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被村民唤作“小猴撒”(小屁孩),但也要正式参加劳动,是生产队能出力的最小孩子。大锅饭时代,为节省时间,让农民更多地劳动,村里规定早饭、晌午饭必须在地头吃。我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孩子,运石、
炸山、脱粒、深耕、赶车、抢收、修路等重活干不了,只能做些辅助性劳动。其中就包括往地里给社员送饭。
杨家庄大队分成四个小队,我家属一小队,有四五十户,住在村子东边。每天出工,小队长派农活很随机,哪几个男人拿什么农具去什么地里干什么,哪几个女的拿什么农具去什么地里干什么,又有哪几个男男女女去哪儿干什么,他头脑里清清楚楚,几十人的劳动量在他那里一点儿也不会乱,保证不窝工。
我们四个小男孩,年龄差不多,送饭任务基本上由我们承担。早上随大人们一同到地里干活,晌午提前半个小时回村里,先回家吃罢自己的饭,然后扛着空扁担按照预定分配计划,到自己负责的农户家去一份一份地收饭罐。扁担两头一边两罐,我负责担四罐,四罐饭加起来超过二十斤。我要用最快速度跑完四家,然后和其他三个小伙伴聚齐,一同出发。
汾阳农村时兴喝“稀子”。“稀子”说白了就是清澈见底的小米稀粥,装在一只黑瓷罐里,五六斤重,上面盖上一个圆盘子,盘子上置两三个玉米面窝头。仔细人家为了卫生,在窝头上再盖上一个白瓷碗,一般的人家就用笼布把窝头随性一裹。有的盘子上会搁一点腌酸菜,带油星儿的炒青菜是绝对没有的。春夏秋冬,社员们在地头吃饭,能吃个水饱就算不错了,遑论口味。家家如此,年年如此,没有例外。各家饭罐大小、颜色一模一样,要靠罐子上拴绳和盘子来区别,你的、我的,从不会错。
地里劳动的人肚子咕咕叫,时间一到就要吃饭。收集送饭时间是固定的,到每家去的时间长短不差分毫。送饭目的是为了节约吃饭时间,多给生产队干活。有了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了偷懒者的借口。送饭孩童有了任务,就有了一份责任——保证在最短时间把饭送到。
我挑着四罐饭往地里走,路程有短有长,二三里至四五里不等,四股麻绳吊着瓷罐的两个耳朵,晃晃悠悠。四个瓦罐不可能平放地上,路上只能换肩不能停歇。走得远了,我的小肩膀生疼。送饭的路,有时遇上多弯的羊肠小道,没有梯坎,又陡又滑,多树杈、多荆棘,没有挑担经验的,就容易因为转身转得急,把米汤泼出来弄湿鞋袜,所以必须小心。
更倒霉的是,饭罐碰在拐角的石头上,罐破汤撒,窝头掉在黄土里,盘子摔两瓣,瓷碗变六瓣。我有次就遇上这种事,惹得中午饿肚子的大叔火冒三丈、一通臭骂。最后妈妈去供销社买了一套原样的,送上门去,赔礼道歉。在供销社一个饭罐售价是0.40元。糟践了粮食,在村上最没人同情。往后,我远远见这大叔,赶快溜。
1971年,我们小队收成一般,10分算一个工,一个工0.70元。一个男劳力一天三出工,可以挣10分,能挣0.70元。女人在村里劳动最多能挣7分,0.49元。小波十三岁,劳动一天,也是三出工,可以挣3分,合计0.21元;晓荔十一岁,劳动一天可以挣到2分,合计0.14元;我最小,九岁,劳动一天,加上送饭,一天能挣到1分,合计0.07元。这么说吧,如果我365天,天天上工,我一年挣的钱全部加起来是8元4角。而一个男人出全勤,他一年挣的钱不超过100元。
村上汉子肚子饿,就会想出解决的办法。村里供销社有一种常年供应的红糖月饼,红糖里有一点青红丝,月饼正面有麦穗、轮胎印图案,味道死甜,干硬如石。地里干活的汉子们,利用工休半小时的时间,有时候凑钱打赌,让叫阵者一次吃完二十个月饼,不算红糖馅,光面粉就有二斤。叫阵者如果吃得完,就白吃了;如果吃不完,就加倍掏钱认输赔偿。
赌汉吃月饼的过程,就是围观者解馋的过程。月饼吃在他嘴里,甜在众人心头。一个月饼0.11元,20个月饼2.20元。吃的时候,二十几双眼睛围着一张嘴,揪心不已。吃前5个时,几乎没有经过那人喉舌,直接下肚,愉快之极;吃中间那5个,那人反复咀嚼,舌尖生津,有说有笑,有滋有味;再往下吃3个,便突然撑着,勉为其难,不得喝水,干燥噎人;吃最后的两个,干月饼充盈喉头,那人牙口合不上,月饼像一包干石灰,蠕动着、翻搅着、反刍着,不肯下肚。但是,打赌人为了白吃,为了不出钱,不甘心失败,只好死命地往嗓子眼里咽,咽,咽,腮如猕猴,颈似火鸡,眼比蟾蜍,手像龙爪,松裤带,解裤扣,露肚皮。
我作为围观小孩之一,肚子极饿,看着成年农汉打赌吃月饼,舔舌头,咽唾沫,情绪因羡慕而变得更饿,最后看见他吃不下,呕吐出来,我怜悯、厌恶,没有幸灾乐祸。
最后,狗跑来,把地上的秽物舔食吞咽,一场赌博才算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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