上，一些校长和教师也表示，现在虽然还是忙，但用于教学方面的精力比从前确有减少。“倒是那些校外培训班之类，把我们过去那些经验都学去了。集体备课啊，相互听课啊，据说很严格。孩子的负担不过是从校内转移到校外了，还赔上了家长，当然更得多花钱。”（LN，2010）
说到底，取消制度内的考试很容易，一份文件，一道行政命令足矣，而人们对于优质教育的追求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取消”的，更不会因为红头文件或行政命令而罢休。如何令“小升初”做到公平有效，才是正确的思路。“小升初”改革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不断地提醒这我们，对待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应该如履如临。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近年来存在着“改革意识形态”，表现为“改革即进步。认为只要有改革，就会有进步……，把改革视为发展、进步的唯一途径”。“改革有理。认为改革总是有理的、正确的”。“改革即合法。认为改革是破旧立新，新的总比老的好，越新越好。改革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改革就是合法性的标准”。这“是一种把改革理想化、绝对化和权威化的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31]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种反思体现了可贵的冷静和理性，随着基础教育的发展，的确需要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改革持有更加审慎的态度，仅仅凭借着良好愿望，肯定是不行的。严复曾经在1906年给熊纯如的信中这样说过：“须知吾人所身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32]回顾“小升初”改革的今昔，焉能不感叹老先生所言之精辟！
附录：2009年海淀区小升初主要赋值评分项目[33]
1.荣誉称号，最高30分，最低8分。其中全国十佳少先队、全国十佳少先队标兵、北京市金帆奖获得者均为30分；北京市银帆奖、市长奖均为28分；市级三好学生25分；市十佳少先队、市十佳少先队标兵、市红领巾奖章均为22分；区三好20分；区十佳少先队、区十佳少先队标兵、区红领巾奖章均为15分；三年校三好12分；两年校三好8分等（备注：除了校级荣誉外，要求获奖时间为2008年1月以后；只取最高，不能累计）。
2.素质评价，总计60分，只有考试等级为A才能记分，其中包括五年级全区三科统测，一科记3分；科学、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音乐、美术、体育课等6个学科能力考核，一科记2分；健康状况评价，记2分；关键素质评价，记2分；个性特长发展评价，包括规范汉字、百首古诗、生活技能三项，一项记2分；其他29项成绩，每项记1分（备注：只有评价为A才能记分）。
3.科技、艺术、竞赛成绩，最高6分，最低1分。其中国际级别记分为4—6；全国为3—5；市级为2—4；区级为1—3（备注：获奖证书必须经过相关认定）。
4.学生干部岗位，最高4分，最低2分。其中大队委4分、中队委和班委均为2分。
中考也是一个简称，完整的表达是：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中考也是社会知名度很高的教育词汇之一。按照中国目前的形势，从初中升入高中这个环节，因为距离高等学校的门槛又近了一步，自然比从小学升入初中更为隆重。
1.权力下放
中考的基本情况是，在全国范围，曾经都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大概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变化。先后有差别，速度有快慢，但趋势相同，即权力下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命题考试权力交给下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当然，具体的操作则是各级教研室。以四川省为例，90年代仍然是全省统一命题考试，21世纪初，中考已经由各个市、州自己负责。一般各个市和州仍然采用统一命题考试，也有个别例外，比如成都市的双流区，便是自己单独命题组织考试的。
以下是北京市2010年中考科目及时间安排
6月24日（星期四）
上午8：30—11：00考语文
下午2：30—4：30考物理
6月25日（星期五）
上午8：30—10：30考数学
下午2：30—4：10考化学
6月26日（星期六）
上午8：30—10：30考外语
其中英语听力考试时间为：8：30—8：50
（北京市中考总分为570分，其中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物理100分，化学80分，体育30分。）
中考一直是与教研室关系十分密切的考试。仍然以北京市为例，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了许多年。1982年，北京市的城区和近郊区由市教育局确定命题原则和考试范围，由各区自行命题、考试。远郊县则由市教育局统一命题。所谓市教育局命题，即由市教研室承担，各县（区）命题，即由各县（区）的教研室承担。虽然那时已经有县（区）自行命题一说，但在1995年之前，命题原则和考试范围仍然是由市教研室规定的。从1995年开始，海淀区开始自己独立命题，后来，独立命题的县（区）逐渐增加，直到最后取消全市统一考试。不过，虽然说是独立命题，有些县（区）并不是真正自己来做。具体办法是，市里面建立统一题库，各县（区）可以按照需要到题库里面去选择题目组成试卷。另外，据说还可以采用其他县（区）的题目。比如，A县认为海淀的中考题目质量过硬，便可能与该区教研室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届时，海淀区县在印刷试卷时，会按照A县所需的数目加印试卷。这种情况，主要由地处农村的县（区）向公认教学水平较高的西城、海淀提出要求。自然，其中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
对于中考权力下放到县（区），褒贬不一。反对的人认为会造成各个县（区）考试水平的差距，特别是，有一部分高中是全市招生的，而且恰恰是所有人关注的名牌高中或说重点高中、示范高中等。考试水平的不一致引发这些学校在录取高中新生时麻烦，学校与各县（区）之间的摩擦争执都是可以预料的。对此，教育行政部门会要求各个名校，例如大名鼎鼎的北京四中，向各个县（区）分配名额。比如，某县5个，某县8个，这样，无论这个县的考试水准如何，进入前5名或前8名的学生就有资格上四中了。如果统一考试，很可能，这个县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进四中。支持者则强调，各个县（区）的水平差异客观存在，统一命题很难把握尺度，究竟应该以谁为准？分配名额实际上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激励相对较差的地区努力提高自身教学质量。
