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跳着睡灶台上

读高中时，有一年我在灶台上睡觉。

上高中一年级，我转学到太原西山矿务局第二中学读书，住在白家庄矿姨夫家里。我在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巷道、掘进、掌子面、通风口、煤矸石、传送带。这是我读过的第七所学校。

姨夫“文革”前从重庆大学采矿系毕业，从家乡四川分到西山煤矿白家庄矿。生活里很少见过像他那么老实的人。十几年过去，他连窝都没动。

这个时候三十多岁的姨夫从技术员刚升到了技术副矿长的位子上，但住房条件还是很差。一条洗煤河边上，低矮狭小的平房，宿舍的行与行之间，窄得走不过去个胖子。推自行车相遇，也要退让。挑水相见，避让三舍。姨夫家只有一间半，姨妈、姨夫、两个表妹、外婆，三代同堂，屋子里挤得没有空地，我一来凑热闹，住宿绝对是个大问题。

姨夫是个聪明人，他建议我的卧床是厨房灶台。厨房是私自向外延伸的临时建筑。厨房下半截由红砖垒砌，上半截由松木拼接，房顶由高到低用油毡和炭灰、白灰浇筑，这其实是北方寒冷地区用于阻隔冷空气的隔冷层。它最高处低于宿舍的屋檐，为了便于排水，它的最低处只有常人那么高。长3米，宽1米7，总共面积有5平米的样子。厨房内部堆着炭和家居的其他杂物，有一个三屉两开门厨桌，里面挤满了油盐酱醋，桌面当作我的书桌。头顶有一盏灯泡，可以随意拉来拉去。灶台用泥砖砌成，有1米2那么高，比正常床铺高出一倍，每次睡觉非得弹跳不可，一般人坐不上去。灶台一头有火眼，另一头有水泥案台。火眼的地方用一块木板垫平，上面铺上褥子，基本平坦。我上床之后，空地上再把自行车推进来，与我平行。

外甥住姨妈家，全看姨夫一张脸。什么意思？姨妈和外甥有血缘关系，本来亲近，可以忽略，但住在姨妈家感觉好不好，自不自在，全看姨夫的情绪和涵养。姨夫不欢迎，外甥连一天也住不下去。

被我们称之为“刘叔叔”的姨夫在太原孤身一人，沉默寡言，除去几个四川同学，与人交往很少。姨夫小时候在四川涪陵吃过苦，家中父母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饿死，靠着大哥资助读完大学。他个头不高，爱画画、爱拉琴，字迹好，有内涵。和姨妈结婚后，为消弭二人差别，和谐相处，做大大小小决定，他处处包涵，基本放弃自己的想法，心甘情愿承担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完整执行姨妈的主张。家里来了岳母，他不是甜嘴巴，却会悄悄在我外婆枕下塞十元钱。他像是一把壶，肚子大，壶嘴小，婚姻中间有什么事情，藏得住、忍得了。

我外婆认为在这么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把最小的女儿托付给刘冠麟姨夫，她放心了。我妈妈认为他是小妹妹的福分。我们一家四口在最艰难时期到姨妈家长住短住，来来往往，要睡要吃，我妈妈时常表现得很强势，三姐小波、四姐晓荔也敢于表现出放肆的风云情绪，对此刘叔叔十分宽容，从没一次表现出不耐烦。

一间房，一铺炕，我们一来，老老少少九口人，挤得他没地方睡觉，他不吭声，一连上几个月夜班，一连几个月住办公室。家中一切事情，都来自娘家，他的存在好像从不必问。我到西山矿务局二中借读，住在他家，他知道我在我家里的地位和重要性，他采用多承担家务的办法，避免矛盾，绝不使我难堪。

某年正月十五，我突发奇想，想帮着家里做一盏灯笼，添加年味。由于我对结果缺乏估计，动手能力差，拿着铁钳，用了大量铁丝，弯来拧去，搞了一下午，成不了形。姨夫在姨妈的再三催促下，极不情愿，终于接手，在原基础上做成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傻灯笼。灯一亮，照四方，大家赞美，我很难为情。我偷偷看见姨夫在没人的时候，发泄似的狠狠踢了没有巧劲儿的灯笼一大脚！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练硬笔书法，因为姥姥推荐，选择了小舅舅的来信当字帖。姨夫一看，小舅舅的字，像是风中的雨线，“唰唰唰”斜向一边。他沉吟半晌，态度诚恳，坚决反对：“好的字多得是，这个字不能学。”

姨夫不光是好脾气，还是个吃剩饭专家，剩稀饭、剩面条、剩鸡爪、剩鸡皮……都留给他吃，舍不得扔。

我住灶台，姨妈家做饭只得到露天里。夏天做饭，锅里落雨是常有的事情；冬天，家里只能生一个炉子，我住的厨房，借不着热气，就在窗户的玻璃上加蒙一层塑料布。清晨，冰柱就将门冻住了。

那年我从离石临时来姨夫家度暑假，突然谈起转学的事情，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课本、衣服什么也没带来，到了十一月底，太原已经下雪了，我还穿着一双凉鞋走来走去。七月到十一月，五个月时间，家长们谁也没注意到我没鞋穿。

我读西山矿务局第二中学的时候，我的大姐小冬在这所学校里当“代教”。一个没有正式教师指标的姐姐和一个借读的弟弟，在一个校园里几乎没有交集。

1977年，国家恢复中断十年的大学考试，大姐小冬很快就上大学去了。

在这所学校里，我结识了赵鹏飞、张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