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过十一所学校

从小到大，读书的时候，我前前后后一共转过十一次学校。现在想起来，幸好我对新环境的心理适应能力比较强，不怕陌生人，不怕被孤立，不怕差异化，不怕小流氓欺生。一转学，没几天，很快能融进新的人群中去，能在新人群中找到新语境、新话题、新朋友，慢慢地加入到校园里核心圈子，慢慢地变成新圈子里的新核心。所以，转了那么多次学校，长大之后我不仅不以为难堪，反以为荣耀。转学多，使我自立并坚强。

我在北方、南方不同的学校里，高下优劣，各类情况，见识多了，胆子就大，到后来遇上困难，需要打通关节，克服内心怯懦，勇气慢慢地足起来。

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但我个人体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频繁挪动的生活，就好比不是每一个树苗种在任何土壤里都能成活一样。

我的同龄人里，有的人家长背景和个人童年生活经历与我相似，读书成绩和做事结果却差强人意。我想他们可能就是不适应这种动荡的生活频率，忽而走、忽而停，忽而高、忽而低，忽而寂寞、忽而热闹。转来转去，没了故乡感，生命失去了根，心灵不能着地，导致个人发展受了影响。我这些小伙伴，面临转学，怕见生人，心下惶恐，一进新校门，一入新教室，站在50双好奇眼睛前面，手足无措，羞红面庞，心理压力巨大；丢掉了老朋友，在新同学中难以很快交上新朋友；在新老师面前不敢声张，为人木讷，加上无人指引，没有家长的开导，准备不足。久而久之，担惊受怕，性格孤僻，一再气馁，无人鼓劲，缺少叫好，慢慢地孤单下去，心思从学习氛围中被甩了出来。学业不能完整完成，走上了别样的生活道路。

转学过程中，我认识的老师总数很多。在小学，每个学校派来教我们的总会有语文、算数、常识、政治、音乐、体育等科目……一个班里有六七位老师；在中学，增加了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科目……一个班里也有七八位老师。

老师和老师相比，的确不一样。有的老师喜欢用“杀威考”（第一次见面不让大家准备就考试，意在使你露怯）的办法，摸学生的底；有的老师板书不行，就改用左手书写，掩藏不足；有的老师喜好文艺，有文艺表演天分的孩子在他眼里自认吃香；有的老师自家儿子就在我们班上，她躲在后门猫眼监视孩子，发现儿子不专心听讲，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教室猛擂儿子，毫不留情；有的老师生来强势，咋咋呼呼，吹胡子瞪眼，学生们都怕她厌她；有的老师怪脾气，上课时怪腔怪调，下课后引几个同学到他家里去，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有的老师喜欢占你便宜，利用你的嘴说她想说的话；有的老师导演学生写反对她的大字报，抢全市的第一头功，跟上政治步伐；有的老师生活压力重，一边讲课、一边惦着家里午饭的缺菜少食，讲了半节课，借口有事，就跑去买粮了；有的老师看到某同学有才气，但吝惜唾液，从不提携，更不表扬；有的老师很好面子，人穷钱少就不得不掩盖，在拍合影时，有手表的老师就故意亮出手腕，爱面子又没手表的老师就干脆用右手握住本该戴表的左腕，遮丑；有的老师对心爱的学生恨铁不成钢，就越发压制；有的老师在我闯祸的时候，挺身而出，帮我渡过难关……

我读的众多学校，共同特点是劳动多，学习少。学工、学农、学军，自带劳动工具，自备铺盖枕头，无休无止，没有尽头。我读过学校，有正规的，也有很不着调的。有的教室在齐整楼房里（云南昆明市明通小学、太原市十五中），也有的教室在小庙木屋里（云南昆明市盘龙二中、太原三中高中补习班），有的教室在窑洞里（吕梁地区汾阳县杨家庄小学、离石县袁家庄小学）；有的学校一个年级里分很多班（太原市桃园小学）；有的学校则实行两部制或四部制，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同时上课（杨家庄小学），四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同时上课（袁家庄小学）；有的学校（明通小学）是全省标兵学校，教学硬件好，跳远有沙坑，田赛有跑道，音乐课有专门教室，有风琴，有音乐黑板，常引得外宾参观；有的学校（袁家庄小学）教学生跑步，没场地，训练的起止点没法规定，只得将同学集合在校门口，由老师口头交待，学生们向老师手指的远处山顶某棵榆树跑去，同学们先要跑出校门，然后要跑过沟沟坎坎、羊肠小道、村修土路，奔上山坡，学生的手，手摸到榆树的树干，就开始折返，跑回学校，名不副实的一堂体育课就结束了……

