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是指

工作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因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职业，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和目的。这些职业都在维持着构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种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甚至维持生存的各种活动，也要被适当安排在一个改变了人类的一切本能活动与思维的社会结构之中。与这一社会结构有关的一切事物，无不取决于人们成功地合作工作的能力。假如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均衡、幸福和繁荣的社会就会出现。没有各种职业——这些职业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即人类生活——文明就无从绵延下去。结果是必须有一种社会教育，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使自己适应他人和整个社会。这种教育当让它听其自然时，虽然是必要的，可是却杂乱无章。我们送儿童入学，想象中就是要他们系统地学习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职业，但是绝大部分的学校在其教学方法和教科书中，却忽略了这一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些学校不是把具体的工作和工作中的人的方面放在中心，相反却强调抽象的东西，结果使工作成为经院式的——非社会化的。工作于是不再与所有从事种种职业的人群发生联系，而成为孤立、自私和个人主义的。这样的工作所依据的社会概念已不再符合现实情况，这种人人为己的社会早在一百年前就不存在了。通常的学校课程，忽视了今天的科学的民主的社会，忽视了这一社会的需要和理想，却培养儿童去为个人的生存而斗争，并通过一点智力的“修养”以满足个人的享受，使之变得柔和一些。

美国的学校在拓荒时代就创办了。当时比较少量的人散布在一个辽阔的国家里，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未经探究的机会。拓荒者依靠自己的能力抓住这些机会，努力向前，并利用自然界的原料。由于人丁稀少，物资无限丰富，社会无组织，没有传统或风俗习惯，因此拓荒者独自生活，自给自足，没有人一定要依靠他人的关系。国家的福利，全靠两种主义的传播，一种是进取，另一种是人人为己。新学校要反映这种观念，要设计它们的工作使这一道理被人理解，这完全是自然的。我们最早的移居者们都来自于那些有文化和有“学问”的传统的国家；很自然，他们希望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学校能使移植过来的这些理想保持活力。文化陶冶在他们看来并不指儿童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而是指积贮历史资料，学些过去的知识和文学作品。学问也不是指了解周围的事物，或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东西，而是指回顾过去的成就，学会阅读死去的语言，语言越是死的，“学问”的名声越大。因此，学校课程主要致力于使学生的眼光转向过去，只有从过去，他们才能发现值得学习的东西，也只有从过去，他们才能发现发展美感和智慧的精华。读、写、算的知识和一点自然的“时髦”，是一个儿童所需要的全部的社会装备，这一切的准备就是他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儿童一经有了这些装备，学校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到给予他们文化的素养。

不管这样的文化素养对个人来说是多么的有趣和有启发作用，很显然，公立学校的第一任务是教儿童在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里生活，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分担的责任，使他在适应社会方面有个良好的开端。只有当他把这些事情做得很成功，他才有时间或兴趣去从事纯属智力活动方面的修养。

公立学校创始于自由民主精神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学是如此迅速地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和工业状况，因此如果极少数人完全垄断了科学材料，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机会。当这些大众学校被创办后，社会就很自然地求助于现有学校的课程和组织了。但是，旧学校并没有被引向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道路，而是恰恰为了相反的目的，把阶级的界限划分得更加鲜明，给予有闲阶级和有产阶级每个人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以满足他们自矜高贵的欲望，并给他们提供消闲的方法。

人民大众世世代代生活在同样的地方，在同样的条件下从事着同样的职业。他们的世界那样狭窄，似乎没有什么材料可供学校教育之用；所能贡献的不过是基本的谋生之道。但是学校是为那些不用去为谋生操心的人，为那些满心希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附庸风雅和引人注目的人创办的，因此所使用的材料也是抽象的，有意与具体实用的东西保持距离。文化及教育的观念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完全以贵族和有闲阶级的利益及要求为基础。有了这种文化的观念，先驱者们自然要去抄袭那些合乎旧观念的学校课程了，即使他们的办学目的是要给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业和社会机会。公立学校成立之始，课程内容反映的就是当时即将过时的社会情形，也反映那些建筑在贵族利益之上的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的教育理想。