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1世纪之初的课程改革开始后。2003年，海淀区作为北京首先参加全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实验区，由于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与尚未进入改革的其他县（区）不同，已经无法按照北京市的标准组织中考，于是，海淀区的中考则由北京市考试院（1996年，由原来的高招办、中招办、成招办、自考办等单位合并成立）负责。随着课程改革规模的不断扩大，北京市各个县（区）陆续进入国家课程改革，于是每年都有不同的县（区）在中考时脱离北京市教研室的控制，进入北京市考试中心（院）。目前，事实上成为由北京市考试院为各个县（区）命题。具体的做法是，由市考试院组织人员构成命题班子，当然，市、县（区）教研员仍然会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出题和阅卷的主力军还是教研员这支队伍。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教研室在中考上的权力萎缩了。
考试院负责中考，不仅是削弱了教研室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对于教研室指导教学造成了威胁——没有决定考的权力，对于如何教难免惶惑，所谓没有指挥棒就是这个意思。据称，目前考试院和县（区）正在对中考进行协商，争取权力“回归”，不过仍未尘埃落定。
2.欲说还休
既然利害超过“小升初”，中考改革自然分外牵动人心。可以设想，中考改革的得失成败会引来较“小升初”更为强烈的社会反响，触动各个社会层面更为敏感的神经。
中考改革起步比较晚，一段时期内的变化只是在权力的转换。开始大张旗鼓地改革，是在20世纪末由教育部发起，基本与新课改同步，指导思想是，“新课程中考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与评价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丰富人才评价标准，合理淡化考试竞争，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其目的就是要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推进课程改革，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目前，可以说改革过程基本完成，“2008年6月，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进行了新课程中考。这标志着中考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34]
简单回溯，改革的主要过程如下：1998年4月，在江苏省苏州市、湖北省荆门市等7个地区启动中考语文考试命题改革，1999年4月，在上述基础上提出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的重点是，各科命题要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要符合学科特点；提高命题的科学性。要严格考试管理。”[35]
2003年，教育部组织“由高校专家、教研员组成的全国中考评价课题组，在各地自评的基础上，连续6年对全国各地的中考命题和组织工作进行评价，提出中考命题、审题、阅卷及评价的建议。连续4年组织专家对各地中考命题人员进行培训”。2002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教基[2002]26号），提出要建立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明确了评价内容和方法。要求中考命题“必须依据国家课程标准，杜绝设置偏题、怪题，要采用形式多样的考试方式，使学生在考试中有展示特长和潜能的机会”。
改革的具体措施：“初中升高中的招生录取中，要综合考虑学生的整体素质和个体差异，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除考试成绩以外，可试行参考学生成长记录等综合评价进行录取。积极探索建立招生名额分配、优秀学生公开推荐等制度。”[36]
改革的成效：“据教育部2007年的调查，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组织了与新课程相配套的中考改革，”改革成效主要表现在：在考试命题方面，加强试题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杜绝设置偏题、怪题。改变单一纸笔考试，理科加强实验操作考试，文科增加开卷或开卷与闭卷结合的考试，英语听力考试得到关注，大多数地区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为考查科目。一些地方积极尝试将学业考试的成绩以等级的方式呈现，改变‘分分计较’的做法，消除‘名次’生成的基础。一些地区尝试多次考试，缓解‘一卷定终身’给学生带来的压力。90%以上的地区开展了综合素质评价，70%以上的地区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投档线或入围条件。评价内容包括思想品德、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六个方面。[37]”
从上述报道的文字看，改革圆满成功。实际上，像许多官方主导的改革一样，在宣告成功的同时，也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必须承认，改革的初衷善良美好，但就如前面一再所说，考试竞争也罢，学习压力也罢，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教育本身，而是来自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因此，希望通过一个考试改革便能够解决，未免天真。而用力过度，更可能事与愿违。
就以上述报道所提到的“综合素质评价”为例，北京市的尝试便引起轩然大波，至今尚未平息。
2008年10月21日，《北京青年报》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惊现多种怪胎》为题，对北京市的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做了专题报道，称“被称为基础教育破冰之举的综合素质评价正遭遇尴尬”，其中罗列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怪胎一：雷同的多胞胎
