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节，万马齐喑，文化萧条。村里一年半载才在打谷场上放一次电影，别的娱乐活动一概没有。架起放映机，来来回回总是那些老掉牙的《地道战》《地雷战》《红灯记》《沙家浜》《宁死不屈》《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毫无例外，没有奇迹。我们憋得够呛，很希望听见一点消息，巴不得什么地方又放电影了，翻山越岭，再远再黑也要赶去看，无论放映的是什么，也比一点动静没有、死气沉沉好些。想看电影是个幌子，我个人完全是为了去看看聚合众人开心和不开心的样子。
上面说过的那几部电影，我每部至少看了十回，片中大多数台词对白、京剧经典唱段把耳朵磨出了茧巴，我会学能唱，大段背诵，像是烙印，至今不忘。
房东月英阿姨大脑受了刺激，有时隔着窗户，在屋子里用她理解的那种播音腔，模仿普通话，大声朗读《毛选》里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里的经典段落：“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
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音调时而婉转上扬，时而低沉呢喃，腔调滑稽，扰人耳根，没人敢上前制止。因为她家死了丈夫，所以她翻来覆去老是念这一段，“村上死了人”，“追悼会”，“送葬”，“哀思”……那声音中夹杂着对命运的哀怨，阴森恐怖，那音调像是怪腔怪声的鸟叫，听了令人发麻发冷。
村里孩子们羡慕小波、晓荔、晓莱说得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波荔莱却相反，羡慕村里别人家的人欢马叫、热气腾腾、本乡本土的红火日子。
某日，小波突发奇想，要把她小学语文课本上刚学的《一块银元》改编成话剧在村里小庙演出。这出话剧让下放来的“老陈家三姐弟”在村里顿时声名鹊起。
十三岁的小波是身兼导演、舞台监督、总策划、剧本改编、剧务各个要害职务。她在侧幕条旁督场，并兼职担任全剧“旁白”朗诵——读那些课本剧开始和戏剧中间部分需要转折跳跃的大段解说词。
演员都是小波定：晓荔扮演主角“妈妈”，她是有演出经验的老演员，十一岁年龄，和高年级男同学扮演夫妻，居然从不笑场，从不发怵。地主、老财、狗腿子全是五、六年级小波、晓荔的男同学扮演，鬼头鬼脑，古灵精怪；我演第一人称的“儿子”，台词很少。外形动作和内心动因，好似泥塑“收租院”的泥胎，都被“旁白”抢完了。小波朗诵时，我在台上就是彻底一个玩偶泥塑，为凑数添彩，摆摆样子：“跟班”、“哭泣”、“仇恨”、“发誓”。
演出时，根本没麦克，面对台下乌压压、热腾腾的贫下中农，我们演员的台词和侧幕条中的旁白，全是大叫出来的。
《一块银元》是一个教育人们学习仇恨的短文。课本剧里，全是喊口号，一呼百应，里外互动。故事的脉络清晰，和《农奴》、《白毛女》、《放下你的鞭子》一样，戏剧起因、过程、结果都是有一个“标准样板”的：勤劳爸爸被虎狼般的地主打死了，年幼的儿子被妈妈送去当红军了，临行前妈妈在村口叮嘱儿子，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将来打回来替爹爹报仇。
我们演旧社会的故事，上台穿的戏装：草帽、腰带、破褂子、破裤子、破讨饭碗、弯曲的打狗棍、绑绳……全是自家的、捡身边的，手到擒来，拿来就用。地主拄的拐棍，是我外公留下的一根黑色文明棍；兵痞用的枪，就是我们平日里每个孩子上学背的油漆木枪。
化妆就更简单了：正面角色、反面角色几乎全是黑眉毛、黑皱纹、黑胡子、黑眼眶，舞台上几个人脸上没有一点红的，是因为全村里找不到红油彩。“爸爸”胸口上的一块枪伤是红的，借用学校老师批改作业的红墨水。
《一块银元》中演父亲的是小波的少年好友、乡村英俊少年孔德仁，演地主的是她另一个同学、调皮捣蛋的殷徳瑜——几十年后，前者得了疯病，后者当了杨家庄乡书记。
《一块银元》改编演出的成功，使两个姐姐潜藏的艺术才能得以展示，也促使她俩日后向文娱圈进军、发展……很多年后，这俩人，一个成了中国摄影界重要编辑、策展人；一个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成了最有号召力的小提琴教师。
我这两个神奇姐姐在小小山村还展示了她们过人的运动天赋。因为有了她俩，学校组成了第一支4×100米接力队去县里参加中小学运动会。晓荔微胖，腿部力量大，跑第一棒，小波瘦高，腿长，控制力好，跑最后一棒。名不见经传的杨家庄公社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县上取得了接力赛的名次。
两年后，小波进了地区体校，成了半专业田径运动员，参加省里比赛无数；晓荔到地区文工团成了演奏员，居然还代表地区游泳队和地区羽毛球队参加省级比赛……
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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