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尽管柏拉图看到了巨大的普遍性的科学真理可以由哲学家获得或发现，但他仍然忽视了从较小普遍性到较大普遍性所必须的逐渐而接续的迈进，我曾将这种情况描述为“洞察力上的模糊”。我现在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词语。因为无论洞察力如何犀利，都不可能使柏拉图看到那些科学上没有实例出现的渐进普遍性，但在真相的进步过程中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柏拉图对自己想象说，科学的目标是普遍而庄严的真相，它们通过自身的普遍性和对称性的光芒而自证为真。通过柏拉图自己的著作，对柏拉图的这条提示进行阐明是具有价值的。
在《共和国》第六本书中，柏拉图将当时存在的科学论作为哲学教育的工具，其中最明显的是天文学，他在此揶揄那种认为天文学因为让人抬头向上看所以是高尚科学的理念。他宣称，真正高尚的科学让人看到实际情况，这些实际情况通过在天空中看到的表象显现出来。也就是，旋转并在自己旋转的过程中携带光的球体。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对于这些产生了希腊天文学的“实际情况”的坚定探寻，是科学进步中的第一步和至关重要的一步。柏拉图，通过他的敦促，而不是通过建议，为科学的这一步，如我所想到的，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还用同样的方式要求精确的科学，即从实际仪器的缺陷和不准确中解放出来。这种认为宇宙充满数学关系并且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标的信念，为希腊的思想家形成了思想上的动力、恢弘以及信心奠定了基础，而这是那些对科学发现中的问题所形成的更加审慎的观点不能做到的。可以说，发现者大军中的这个先进的卫士，充满了不屈的勇气、无限的希望和创造性的思想。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被培根所称的“预言”的倾向既具有希望也具有危险，后来是开普勒以及所有时代中进行科学活动的很多其他人。例如，它使柏拉图宣称（在《提迈尤斯》），四种元素，土、气、火和水，根据各自的粒子的形态，有立方形、二十面体、金字塔形和八面体。同样的，它令柏拉图鄙视其时代的音乐家的实践论战，而这些争论实际上是有关和声的数学理论中真理的证据。类似地，它还令开普勒陷入错误：在将五个规则固体应用于宇宙的构架时，错误地以为找到了行星轨道的数量、体积和运行的原因。
与适用于科学的现代图景相比，形成培根著作中敦促我们的那些假设所需的谨慎在很大程度上要更加严峻，对此我们将在后文探讨。但明显可以想到的是，那些在科学的婴儿时期创造和应用显得吉祥的假设所需的大胆，在科学的更加成熟时期可能是个危险。而且，此种令人心情愉快的效果，完全依赖于将假设与观测到的现象进行比较过程中的诚意、技巧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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