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校长坦诚地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比如有的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就是那几句话：‘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向上，体育好，学习好等。’这名校长感慨地说，‘有的老师给学生写了十句话，一句都没反映出学生的个性特点，这样的综合素质评价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认为应该写得细节化一点，同样是写学生体育好，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写他积极参加运动会或者认真做广播操等。’‘目前，在高中综合素质评价采集的数据中，尤其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基本大同小异，更有甚者完全是拷贝粘贴。’某区县一名负责高中新课改数据采集的老师无奈地说。”
怪胎二：人人都是优秀
‘综合素质评价分为四个等级，我们不允许老师给学生打D，除非学生表现特别不好。’朝阳区一所中学校长说，‘综合素质评价本来是阶段性的评价，我们担忧使用者把它定性为学生永远是这样。’校长们告诉记者，综合素质评价如今被提升到可以左右学生升学、就业的高度，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因为学生阶段性表现不好而毁了他们将来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肯定学生的优点，像学生打架或者受到处分等肯定不会往里写。但是学生毕竟不是神仙，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一些缺点。‘既然这些缺点不可避免，我们就采用婉转的表达方式。’海淀区一所普通中学校长说，‘比如某学生的字写得很差劲，考虑到学生长久发展问题，老师会这样写：希望你的字写得更好一些，再婉转一些会这样写：如果进一步努力，你的字会写得更漂亮，这种表述也给学生一个发展的空间。’多名校长告诉记者，为了消除这个婉转可能给学生将来造成的负面影响，学校都要求老师不写缺点。‘这样的处理比较好’。学长们说，‘没有写一方面意味着学生在这方面有缺陷；另一方面也让使用这个评价的人自己去理解。’
尽管如此，来自宣武、崇文、石景山、海淀、东城、西城、顺义等县（区）的绝大多数校长表示，学校会通过种种努力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性，‘我们既不轻易给学生打D，但也绝不有意拔高。
怪胎三：可逮着机会了
为了突现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参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人比较多，除了学生本人自我评价外，还包括父母、老师、同学等。只要有人参与，必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情绪化，有的甚至说‘可逮着机会了’。在这些参与评价的人中，父母和学生一般都只会‘弘扬’自己的优点。老师和同学的评价则出现了多元化。记者采访发现，绝大部分老师和同学的评价都比较客观，但少部分人的评价情绪化严重，有的甚至还充满打击报复的倾向。‘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海淀区一所普通中学校长说，‘学生课堂表现不好、学生之间关系不好，都有可能趁此机会给予低评价。’为了避免教师中出现这种打击报复行为，许多中学在向上级单位正式提交数据之前，学校相关负责人都要逐一审核老师的评语。校长们说，学校成立评价组，先对学生大致进行分类，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登录填写，‘这时老师的评价不完全是个人行为。’为了更客观一些，部分学校甚至允许学生自己先看自己的初步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提出复议，评价组要重新对其评议，确认不予调整的要给学生解释。”[38]
即使不去考虑考试竞争的复杂社会背景，单从技术上，“综合素质评价”也缺乏可靠性。从各个方面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取代孤立的分数比拼，当然是好事，如果能够保证公平公正，恐怕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可惜，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人的各种能力、情感、品德的评价，仍然没有达到公认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的技术。所以，并非人们死死抱住分数不放，实在担心金钱、权力、关系等会令愿望美好而技术无保证的综合素质评价被侵蚀、被扭曲，在今天的中国，谁能说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呢！
相映成趣的是，另外一个直辖市天津，却出台了似乎与中考改革不大协调的政策。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在2008年11月发出《关于停止对初中毕业生中部分特长生加分的通知》，决定从2009年起，停止对初中毕业生中的体育类、艺术类、科技类、学科类特长生加分。有报纸冠以“废除特长生加分制度利国利民”的标题登载了这一消息，评论道：“教育界希望以培养特长生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期待不但落空，甚至还强化了应试教育，增加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特长生升学加分’，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名目繁多的校外‘奥赛班’、外语班、声乐器班、美术班、竞技体育培训班等应运而生，分级设置，俨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教育产业链。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争相为孩子报名学习，甚至强迫他们培养‘特长’。一些学校和教师还打破正常教学秩序，把精力投入到校园之外能赚取外快的特长生辅导班上。而‘特长生’在一些地方甚至演变为‘特权生’，开具虚假‘特长生’证明，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39]
想来天津的尝试也不会一帆风顺，各种各样从可能从“加分”政策中受益的社会成员势必设法“突围”，结果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1.最年轻的考试制度
会考“指检验毕业生是否合格的一种考试。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进行宏观控制的一种手段，确保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考试命题限于学科的基础知识部分。各门学科会考通过，即为合格的毕业生。它属水平考试，不分等第。”[40]民国时期中小学都实行过会考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废止，直至改革开放后高中会考重新出现。[41]
