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唱支歌吧

妈妈1931年在上海出生，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和热恋中的爸爸到山西工作。妈妈一辈子爱歌唱，歌声陪伴她走过风雨几十载。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性格开朗，为人豪迈，朋友遍天下，但我知道，她最要好的朋友不是别的，而是唱歌，音乐才是她最亲密的伙伴。

如果有人说妈妈这辈子入错行，一点不过分。1949年前后大舅舅陈士平和我妈妈前后脚考入大学。在那样一个开通开明的家庭长大，从小俩人对艺术就有近乎狂热的爱好。这俩人，一个立志要上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一个非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见多识广、理智平和的外公、外婆却

告诫大儿子、大女儿：实业救国，学农、学林最好。爱音乐，可以当终身爱好。所以，舅舅陈士平考上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妈妈紧跟着报考了北京林学院。

妈妈在大学里学果树栽培专业，毕业到山西，在黄土高原上干了一辈子的水土保持。我家里保存着许多她和同学在北京林学院穿着一身黑色干部棉袄的照片，也保存着大量她和同事跋山涉水、战天斗地的工作照。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唱歌，而绝不是和没有知觉的水库、林木打交道。在她的个人相册里，最漂亮的照片是各个时期的演出照。中年的妈妈，精神饱满，朝气蓬勃，光鲜自信，新烫过的头发，粉扑扑的眉眼，红红的嘴唇，中式滚边的外衣，白底圆点大纱裙，黑色半高跟皮鞋。有头像，有半身像，有全身像；有单人照，有双人照，有众人大合影。

单位合唱，她必是领唱；单位演《十送红军》，她就是主演，还要把自己两个四五岁小女儿拉上台做群众演员；一首新歌正在电台播出，她能够立马伏案记谱，誊清抄写，瞬间传到朋友手中。文化再枯竭、生活再乏味，她一个人沉湎在歌声中，唱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忘乎所以，自得其乐。

省里举行唱歌比赛，参加者大都是专业选手，她才不管那一套，上去就唱，台风正，声音美，音乐感觉超过专业，连续两年获得全省女中音第一名。

妈妈有时对生活琐事是马虎草率的，但对与唱歌有关东西的搜集和保留态度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最上心、最留意、最不计贵贱。我家老书架上，她的心肝宝贝儿成行成列：《革命歌曲大家唱》1～5集，《歌曲》（16开的小册子）数不清，《战地歌声》《中外歌曲集》若干本，《中国电视歌曲500首》《中国合唱曲大全》、《中外合唱歌曲选》……搬家迁徙无数，抄家水淹，不忍丢弃，视若珍宝。

当初，机关单位里的“造反派”，把这些歌本视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玩意儿”，要没收、要烧毁，没关系。有人说，解放前电影歌曲《夜半歌声》《梅娘曲》《马路天使》不让唱，她就唱解放后电影歌曲《冰山上的来客》《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有人又说，美国歌曲《老人河》、苏联歌曲《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不让唱，她就唱中国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克拉玛依之歌》《红梅赞》、李劫夫谱曲的全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长征组歌》；年过八旬，她唱“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唱“酒醉的探戈”、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我妈妈说她自己是“中华曲库”。作家王蒙曾撰文说他会唱的俄罗斯歌曲如果说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有点夸张，但和长安街的灯火一样多，就有点谦虚啦！这话用在我妈妈身上，一点不假。

下放到农村，每次从太原到农村，或者从农村到城市，距离几百里，交通工具是破旧长途汽车，道路颠簸，气氛郁闷，座椅脏兮兮，怪味冲天。走走停停，总要花去四五个小时。车子走不多一会儿，妈妈常常会出人意料地走上前去，站在长途汽车的通道中间，对着乘车众人，大声说：“同志们，咱们唱支歌吧！”随后起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啊，种啊子……预备，唱！

车上什么样人都有：农民老乡、到部队探亲的年轻母子、农业水利林业技术员、农机公司的采购员、“外调人员”、从事与农村农业生产有关联的人、还有猜不出他们职业的人……

妈妈一贯独立，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不用和我们商量。她的决定我们事先根本不知道。我、小波、晓荔三人羞红了脸，怕妈妈出丑，怕冷场，怕她下不了台，担心人家都不听我妈妈的话……那该怎么办？紧张之后，我们三个人开始拼命唱、放声唱、涨红着脸唱，带动全车气氛，支持妈妈。全车人受到感染，没有一个人不张嘴唱歌的。

从这儿开始，妈妈每次总要指挥车上的人至少唱三首以上的歌，才肯罢休。我也听到那些疲惫不堪、正想休息的人道：“麻毬烦呢！做毬甚呢！”

我妈妈才不管那么多，我让你们唱，你们就得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