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一对红

我儿时一封家书，被母亲保存下来，现在读来，百感交集。

全文如下：

亲爱的妈妈您好！

妈妈您这几天好吗？我们这几天开学了，我已经是二年级了，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今天过中秋节，姥姥给我们买了点心，又吃了肉菜，都好吃。

妈妈，您和谁结成了一对红了？我们几个小孩都想您和爸爸结成一对红，同意吗？祝您好！您寄来的邮票已经收到了。谢谢！《完》

儿子晓莱 1969年9月26日

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信。书写地是山西太原水利厅宿舍五院平房，收信地址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干部学习班X营X连X排。这封信连同其他三封信一同寄出：外婆、三姐、四姐。外婆的信写在标准信纸上，一页纸，再多的事，再多的话，也要在一页之内写完，为了节约，绝不多用第二张；三姐和四姐的信，写在从抄本上撕下来的纸上，纸质粗糙，本身就泛黄，笔画之间会遇到夹在纸浆之间的木梗。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胶着期，各地都在划线、闹派性，你是谁的人，他是谁的人，比赛效忠，争夺权力。争斗的两派，被“中央文革”各打三十大板，往各单位派驻军代表，一切权力归军人。

为了弥合纷争，内蒙、山西、贵州等地省直属机关干部，被勒令一个不剩地全部调进北京，参加学习班，强制统一思想。山西省水利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机关干部根据自己对毛主席各种指示的理解，自愿参加“革干派”和“东风派”，努力显示自己才是“最忠于毛主席，最忠于党中央，革命最彻底”的人，放下工作闹革命。机关职工在那个年月，唯一任务就是写大字报，有机会就大辩论，平时则表现为冷漠和不理睬，互相不说话，哪怕一个办公室的对桌同事，哪怕几十年共事的好伙伴，哪怕年轻时的男女同学，哪怕一个屋檐下的夫妻，互不搭理，憎恨入骨！

需要指出的是，我的父母已于1961年离婚。虽是大学同学，婚姻存续期间，生了五个孩子，四女一男，离异后仍在一个单位工作。“文革”中他们分别加入“东风派”和“革干派”。1969年，二人被“一锅端”进了北京，封闭学习，强压低头。在太原，大姐、二姐由奶奶看护，三姐、四姐、我由外公外婆照料，互不往来。

我，一个八岁孩子，字也不认识多少，就会写信？现在说给谁听，谁也不相信。我想，我当时加入众人写信行列，必定是被外公外婆“导演”、“操纵”的，信的内容，本不是出自我心。写信目的只有一个，给家长报告节日问候，寄托思念。

此信包括标点一共146个字，反映了三层意思：1、我没失学，生活如常；2、过中秋节我们家也吃上了点心，不是月饼；3、第三层意思最重要，就是一家人都希望父亲和母亲复婚，回到一个屋檐下，用当时时髦的语言叫“结对子”，意味重归于好，握手言和，希望他们破镜重圆，重新“结成一对红”——这种形容，多形象！多生动！红，还是成对儿的。

小孩的信照猫画虎，格式合乎书信一般规矩和基本要件：收信人称谓，寄信人落款，表达内容，写信时间。信中除了祈使句，疑问句，使用最多的是朴实的陈述句，儿童口语化，二年级学生的字，写得歪歪斜斜，没话找话，小小年纪，懂得使劲拔高，利用政治套话，按时到校，好好学习，上学，就要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说听老师的话。

拔高的话余温尚存，一转笔，紧挨着就写到了任何一个八岁孩子最关心的事——吃！困难时期出生的孩子，特点一律是三句话不离吃喝，信中说，过中秋节，家里不光有点心——奇怪？为什么不是月饼？百思不得其解——还有肉，有滋有味，视觉带动着味觉，真情实感，使拆信人见字如见人，儿子乖巧，可怜，稚气，一触即可融化。

更有甚者，小孩子学说大人话，直统统地问道：“妈妈，您和谁结成了一对红了？”这是全信关键，是全信的中心内容！因为孩子事先有了外祖父、外祖母预设理由，所以，接下来的文字和反问，就显得孩子永远不会遮掩，没有城府。“我们几个小孩都想您和爸爸结成一对红，同意吗？”这哪里是征询意见？倒像是在逼婚。“我们几个小孩”也非儿童语言。一望而知，是大人教的。