对于学生来说，会考比高考的压力小得多，不过考试的科目要多出许多门。高考是文理分科，除语数外为共同必考外，两类的学生分别可以免考某些科目。这主要是因为会考与高中毕业证书挂钩，因此所有课程包括计算机、体育等也要通过。只有全部科目通过，才能够拿到证书。会考也不像高考那样集中在三天之内，而是分散在高中各个年级进行。过去一直是从高一到高三都有，新课改以来，则集中于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各科成绩分为ABCD四个等级，C以上为及格。因为难度要显著低于高考，所以一般说大多数学生都能够顺利通过。
新课改后，会考分为两个部分，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等科目为市级会考，由市教研室出题，全市统一时间，统一阅卷，统一登分。计算机、通用技术、音乐、美术、体育等为区级会考，由区教研室出题全区统一考试。具体科目的考试年级各地也有细微差别，以成都为例，2010年会考情况是，高一末：会考地理、历史；高二末：会考物理、生物、化学；高三上学期末：会考语、数、外、政治。
与其他考试相比，高中会考是新中国基础教育中最年轻的考试制度——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在研究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有关经验后推行。1985年开始普通高中毕业会考试点，1990年在全国各地推广实验，1993年成为正式制度。[42]为什么要推行这种考试？有学者概括了会考的最初意图：“当初决定建立高中会考制度时，有两个想法，一是顺应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历史趋势，在高中阶段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要稳定高中质量；二是通过省级高中会考制度的建立，使高中教育质量的评价更加科学化，从而促进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为青少年全面而健康的发展，创设一个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43]
上文中的“一”是指高中普及之后，以正式的会考作为高中毕业的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于普通高中的任务始终定性为“双重任务”：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毕业生，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也就是普通高中应该为学生做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但国情所使，普通高中实际上始终“挣扎”在双重任务之中，在相当比例的学生和家长看来，读高中本来就是为了上大学的，因此，双重任务始终是镜花水月，新中国的普通高中一直扮演着国外曾经或仍然存在的“大学预科”角色，单凭建立会考改变这种状况其实很难。“二”是指通过会考监督高中教育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有相当的难度水平以保证区分度，而会考则更主要是水平考试：学生是否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标准。会考将高中毕业资格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考查，高考的职能可以更加纯粹，专门应对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的需求。然而，这样一个许多国家普遍认可的性质，在中国却成为会考坎坷命运的隐患。
20世纪90年代后，会考已经在全国普遍实施。如前所述，内容的全面性和对象的全员性令其规模可观。一年一度的会考任务繁重，从命题到最后的发布结果，所需的人力和物力大约仅在高考以下。这项工作整体的组织部署，主要由各省级教研室承担。下面是2006年北京市有关会考工作的总结，窥一斑见全豹，可以大致了解一个自然年度中这项工作的主要节奏和内容，大致体会到工作的分量。
“1月9—19日，基教研中心负责进行了北京市2006年春季普通高中毕业会考阅卷工作，9个学科的命题负责人主持了学科阅卷工作。在王燕春副主任的带领下，共有10位教师参与了组织工作。本次阅卷工作共调集全市400位教师，经过11天的紧张工作，共完成9个学科计30多万份试卷的阅卷工作。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四个学科进行了网上评卷，大大提高了阅卷的效率和公平性，取得良好的效果。”
“4月21—29日，基教研中心中学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九科教研员在王燕春副主任带领下，投入到紧张的2006年夏季北京市高中会考招生考试的命题工作之中。基教研中心相关教研室自本学期开学之初即开始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保证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6月28日—7月10日，基教研中心负责进行了北京市2006年夏季普通高中毕业会考阅卷工作，9个学科的命题负责人主持了学科阅卷工作。在王燕春副主任的带领下，共有14位教师参与了组织工作。本次阅卷工作共调集全市600位教师，经过9天的工作，共完成9个学科计50万多份试卷的阅卷工作。”
“12月4—12日，北京市2007年春季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的命题工作在大兴校长大厦举行。在领导小组组长梁威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燕春副主任带领下，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生物9个学科的44位教研员或教师参加了此项工作。在日程紧、难度大的情况下，经过8天紧张的命题工作，按计划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今年的命题任务。”[44]
较之中考和高考的面目严峻，会考要温和得多。学生如果第一次没有通过，可以再考。比如，高一时没有通过，可以在下一年，参加下个年级的考试。即使高中结业时还有科目未通过会考，也可以在之后的几年内再次考试，直至通过。早在课改之前，北京市还增加了春季会考，也是出于对学生更周到的考虑。一位北京市教研员（GF，2008）对此做了如下解释。
