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的第四个学校叫明通小学,它在云南是有名的标兵学校,位置在昆明市中心,北京路边上,毗临红太阳广场,与越南驻昆明领事馆只一墙之隔。我在这里遇到的班主任王榕春老师,是全省出名的语文特级教师。我在这所学校所得到的礼遇,让我出尽了风头,满足了一个小男生的虚荣心。
“文化大革命”中期,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过一部儿童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当时很有影响。我刚从北方乡村走出来,虎头虎脑,样子像小主角潘冬子,胆子大不怯场,会唱影片中的主题歌曲,和新校长见面当众唱过这首歌。王榕春老师第一次看见我,就特别喜欢。转学到她担任班主任四年级三班第一周,我就被她任命成班长,第二周就担当起全校合唱团领颂和领唱任务,每次演出都要站在合唱队伍前列。我们演唱《花儿朵朵向太阳》,有几句歌词需要领唱:“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村庄,青山点头河水笑,万紫千红百花齐放。春风吹,春雨撒……”我至今还记得,一定要我一个人唱前两句,身后的同学才能合唱。
会说普通话,给我带来一系列好处。学校参加全区运动会,我是执校旗大旗手,身后跟着学校最漂亮的两个女生当护旗手。在拓东体育场,运动员代表发言的好事也落到我头上。全市举办大游行,我和另外一个女生,白衬衣蓝裤子,站在市中心红太阳广场观礼台上,通过大喇叭向观众逐一介绍全市各学校的游行方阵。在昆明我领诵、领唱还上过电视。
云南人说话,发音低沉,缺少儿化音,不活泼,最不会用普通话说“二”字,往往把它发音成“啊”。平时见面不说普通话,到用的时候,他们表达起来的确很少色彩,不自信。比如,当时四年级语文书上有篇课文,作者可能是孙犁,写的是河北农村芦苇荡的故事,里面有几个地方,用的就是北方俏皮的儿化音,老师就特意安排我在四年级几个班里,站起来念:“桃儿、杏儿、梨儿”,给昆明孩子做示范。
20年后,我一个同学总结说,我当时的幸运缘于我会讲普通话。他不敢开口说普通话,因此,参加全市大游行,他只能站在彩车上,扮演不用张嘴的人偶——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伤员郭建光。
在云南,我学会了说昆明方言;在盘龙江里,学会了游泳;在体育场,学会了踢足球,每年还可以看到来冬训的各省足球队比赛;在圆通山动物园里,我第一次看到日本樱花;我品尝了昆明米线、耳块、汽锅鸡、水煎包、青头菌、牛干巴、鱼腥草;当对手来犯的时候,我在魏虹飞弟弟、魏薇妹妹面前,表现出一个哥哥的神勇;我学会了用板刷洗衣服、洗自己的被子,学会了缝被子;我的阅读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结识了很多好伙伴:袁捷、吕志俭、段志云、马永革、周颖、章文、章青、刘勇……
在农村,和同龄孩子相比,我显得身材幼小,四肢瘦弱,干活不懂偷奸耍滑,笨手笨脚,笨嘴笨舌,处处需要人保护;几年后,到了昆明,个头儿蹿起来了,和南方孩子相比,我倒成了北方大汉,我的朴实和肯干、我的不怕脏不怕累的劲头、我的不惜力的傻样却赢得了大家好评。经过农村一段生活,我十岁就懂得粉刷教室之前要先打扫墙壁上的扬尘,否则白灰刷上去,就会很快干裂脱落。我在市场上买小鸭子,会通过鸭子叫声判断雌雄。鸭子,麻头是雌,绿头是雄;亮声是雌,哑声是雄;肛门里没丁是雌,带丁是雄。借住在姨夫家里,毕竟与自家不同,日常生活中,眼色尤其重要,知道干活,懂得谦让,带好弟妹,千万不能惹他们哭。
不管怎么风光,毕竟是客居异乡。蒲公英开花的时候,迎风招展,为的是把种子散播到更远的地方。我自从转学到了这个学校,失去故乡的自卑感就挥之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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