另，在信末尾提及“邮票收到了”一语，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差，表征为想哪儿说哪儿。“文革”期间，生活物资匮乏，孩子们整天想的事只有一件：填饱肚子。生计所迫，百无聊赖，使得那时男孩女孩都会偷东西。吃都吃不饱，遑论娱乐。说到玩具，我记得，男孩只有铁环，女孩只有沙包。后来，院里小孩，发明了攒糖纸和攒邮票的玩法，拾得旧糖纸、旧邮票，分门别类，夹在字典里，和别人比拼。所以，在信中我提及谢谢妈妈帮我收集旧邮票。估计是前一封信中，妈妈给我找到几张邮票。

结尾署《完》，加书名号，郑重其事。这是从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学来的，一个故事讲完了，就要告诉别人，《完》了，有始有终，不说《完》，就是没《完》。

妈妈为什么保存这封幼稚到了极点的信？我没有问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父亲和母亲“结对子”的建议，只有我提出过。但是，可悲的是他们没听我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不幸，每个时代的不幸都会折射到每个具体家庭。所以西方人对中国人这几十年的经历不能想象。他们觉得中国人一世过了他们的几世。他们更纳闷的是，这个国度，自然灾难不断、人为灾难更不断，这十几亿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哟？

历史，分两种：一种是大历史，它受当下政治影响成分多，今天可以这么说，明天可以那么说；一种是个人史，如雨滴如尘埃，似私语似梦魇，以小见大，有血有肉。任何一部家庭史、个人史，都包含在民族史、政治史之中。个人史珍贵之处，就是自说自话。家庭史、个人史补充了大历史。崔永元搞《我的抗战》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一次战役，参加的人各自表述大不同，且1992年和2002年，同一人表述也不一致。

我的意思是说，个人史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情绪化，有差异，显得更丰富，更厚重。对同一事件的观照，各人不同。撒谎，有时为自保，有时是健忘。

如果把我分给爸爸的话……

同龄人中间，有的人在幼年遇上了1960年粮食减产“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黄皮寡瘦，叫苦连天；有的人在幼年遇上了父母亲性格不合离婚了，得不到亲情温暖，缺少完整的家庭，哀怨命苦；我出生在1961年，在幼年把前面这两项倒霉的事情都遇上了，父母亲离婚发生在我出生的前两个月。

我在单亲家庭里长大。

我幸好被分给了妈妈，和排行老三、老四的两个姐姐跟着妈妈生活，结果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试想，如果把我分给了爸爸的话，和两个大的姐姐跟着爸爸生活，结果又会是怎么一种模样？

难以想象！

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都是刚好30岁，之前没有计划性，九年里有了我们五个孩子，矛盾就多起来，钱总是不够用，捉襟见肘，穷则思变，感觉过不下去了，就离婚吧。离婚，估计他俩也没多想，他们认为离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干。这两个人的少爷、小姐脾气一来，谁也拦不住！离婚，就是分开生活，搬走你的东西，留下我的东西。我们五姐弟像家当一样，搁在旧屋子当间，像分白菜分钱一样，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红的白的，多的少的，高的矮的，一口价，拿过来，推过去，你多少，我多少，你两个大的，我三个小的，就分开了——两个大姐姐，分给了爸爸；两个小姐姐和我，分给了妈妈。我们五人无论年龄大小，对父母离婚没有发言权；分给谁，跟谁过，我们同样没有选择的权利。

两个大姐姐从上小学就失去了妈妈，从小到大一直自卑，自比“两个没家的孤雁”；我们三个小姐弟失去了爸爸，就好比住在没屋脊的房子里，随时担心房顶垮塌。五个孩子共同的感受是，父母亲离了婚，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心里空荡荡，没有依傍。住房分开了，吃饭分开了，睡觉分开了，出游分开了，照全家福照片分开了，过年、过节分开了，原来的朋友分开了，原来的亲戚分开了，鸡分开了，兔子分开了，煤堆分开了，打煤糕分开了，下放的地点分开了，交集没有了。从离婚起，两个大人五个小孩七口人中间像是砌起了一道水坝，垒起了一节高墙，划开了一道鸿沟，属于了两个地球，属于了两个星际，互不来往，像是结了梁子，像是有血海深仇，冷漠，再冷漠，直至冻僵。更多的感受是没有词语可以形容的，它们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难受极了。单亲家庭，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们头顶上，抬不起头来。