“主要是为了多给学生些机会吧。本来会考在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有，会考不通过，是没有资格拿到毕业证书的。如果只有一次，那么可能一些学生就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书，因为哪怕只有一科没通过也是没有合格。有了春季会考，学生就可能再争取。实际上参加春季会考的学生经常比参加夏季会考的种类多，比方有的已经出国了，在补习语言，准备在国外读大学，但对方要高中毕业证书，这样就得回来把原来没有考的科目补上。还有的已经工作了，希望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另外，在校学生参加春季会考的也很多，有的是第一次没有通过，高二了把高一的会考科目再考一遍，也有的是学生成绩比较好，想早点把会考过了，这样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高一的学生参加高二的会考。
春季会考与夏季一样，也是全科，9个科目都有。难度吗，基本也是一样的吧。”
2.“与生俱来”的纷争
从产生之初，会考便陷于种种纷争。
“其实，就具体的考试制度而言，不论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总结近百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历史，以水平考核为宗旨的会考制度，可能会比以选拔为目标的招生考试制度要有生命力，更有发展前景。”[45]话是不错，通过与选拔性高考相分离的会考，对于学生高中毕业的资格给予认定，不是很有意义吗？然而，几乎是从一开始，会考制度就隐含着后来的两难处境：如果坚持质量标准，考试便自然要有一定的难度，这样便可能会有部分学生由于无法通过而拿不到高中毕业文凭。如果放松标准，学生基本上都能够通过——许多地方正是这样做的，会考本身便沦为形同虚设。事实上，会考制度实施后，很快就产生了一些争论，不同意见主要也有两点：一是会考存在的必要；二是与高考的关系，围绕着这两点，关于会考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教育部有关文件指导下，开始于2000年的新一轮会考改革是在极大的争议中开展，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全省统一的高中文化课会考有无存在的必要，会考与高考的关系等问题。三年来，许多省市陆续配合高考科目设置方案改革，对已建立十年之久的会考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广东为代表的省市将省级会考的权限完全下放到学校；以江苏为代表的省市取消了全省统一文化课考试，保留实验考查；而以上海为代表的省市则在重新对会考进行定位思考的基础上，配合高考改革，恢复了省级会考制度；还有就是以北京、浙江、河北等为代表的一批省市在保留着原有高中会考同时，加大全面深入改革会考制度的步伐。”[46]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地听到有关会考的各种各样的消息。2005年4月，四川重庆江津市政协委员、江津中学教师张晓宏提出关于取消高中会考的建议。张晓宏在建议中说，现行的高中会考制度已不合时宜，存在着增加学生负担、分散学生精力、助长作弊之风三大弊病，应该予以取消。[47]2005年，贵州省教育厅决定，从该年秋季起，贵州将不再组织全省统一高中会考。这标志着贵州省实施了16年的统一高中会考制度告别历史。[48]从2007年秋季开始，湖南将全面进行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与高中课改相配套，拟取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高中会考制度，并将尽快着手研究普通高中高考改革方案，颁发新的《考试大纲》。这是记者日前从湖南省教育厅获得的消息[49]……
为什么，仅仅十几年时间，一项由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推行的考试，就面临如此的境遇？
3.本来面目与水土不服
在“原籍”法国，会考制度地位显赫。高中毕业会考，是法国的国家级考试，历史久远，享誉国内外。因为没有专门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学毕业会考文凭在法国既代表中学教育的结束，也是学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凭证。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始于1808年，普通文凭考试由来已久，技术文凭考试和职业文凭考试则分别设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是法国教育的标志，也是法国公民心目中教育机会均等和民主化的标志，其权威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推崇。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的会考产生了诸多变化，但其主要性质仍然稳定：证明考生的高中毕业资格，赋予考生进入高等教育的身份。很明显，会考在法国的尊贵地位，来自其双重功能，与其在高校入学中的作用不可分。
中国在采用会考制度之初，对于法国会考的研究可谓充分。然而，对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却没有做出恰当的解决，这就是与高考的关系。取代高考是不可能的，高考在先而且树大根深，既然如此，问题就变成了是否与高考建立联系，以及怎样的联系？由于高考竞争的激烈，每年都有庞大的“落榜生”大军，这些学生不仅高考失利，而且还面临“白白念了三年高中”这样的尴尬。通过会考并且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确对于缓解这种尴尬具有很实在的意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活跃，以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日渐规范，许多行业和部门的准入资格已经使得高中毕业文凭有相当的含金量。
然而在中国，获取高中毕业文凭的会考的状态让人对于这一纸文凭心存疑虑。
有研究者以某省升入师范大学的2007届高中毕业生为对象，调查了会考的情况，结果表明，A省的会考情况堪称“骇人听闻”。一是学生集体抄袭。会考成为“班级内同学间的合作、文理科学生间的合作，甚至有教师参与协作，从而演化成一种全校性的合作抄袭。”二是教师“轻视会考，纵容舞弊”。“班主任‘嘱咐’学生要尽量抄，以期一次性通过”，“尽管采用‘交换监考’，但有一种‘相互通融’的潜规则在起作用”，“如果他们在我们学校抓得紧，我们马上通知在那边监考的老师，他们的学生也别想过。”“考场监考确实很松，大家都拿着试卷抄答案，老师也不把它当回事，”“会考中代考现象很普遍”。三是批改试卷“抽签决定，运气至上”，会考的评定方法是“不批改试卷，阅卷者随机在所有的试卷中抽出不幸运者。”即使批改题目也是走过场，因为，“不管怎样都要抽几个人来补考，交了补考费就一定会过，所以大不了补考，不会不让你毕业的。”于是会出现许多荒唐现象，“有些成绩好的学生却‘挂科’了”，“上一届重点班有个同学英语竞赛拿一等奖，可是会考英语竟然没有过要补考”。相反，有的学生“甚至把题目抄一遍就能过关，更离谱的是一位同学写一些关于爱情之类的歌词填满空白处，可10分的题目竟得8分”。[50]