我小学读了五年，初中读了三年，高中读了两年，补习班补了一年，大学本科读了四年，电影学院读了两年，在职研究生读了两年多，相识、相交的同学很多。同班同学，有时候一班可以坐满一个教室，58个人；还有时候，四个年级坐不满一间屋子，稀稀拉拉20多个。

我的中、小学转学，没有先决条件，能接续就读、借读就很不错了，挑拣不得。新中国，红旗飘，社会主义高歌之下，校园里本该阳光明媚，但是，我去过的每个学校都免不了遇上个把小流氓、坏同学。有的同学算不上小流氓，可是习惯欺生。

转学时，初来乍到，我每到一所新学校，先接触到的人，不是好朋友，大多是小流氓。小流氓，在学校里对转学新生起震慑作用。你是新来的，就得叫你领教一下这里的“规矩”。骂你脏话，你就得认领，操你娘，你就得习惯，推搡胡撸，你就不能反击。如果你一开始不低头，就会遭致群起围攻。他骂你，你可能还嘴，他骂狠了，你骂不赢，一动手，转学的你自然吃亏。不管是谁，动手动脚挥书包，不小心打出了血，在校长那里你就会留下坏印象。转学的新生，如果你的身体壮、声音高，那些小流氓通常不敢把你怎么样，远远地骂两句，不疼不痒，能怎的？

我从小生在北方，吃粗粮、担水、下地，个子高、大腿粗、嗓门大，到了新地界，碰上不讲理的主儿，不甘认输，不甘欺侮，到新学校的一周之内，必有一战。在学校里，同学之间骂人、打架、起贬义绰号，都是家常便饭，多数可以忍受。

在新同学中，有时候你会碰到从阴沟里吹来的集体联合冷暴力寒风，不知不觉间，你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孤立，被人指指戳戳，挖苦讽刺，你的内心很冷，空气很寒，形单影只，孤掌难鸣，有苦难言。不打破它，仍能泰然处之，除非你比他更有号召力。

上世纪70年代，南方与北方教材不同，学制也不同，一边是春季（二月升学）学制，一边正好是夏季（九月升学）学制，转学的孩子，进得班里，才知道学习进度差半年。到了新学校，要想跟班学习，不是勉强升班，就得被动蹲班，知识断裂，不成体系，有力使不上，浪费时间，无可奈何，让人很别扭。我所到之处的班级多为教育改革实验班。实验班，就是拿学生做实验品，成功抑或失败，谁吃亏谁知道。我被选中进入的那些实验班，不是不学汉语拼音，就是不学珠算。记忆深处的印象是，总学类似华罗庚推广的0.618法等实用算数。因转学我缺失了不少必备技能，影响至今。

从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我不仅要面对新环境，还要面对表弟、表妹、姨妈、姨夫。那时候，我一年或半年就要转学，转来转去，我几近麻痹。我在转学就读学校方面，从无主动权，从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回想一下，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我的原因而转学的。迁徙、转学，家长为生计奔波，家长走，自己只能跟着走。动身之前心里早就明白，转来转去，这是家长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我转学到太原市十五中读高中时，进文科48班。马上就要面临高考，教地理课教得好的女老师，在周末暗地里为一部分学生补课。因为我刚从矿区中学转来，低人一等，愣头愣脑，不知深浅。全班同学表面上对我还算和气，但就是忽略你的存在，和你形成竞争态势。高考前大家每天同在一个屋檐下上课、下课，但是，遇上地理老师给个别的学生悄悄吃偏饭的机会，就没有人告诉你！我当时有耳闻，自己没参加上，心里很纳闷，当然也生闷气。

时隔三十多年后，我的同学孙建与我聚会，说起此事，他说，那时，老师的补课费很少，一个同学只要交2.50元，就能听多节课。但是，那时的学风是，你不在“群里”，就撇清你，孙健原话是：“你拎着猪头都没地儿送！”他说的群，指的就是那个你没进入的自私小圈子。

我的转学，有一次是三姐弟一起转的。那时，在杨家庄小学，我上二年级，每次出来进去，上学下学，至少还有两个姐姐做个伴。不久，小波去县里读高中，晓荔去吕梁文工团。后来大多数时候，转学时就只我一个人，遇上小流氓欺负人，连个呼救亲人也没有了。

我在频繁的转学过程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在成人眼中看似很小的大困难。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些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