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家打煤糕

那时候，“五一”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的“劳动节”。山西虽说是煤炭大省，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生活在省会城市，却时时处处觉得煤炭很金贵，那程度仅次于紧张的粮食和稀罕的香油。

照理，煤都地下都是煤炭，可是炸药炸出来的大块煤不知给什么人烧去了，我们买到的都是一卡车、一卡车的煤末子。我们住过的水利厅宿舍，厅院、一院、四院、五院，不是文雅气氛，不是优美环境，而是一走进院子，家家户户在门前空地上砌起错落不齐、乱七八糟的煤池子，煤末子被黄泥巴封在砖池子里，树干之间还有东拉西扯、高低不一、粗细不一的晾衣铁丝。地面晒煤糕，空中晾被褥，让人不敢轻易下脚走路。

一日天色已晚，小波和一群女孩照例在外边疯玩，不回家。每到此时，

大人们叫自家孩子回家的声音便开始在夜空此起彼伏。小波跳起，越过院落中各种形状的煤池，向家中跑去。这时，一段不知何时松弛下来的晾衣铁丝一下卡住了这个飞奔女孩的喉咙……

为了取暖，院里住户夏天就要准备冬天的煤糕。到放假，一个院里好像在竞赛，家家户户打煤糕，车水马龙，场面宏大：推土的，筛煤的，提水的，和煤泥的、运煤泥的、洗煤糕模子的、 打煤糕的……

老工程师吴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家里存了金条。吴奶奶怕她家宝贝被红卫兵抄走，就想了个办法，在夜晚把金条打进煤糕里。

但是，夜里打煤糕违反常理，院子里小孩眼尖，多嘴告发，“造反派”掰开煤糕，金条被没收。

一块煤糕，方头方脑，大小相当于一个两倍厚的手提电脑，四五斤重。打成一块煤糕有十几道工序。首先，需要一个太阳天；其次，需要两三个人手相互帮衬；再次，需要晾晒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煤糕的空地……有时你家想打煤糕，有煤、有土、有劳力，大清早憋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出来一看，却发现院子空地早被别人家占了，只剩下干瞪眼，改天再说。

我们住的大院，起码有一百户人家。除了必备条件，还有先决条件：解决一冬取暖问题，煤末需要提前和别人家合计，两家共买一卡车，一家一半，暂存各家煤池里；煤末没有黏性，需要太原东山的红烧土加水掺和才能把煤末粘在一块。

爸妈离婚后，家里打煤糕取暖、烧火任务完全落在妈妈一个人头上！半卡车煤末加上运费，可能需要花80多元，一平车红烧土需要0.70元。为了省钱，妈妈从单位借来平车、镐头和铁锨，趁着星期天，叫小波当帮手，天不亮两人就出发，徒步十几里路，到太原东山去拉烧土。烧土，粘性大不大，要凭黄土里的白丝多寡决定。

七八岁的小波只是陪妈妈而已。天不亮，妈妈叫醒她，把她放上平车开始往东山走。她迷迷糊糊在车上接着睡，睁开眼睛，只见还是满天星星，再睡。天蒙蒙亮，到了。妈妈往平车上铲土，装到不能再装。下山的时候，妈妈在前面拉车，小波在车后面拽着一根麻绳，防止下坡时满满的土车冲下山坡。

1966年“五一”，我五岁。吃罢早饭，外公、外婆带着小波、晓荔和我到新建路看节日彩车游行。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打煤糕。

老少五个人走至桃园路，我停住脚步，坚定地说：“我不去看游行，我要回家帮妈妈打煤糕！”说完扭头就往家跑。

那天我用了不少气力，流了不少汗水，手心里都打起了水泡。

这个故事，被妈妈讲了一辈子。她有了我，很自豪。

如今，我带着妈妈离开太原远远的，别说是打煤糕生火，就是轻轻按下煤气灶，也不用他老人家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