如果坚持高中毕业文凭的价值，那么，就一定需要严格的会考制度。可是，高考压力已经让整个社会无可奈何，再来一套严格的会考岂非雪上加霜？于是，在许多地区，会考轻松顺利，很少有不通过的学生。更为滑稽的是，甚至一门或几门科目会考不合格，也并不妨碍考生参加高考。理由十分冠冕堂皇：“不能因为一次会考失利，就剥夺学生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会考不通过，意味着高中没有毕业，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如何接受高等教育呢？莫非中国的“基础”教育并不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说到底，还是缠绕中国教育多年的升学竞争。这样的国情，使得会考几乎是一进入中国便“水土不服”。
北京市考试院一位负责人曾经这样说：
“就目前看，会考仍然具有独立功能，所以那些取消会考的省份有些正在酝酿恢复。比如说，高考改革后，3+2也好，3+x也好，在一些地方和学校，由于高考压力，就会使得‘2’或者‘x’之外的科目受到影响，严重的甚至不开设。这样就影响了学生高中教育的质量——知识结构不完整。坚持会考制度，迫使学校必须开设各门课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学生基本学习高中阶段应该学习的内容，使得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高中毕业生。”[51]
这段话所说是实情，但如何真正保证会考的质量，却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会考的地位源自其利益的关涉性。由于会考制度没有与当下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利益或前途结合起来，因而很难得到切实执行。”[52]理顺与高考的关系，必定是其中的关键。
以下是2009年的一则新闻报道：
南阳市西峡第一高中是河南省素质教育示范性高中之一，发生几起悲剧：一名成绩优秀的复读生在课上猝死，一名高三女生跳楼，该女生在医院抢救时，又一名高三女生晕倒在课堂上……记者由这些事件关注这所学校，发现所谓“八校联考”，即南阳市八所示范高中自发组织的联合考试。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专为高考设置的民间联考最早是从湖北省兴起的，现在已经蔓延到全国多个省市。‘八校联考’的参与者已经不限于重点学校或示范性学校，联考学校的数量也远远突破了8个，它甚至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考试，而已经成为备战高考的冲刺模式和教育范式。参与‘八校联考’的学校都相互攀比，在成绩上攀比，在学习时间上攀比，自然也在名气和资源竞争方面攀比。而攀比的后果，是无数学子在进入大学之前，就经历了惨痛的灵肉洗礼。虽然跳楼和猝死的学生是极个别的，但在他们身后究竟有多少被摧残的身体和被扭曲的心灵，实在很难做出估计。”[53]
高考的高利益、高风险，必然会催生出种种对其追逐的行为，引发上面惨剧的“八校联考”不过是类似考试的冰山一角，当然，也是比较极端的行为。为高考做“热身”的考试全名为“高考模拟考试”，所谓“八校联考”其实是这种考试的变种。高考模拟考试通常先后有两次，俗称“一模”“二模”，分别在高考前两个月、高考前一个月左右进行，参加者就是当年准备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作为高考的“热身”，受到家长、学生和学校极高的重视，尤其是“一模”，由于它对高考成绩相当精准的预测效果，更是令人们对其青眼有加。
多年来，在北京“一模”之后，所有高中都会出现下列场景：
在学校最大的会场，举行所有高三学生家长参加的家长会。会场座无虚席，秩序井然——无须任何人维持纪律，没有参会者会闲谈旁骛。会议一般由校长、副校长或者教导主任主持，家长们人手一册的是本次“一模”的成绩分析。其中包括了各种信息：
全区每个学校总成绩（平均分），该成绩在全区高中所处名次，成绩的计算完全按照正式高考的标准。
全区所有学生总成绩（各门分数总和之后排队），每个学生在全区考生中的名次，并不直接出现学生姓名，而是学号或者考号，且每册只注明该学生本人名次。
全区每个学科总成绩及在全区所处名次，每个学生该科成绩及在全区考生中名次。
无论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三令五申禁止在学校和学生成绩之间做任何形式的名次排队，上述内容是一定会精准无误地被告知。理由简单而充分，家长和学生们需要了解自己成绩的精准信息，而这种信息只有在足够大的参照系中才能解读出具体意义，学生个体的孤立分数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不了解自己在竞争伙伴中的确切位置，高考报名无法做出恰当、理性的抉择。就此，家长和学生是有知情权的，学校及学校之间的排队有其存在依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主持者对以上信息做出解释，比如按照过去几年情况，多少名次以上大概可以报考一本学校，多少名次以上可以报考二本以上学校。当然，根据学校自身情况，说明的具体内容差别甚大，那些知名学校要十分具体地回答，在什么名次上，可以考虑报考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那些生源较差的学校则要特别说明，在什么名次上只能考虑大专或者职高……
此后，还会有主管教师特别讲话，提醒考前各种注意事项，并且对家长提出要求，如饮食起居，心理调适，等等。
大会结束，经常会再分班开会，班主任就本班学生情况做进一步说明。
通常，会议结束后，大批家长会留下来，排着队找教师个别咨询，家长们耐心地等待，教师则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询问，双方都不时地对手中的模拟考试信息指指点点……
差不多吧，北京如此，据了解其他地区亦大同小异，上述“一模”之后的家长会，至今仍然在一年年上演。
大多数家长和考生虽然知道“一模”非同小可，却未必明白这个考试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性。与会考、中考等相比，高考模拟考试有浓厚的“草根”色彩，不具备前述各种考试那样正式的“国家”身份，说得高些，也是“半官方”的行为。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正式工作计划中、各种工作汇报总结中，基本上见不到有关模拟考试的内容。高考模拟考试的要求、做法等，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尤其是见诸文字——形成正式文件的规则，据了解，其产生就源于“民间”，所以说高考模拟考试具有“制度外”性质。然而，就像某些人具有“不怒而威”的声望，高考模拟考试尽管缺少名分，却赢得了教育界内外人等的一致尊重，赢得了在教育系统中的稳定地位。如前所述，在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们眼中心底，高考模拟考试的成绩和分数，其重要性仅次于高考。