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爆发法国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影响了几乎一切文明制度的改造，绝大部分死亡了，更多的诞生了。普及教育的需要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公立学校便是由于这种需要产生的。由于这些公立学校的体制未能适应新情况，而只简单抄袭现有的学校，因此符合新社会的改造过程仍在进行着，并且仅仅正开始变成自觉的行动。一个民主的社会，依靠的是运用科学来求得它的一切的繁荣和福利，而不能指望非常成功地利用在一个仅仅使用人力来求得其产业和财富的贵族社会里为了统治团体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制度。对学校日益增长的不满，正在兴起的贸易和工业教育方面的各种实验，就是对于墨守这种陈腐制度的抗议。它们是建立新教育使人人有真正平等的机会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这种新教育是以儿童生活的那个世界为基础的。

如果学校要成为现代社会的反映，旧式学校必须变革的有三件事：第一，教材；第二，教师处理教材的方法；第三，学生掌握教材的方法。教材将不改变名称。读、写、算和地理总是要学的，但是它们的内容要大大修改和扩充。首先，现代社会懂得，身体的爱护和成长，就像心灵的发展一样重要；不仅如此，由于后者要依赖于前者，因此学校要成为使儿童学会过身体健康的生活如同过精神的生活一样的场所。还有，现在我们需要知道怎样读和写，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事最简单的日常活动，如不会搭错市内有轨电车，避开危险的地方，能与不能见到的人和事物保持联系。实际上，就是做与我们的职业有关的一切事情。但是学校仍然把教会读和写本身当做目的，当做学生为了他们自身的精神启迪而要掌握的单纯的奢侈品。同样的情况对地理学科也是适用的：学生学习地理疆界、人口和河流，似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积累不是每个人也许都了解的各种事实。但是在一个由于火车、轮船、报刊以及邮电而使整个世界成为近邻的社会里，没有一个地区能自给自足，因此真正地了解这些近邻的情况的愿望是很显然的。换句话说，由于机器带来的我们周围的事物和习惯的变化，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那样惊人的扩大和复杂，我们的眼界也那样开阔起来，我们的同情心得到了激发，没有表现出同样发展的一个学校的课程的成就只能是极有限的。课堂的教材必须考虑到各种新要素和社会的需要而加以扩充。由于实行了第二和第三件事的必要的变革，这样可以做到不加重学生负担。

由于机器的复杂和多种多样以及由于科学的发现，使已经知道的事实数量增长，因此即使掌握一门学科的作业，几乎也不可能。当我们考虑一下与本国地理教学有联系的一切事实，气候和地质状况，种族状况，工业和政治状况，以及社会和科学状况等，我们开始认识到要教列举的东西是无指望的。地理学几乎包括全部人类的知识和努力。课程中的所有科目在较小程度上也都是如此。任何一个学科我们所能处理的材料是如此之多，使我们仅仅把主要的部分区分出来似乎都是一时之计。因此教师们不能只让班里的学生阅读，然后背诵课本上的材料，而必须改变他们的方法。材料本身对每一个人来说浩如烟海，因此真正有用的东西不是它们的名称，而是理解它们并认识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应用状况的能力。所以，教师的作用必须从一个向导和指挥者变为一个观察者和帮手。由于教师注意到每个学生而着眼于允许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展思维和推理能力，并且利用读、写、算的课作为训练儿童判断力和活动能力的工具，因此儿童的作用也必然发生改变。它变成了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儿童成为询问者和实验者。

