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哲学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实验哲学的发展所似乎预示的人类知识、才能和快乐的增加前景时，很自然地，他们应该想到设计出可以使这种利益得以保证的机构和组织。培根在他的小说《新亚特兰蒂斯》中为它们画了一幅肖像，其中虚构的老师向进行询问的来访者解释了自己的机构，并称之为“所罗门之屋”，他说：“我们的机构的目的是事物的起因和秘密运动方面的知识，以及将人类王国的边界扩大来实现可能的事物。”作为房间的各个部分，他描述了山洞和井、屋室和塔楼、浴室和花园、公园和池塘、药房和火炉，以及其他很多设备，所有一切都是为进行不同种实验而设计的。他还描述了大学内的同事，他们都在研究中各负其责。那里还有光明的商人，他们将发明从外国带入；掠夺者，他们收集书中存在的实验；神秘人，他们搜集力学记忆的实验；先遣员和矿人，他们发明新的实验；编纂人，“他将以前的实验划入题目和表格，为其中产生的公理和观察提供更大的光亮。”另外还有有天赋的人或捐助人，寻找如何从同事的试验中抽出可以使用和对人的生活有实际用处的东西。灯，比前者为新实验提供更加具有穿透力的光亮；灌输者，按照如此指示执行实验的人。最后，那里还有自然的翻译者，将以前的发现通过实验上升为更加伟大的观察（更加一般的真实）、公理和警句。对于这个规则，我们评论说，尽管它毫不掩饰自己的虚构性，但仍然为我们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著者哲学的一些主要特点，即，关于从事实到更加普遍的真实的几个步骤必要性的稳健观点。对于在这个任务中，可以从对现象的技术分离和将它们分配到表格中所得出的帮助的夸张的观点，简言之，也许并不正确，实验者和翻译者的领域可以完全分开，并且由不同的人进行追寻，而成功仍然可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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