顾名思义，高考模拟考试就是对于高考的模拟，与高考关系密切，为高考服务。因此，考试的科目、卷面的结构、题目类型、难度系数、分数赋值等，都要尽可能准确地模仿正式的高考。模拟考试可以让学生增加考试经验，其成绩也是高考报名的主要参照。
模拟考试的历史和命运与高考最为密切。据一位现在仍然担任区级教研员的1977级大学毕业生回忆，在他参加工作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才开始有模拟考。据称，北京市算早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模拟考基本在全国铺开。根据北京市教研室一位负责人（ZC，2007）介绍：
“1982年前后，北京市各个区县开始出现模拟考试。当时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学生报志愿提供参考；另一个是有点淘汰的意思，通过模拟考试，可以让部分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放弃报考大学，那时高考录取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比例。
各个区县自己搞，实际上水平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海淀区的模拟卷子质量就很高，于是很快出名，其他区县特别是郊区，自己出有困难，或者出的质量不够理想，就会去买他们的卷子来用。不只是北京啊，外地也有许多地方来买。除了北京市海淀区，还有福建的卷子、湖北的卷子等，也都很出名。当然，无论是哪里的卷子，都是区县甚至学校出的，省级教研室从来没有出过模拟考试的卷子。比如湖北卷子，那时就有黄冈的。”
如同这位老师所说，高考模拟考试不是省级教研室的任务，北京市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深教研室负责人（FH，2006）也十分肯定地表示：
“北京市教研室从来没有出过高考模拟考试的卷子。这项工作是由各区自己组织的。”
直到今天，北京市的“一模”“二模”都是由各个县（区）自己组织。从命题、考试、阅卷，全部是各区教研室独立承担。当然，仍然会有些县（区）因为自己力量比较单薄，采用其他区的卷子，或者请其他区代为命题。高考意义重大，模拟考试在形式、难度、风格上自然都是越接近正式高考越理想，而高考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不难想象，高考模拟是一件颇需技巧又甚具风险的任务。多年来，在关于各种考试的抱怨声中，针对“一模”“二模”的倒是甚少与闻，真是难得，似乎各方面还算满意。
教研员们究竟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呢？很让人好奇。就此，我曾经有过一些猜测：一定有专门的任务和研究，各个区之间可能会有“联席会议”之类，而且，虽然教育行政部门不好出面，多半实际上还是要过问的，等等。请教过许多人，下面是与北京市海淀区教研室某学科的一位教研员老师（GZ，2008）的谈话。
我：高考模拟，都是各区自己出。早就听说，模拟考试很厉害，尤其是一模，估的那是相当的准。真是很好奇，各区之间怎么平衡难度啊，因为高考至少北京市是统一的，你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这么多区，一共十八个区县，模拟考试难度应该差不多吧，要不然人家的那么准你的那么差，对谁都不好交代，那么大家要不要开个会什么的，找找齐呢？
GZ：各区县不找，没法儿找，这生源不同，教师水平不同，教师的起点也不同。怎么说呢，就是依靠各区教研员自己，比如说海淀的它有一批老的很有经验，逐渐带一批年轻的，专门做命题研究的，
我：哦，不找，没有什么各区联合的研究或者会议之类？
GZ：没有，模拟考试之后，人家别的区会用海淀的卷子再做练习，特别一模之后，就是这样。
有点令我失望，但之后又不断地请教许多人，得到的回答是差不多的。比如，一位仍然在任的有关方面负责人（LT，2009）的说法基本肯定了GZ的说法：
“各个区基本是自己做这件事情。主要是能够让学生了解自己在全区的位置，这样对他们选择和填报志愿非常有帮助。至于实际情况，有几个区比如东城、西城和海淀是做得比较好的。有些区弱一些，据说有时因为模拟与高考差得太多，高考之后家长和学生抱怨甚至骂人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模拟就是模拟，不可能期望百分百地押中题目、猜中题目，主要还是上面所说，了解自己的位置。当然，模拟也要尽可能与高考的形式接近，比如题型什么的。”
既然是县（区）自己命题，当然是自己阅卷，基本做法是由教研室抽调部分教师集中进行。
在时下一片对于考试的讨伐声中，模拟考试是很少被批评的，希望它继续好运。
高考即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高考的命题、阅卷一直是由独立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组织的，现在基本是由各地的教育考试院负责和组织。通常各学科都会有教研员以个人身份参加。
高考的结果一直是教研室工作成就最有说服力的、最终极的检验标准。
2009年过后，北京市某区教研室的主任心情很不错，该区的高考成绩比去年增加了若干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今年谈高考计划时，教委要我保证，增加××个百分点，这个哪能保证？我就说不行，去年已经增加了一大块，今年应该是力保去年成绩，再争取有所突破，其实有所突破我还是有点把握的。争了半天最后我也没答应。当然，说归说，干的时候还得玩命，大家奋斗啊，教研员们真是辛苦啊。结果呢，没想到不仅比去年好得多，还真的达到了领导期望，现在看来我保守了，当时应该拍胸脯并且要条件呀，哈哈。不过，这种事情实际是无法很精确估计的，相关因素太多了。
顺便说说，有件事让人哭笑不得。高考成绩一出来，领导高兴啊，马上让我做计划奖励各个学校和教师。这当然是大好事。我很快就把单子做好了，没想到啊没想到，领导居然把我们教研室给忘记了！各个学校都有奖，唯独我们教研室没有，居然！”
一叶知秋，这位教研室主任的失落大可理解，我听到这个小插曲也是啼笑皆非，不由得想：如果是在15年或者20年前，恐怕不可能忘记的吧？
没有人否认，高考成绩是评判教研室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离开这个指标，其他考试的成绩几乎无法最后认定。只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这个指标却又十分微妙，如同俗话所说：“摆不上台面”。普通人家子女考上理想大学都要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地庆祝一下，考生更是如同功臣，父母、祖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万千宠爱于一身，没有人会大惊小怪，更不可能有人想到兴师问罪。他们大概不知道，帮助他们实现理想呕心沥血的教研员们，虽然如同他们一样喜上眉梢，却不能像他们一般地大张旗鼓庆贺，更不要提风风光光，即使有形形色色的奖励，也只能是“静悄悄地”操作。