只有有极好的智力的人才能从听到的简单的事实中了解事物的一些关系并引出结论。大部分的人在说明这些事物怎样运转和它们的意义是什么之前，都必须观察和接触到事物。因此教师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他考虑到学生得到适当的材料，并且让他们在实际的场合——那就是代表课堂外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和情况的场合——使用这些材料。这是另一种简单的说法，即在一个社会里，认为每个人能照料自己，认为每个人在不损害他人的限度下享有个人和行动的自由，每个人应当能指导自己，也就是他能成功地照料自己去行动，这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为了自身的目的，是不可能采用在儿童入学前就使他的判断力的敏捷性和准确性变得迟钝的方式训练儿童的。假如它这样做，它就会使得将成为社会负担的缺乏能力的人越来越多。独断的方法培养的是驯良服从的人，这种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实际上阻碍了社会的最大潜力的开发。

所有追随卢梭的教育改革家都把教育看成是更新社会的最好手段。他们一直反对这样一种封建的和开拓时代流行的观念，即之所以要进行良好的教育，就是为了使你我的儿童能在社会上超群出众，为了使这些儿童得到另一种武器，用来使社会更好地为这些人的财富和愿望服务。教育革新家们相信，发展最完善的教育的真正原因，正是要防止上述情况，采用那些能使人的一切能力得到和谐发展的教学方法。这一点通过教育社会化，通过使学校成为真正的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做到，不能让学校自行其是，杜绝一切外在的影响，使自己孤立起来。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及其他们的追随者们正是试图实施这种与社会相联系的教育，以期对每个人发展一种社会的精神。但是他们没有一种方法使他们的学校成为雏形的社会。大众教育的需要仍然那么小，以致社会不愿承认学校是构成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儿童决非小大人的思想还是那样新，以致处理儿童集体的成功方法还没有产生出来。使学校生气勃勃，社会的作用正如学校的作用一样重要。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学校被看作孤立的机构，或被看作一种必需的惯例，那么尽管有最灵巧的教学方法，学校大体上将仍然保持原状。但是一个社会要求从它的学校中看到些东西，承认学校在全社会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警察和消防部门一样重要，并且善于利用年轻公民的精力及兴趣，而不是只控制他们直到他们准备成为正式公民为止——这样的社会就有了社会化的学校，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它都能使学校发展社会精神和兴趣。

近来有大量关于印第安纳州葛雷市的公立学校制度的报道，特别提到关于这个学校管理方面正在实施的一些新特点，要不然就强调那种制度给工业训练提供了机会。但是在这些新特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最主要的观念，这就是社会和集体的观念。沃特先生这位葛雷市学校系统的教育局长，几乎从这个市镇刚建立时起就有机会为这个产钢铁的市镇办了一些学校，他很希望把这些学校办好。他从未参观过全国各地的最著名的学校，也没有派人去请最好的学校建筑师；相反他一心一意呆在家里，忘记了在别的地方已经或没有做的什么事情，他想为葛雷创办最可行的学校。他试图解答的问题是：葛雷的儿童需要些什么东西才能成为好市民和幸福与成功的人？怎样才能为了教育的目的筹集款项，以提供所有这些需要？他的这些学校在工业训练方面的一些特点今后会被其他学校采纳，但是有充分理由附带说一下，葛雷市的这些学校并不是专门为钢铁公司培养好工人，也不是要替这些工厂省些培训工人的费用，而只是因为这些工作中间确有教育的价值。同样，也不能错误地认为葛雷学校不过是在进行一种尝试，把没有前途的移民子女变为能够自给自足的移民，或是要满足实业界需进行某一类的训练的要求。

沃特先生觉得他做了一个美国城镇的学校系统的教育局长，对来自各种各样背景的数千名儿童负有责任。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这样去照料这些儿童若干年，即在他们结束学习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并做得很成功，不管他是去看管一台机器或管理一个企业，也不管他是去操持家务，在办公室上班，或是去教书。他的问题不是要传授每个人具体工作可能需要的知识，而是要保持儿童童年的自然兴趣和热情，使每个学生能够驾驭自己的身心，并保证他能够为自己做其他的事情。能成功地做一个人和一个美国公民，这是这个国家为其学生创办公立学校的目的所在；至于获得生计，也构成这个理想的一个部分，如果比较广泛的训练成功的话，当然也会随之而至的。在决定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时，有许多因素要考虑，如每个儿童个别的特点；将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儿童生活的周围环境以及出钱维持学校的社区；等等。沃特先生的规划运用了这些因素中各个因素对整体计划所作出的贡献的价值。每一种因素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缺少了其中一样其余因素便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不论忽视了哪一样都会使结果受到损害。