妈妈常常把我出生的故事拿出来讲，五十年来讲了一遍又一遍，我都可以背诵下来。1961年隆冬，腊月二十七，她一个人在太原市府东街工农兵医院的平房产科里生下我，一天之后，就是除夕，她包好我，自己拎包，出门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家过年。否则，她担心我五六十岁的外婆在水利厅四院带着15岁的士琴姨妈、5岁的三姐小波、和3岁的四姐小荔，寒风刺骨，冰冰凉凉，冷锅冷灶，鱼肉全无，如何过年啊？在产科病房，刚生下我，医生问她：你生了几个小孩？她说：四个女儿。医生怕她知道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儿子，心里一激动大出血，会有危险，就笑眯眯地说，孩子没问题，挺好挺好挺好的。医生没有直说，但妈妈猜到了。她一口气生了四个丫头，但事实证明，她也是能够生儿子的。这就是志气。妈妈30岁开始独自拉扯大三个孩子，现在83岁了，五十多年没有再婚，靠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志气。

他们生的五个孩子个个争气，没有废物，身体健康，不给父母丢脸：大姐是省里最好中学的英语老师，二姐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三姐是国家通讯社的高级编辑，四姐是旅美音乐家，我在国家媒体当记者。

五十年过去了。爸爸和妈妈的战斗，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直至今日。现在，大姐可以把我们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妈妈的相册》当着爸爸的面，翻开给大家看；但是，我去看望了爸爸，归来却不能当面对妈妈说，我怕她受不了。

我们从小受到的是“怨毒教育”，不知道博爱。不知道除了亲人之间的爱之外，还有别样的爱。不知道仇隙经过时间的磨损，会淡去，会转化。不知道单亲家庭的孩子，没必要承担父母离婚的过错。

和谁在一起生活久了，与之情感一定比没有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生活的人要深。和妈妈生活了半辈子，我知道妈妈要什么，我也知道妈妈的优点和遗憾，因此，我赞美她，抑或她调整我，我晓得深浅，知道进退；妈妈年过七十岁了，有一回我俩逛前门大栅栏，妈妈在街市上突然站定，仿佛祈求似地和我说：“我要吃麻花。”那神情像是个好吃的小孩子，一下子把母子关系给颠倒了。

我没有机会和爸爸一起生活，把不住他的脉，不知道他的脾性，从来都是年节假日礼节性的拜访，哈哈哼哼，浮皮潦草。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因此我很难调整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

有的时候，看见我大姐坐在饭桌上张罗，像个女主人，不停地给爸爸夹菜吃，我知道北京的老礼，礼让迁就，奉养老人，但是常年不断、连续不断、人前人后、成堆成盘地夹菜，我就自愧不如。爸爸有时候很娇气，有一回，爸爸在医院做了一个阑尾炎手术，术后医生要求观察病人第一次通气——术后放屁，表明肠子没有黏连。伤口可能有点儿疼，但是，爸爸那天表现得像个娇气鬼，想放屁，又怕把伤口的针线绽裂开，就浑身哼哼，说放不出来。我看见二姐果断地俯下身子，紧紧抱住爸爸的肚子，鼓励他勇敢地放屁。我是爸爸的儿子，这些本该是我的工作，就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如此这般，所以我只能傻乎乎地站在一旁，束手无策。

假如把我分给爸爸，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和爸爸一起生活，我想象不出我会是什么样子？我和爸爸会是怎样一种关系？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假设呢？

我怕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宁愿这样的如果，不是如果。

爸爸妈妈现在都高寿了。我们做孩子的多多少少也敢冲破过去的桎梏，在两个大人之间自觉走动，一日日多起来，见面多起来，相互照应，努力尽孝，搅动亲情。现在，我的胆子放开了些。和爸爸在一起出游，遇上坡道，我就上前握着他的手，主动拉着他走，像是牵着一个老爷爷；从汽车里下来，室外气温低，我就会把自己的皮衣给他穿上；相处的时候，遇上沉闷空气，我就主动挑起话题，拿爸爸的糗事开涮。

慢慢地，两家人又重新融合在了一起。

慢慢地，五个孩子叫起“爸爸”、“妈妈”来，比原先自然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