无论高考竞争多么激烈，无论升学压力多么沉重，对于教研室来说，他们必须为这个考试拼搏，为争取好的高考成绩殚精竭虑，这是他们的宿命。
1997年与2007年，国内有两次关于高考的大型问卷调查。“两次调查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有88.3%的人认为当时的高考制度应该进行改革，认为‘不必改革’的占3.6%。时隔10年之后，认为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应改进’的占77.4%，而认为这个制度‘很好，应当维持’的占‘17.6’，两者相加达95%，认为‘应当废除’的只占5%。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不断改革，高考方式在变化，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高考在人们心目中的信誉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更好了。”[54]确实，对于高考的利弊得失，整个社会的态度日益成熟和理性。
“30年来，高考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改革，高考科目、内容、次数、招生录取体制、命题方式（分省）以及技术环节等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是，这些探索有的经受住了考验，有的则无疾而终。总体来看，与考试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比较曲折。细节方面的高考时间调整，被普遍认为是高考更加人性化的努力，而考试标准化、网上录取、网上阅卷，都是依托于现代化科技的改革，也普遍得到肯定。但改革一旦涉及高考次数、科目、内容、招生考试主体，争议和反复就不断出现。”[55]
什么是高考之本？非常简单，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考核，选拔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之所以完全瘫痪，直接原因就是伤害了这个本。邓小平当年也正是抓住这个本，才使得整个基础教育洗心革面。历史经验表明，动摇这个本，就会伤害整个基础教育，并且最终祸及全民族和全社会。高考有局限性，难以全面考核学生的能力、思想等，高考又是合理的，可以相当准确和公平地反映个体的基本素质。因为种种突发性缘故如因生理和心理原因临场发挥失常，致使原本优秀的学生最终落榜或与心仪学校失之交臂的遗憾事例几乎年年都有，不过，平时成绩不良，靠高考意外发挥获取高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高考可能造成遗憾：漏掉少数优秀学生，但不可能允许投机，就选拔人才而言，应该说是迄今最为可靠的。“统一高考比单独招考给较低社会阶层子女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高考作为一个自致性因素，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一座最为公平合理的‘独木桥’。”[56]
理解高考科学性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与某些不成功的改革尝试加以对照。
针对高考主要侧重掌握知识的局限，基础教育多年来一直有各种尝试如“三好学生”、特长加分等措施，意在选拔那些综合素质优秀，或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然而，这些措施一直因为经常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而备受诟病。几乎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有关于“民族生”身份造假、“特长”灌水、户籍“乾坤大挪移”等新闻曝光，人们早已“审丑”疲劳。
北京市近年来推出了“综合素质报告册”，目的在于改变“一考定终身”，希望通过多方面评价更为全面地考察学生，并且作为高考录取的参考。然而，初步试行的结果却与良好初衷相去甚远。2009年，北京有媒体以“综合素质报告册，网上疯传通用版”为题刊登记者文章。“本为体现学生个性化差异而填写的‘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册’内容，如今却被网上疯传的‘综合素质评价通用版’替代。”“‘通用版’内容包括‘自我评价、同学互评、家长评价’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给出了‘通用’的内容，比如合作与交流自我评价：有较好的合作与交流能力，在学习生活上能与同学、老师、家长进行良好的交流、合作，相互交换意见与看法。遇到不懂的问题会及时向老师和同学请教等。”“不仅学生使用‘通用版本’，连老师给学生写评语也存在‘通用版本’。”“被称为电子档案的‘北京市普通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册’总共有六页，学生如果要认真填写，从构思到填写完毕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学生的自我评价以及研究性学习两部分，都要求写700字左右。相当于写一篇作文。一些学生和老师告诉记者，‘电子档案’填写需要耗费的精力以及它对于高考录取几乎没有影响，是导致网上疯传、现实复制的主要原因。”[57]
真希望教研室为高考而做的一切能够得到承认，希望教研室为高考的辛苦劳作能够名正言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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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Z].北京市：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94.
[7] 《中国教育事典》编委会.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501.
[8]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对这一口号提出了质疑，并且发起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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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同上，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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