对一个追求把学校经费用得最恰当，能给儿童和纳税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教育批评家来说，一般公立学校组织中存在着一种惊人的浪费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学校建筑、场地以及各种设备器具，除了放暑假和星期六搁置不用外，平常每天也有一半时候空在那里。校舍是很费钱的，但完全不用的时候倒占去大部分时间。这种情形本身够铺张了，但是当我们来看看城里在公立学校念书的一般儿童每天在校外是如何打发时间，而他在校内受到的教育又是何等不完全时，我们开始真正认识到这种浪费是何等严重了。沃特先生决定让葛雷的学校从早开到晚，以免儿童不得不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拥挤不堪的街头巷尾游戏玩耍，因为这些地方带给任意闲逛的人往往是种种不利于健康和道德的危险习气。由于学校房屋一天之中仍有很多时间要关闭不用，并且一年空关了许多星期，因此沃特先生决定出资办校的人——即纳税者有权利在校舍空关的时间内为了公共目的而使用教室，这样葛雷的学校就有了夜校、周六特别班以及夏季学期。这样做使得学校的维修费要比一年只开几个月时大得多，因此还要找一些更为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学校设备。

儿童不可能整天静坐在课桌旁，就像现在大多数学校要他们每天坐上五小时那样；因此，如果要使儿童在每天八小时的上学时间内保持愉快和繁忙的状态，还必须给他们一些别的事情做。葛雷学校为了做到必要的节省开支，采用了一所校舍比平常一般学校多收一倍学生的方法。每一幢房子里都设两个学校，一个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三点，另一个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每个学校轮流在通常的教室中上课，而不上课的另一半时间学生则去从事那些使葛雷得以出名的各种职业活动。用这种形式开支省下的钱就被用于装备学校的工场，聘请更多的教师开设正课以外的科目，并且支付特别增设的班级的费用。这样葛雷人交的税还是那样多，但他们办的学校除了给所在地区的成年人提供了在夜校上专门课程的机会以外，还利用了儿童的时间，大大增加了学习的设备。目前，葛雷的成年人利用学校设备学习的人数要比儿童人数多得多，当然成年人上学读书的时间要比儿童少。一所校舍办了两所学校，教室内的通常费用就省出一半，大量的钱就可以用于充实儿童一天八小时的健康保健活动，并且学校在晚间、节假日和周日向成年人开放。

每个校舍都设有健身房、游泳池和操场，还有一些体育导师，他们在每天八小时的活动中到场监护。体育训练和其他活动一样，成为日常学校工作的一部分，除了成为每个学生课程的一部分的体育训练外，每天还要开放操场两小时，让儿童自由活动。儿童不再到街头游玩，而是呆在学校并利用提供的机会做各种游戏。大部分的体育训练都采取有指导的游戏和器械运动的形式。这里的实验表明，和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实验一样，学生对于那种正规的团体训练没有真正感到兴趣，他们被迫去进行这种操练，使得体操的好处大部分都丧失了。所以，游泳池、网球场以及各种体育器械就大量地取代了这种正规的体操练习。体育辅导人员知道各个学生所需要的专门练习，这样使训练工作不会失去条理和效果，每个儿童除了符合他的需要的体格发展外，都有一个卫生而愉快的活动场地去游戏，再不用去校外消磨时间了。

人们期望葛雷的每个学生在学年中体质上有所获益，就像期望他在其他功课上保持成绩那样。每个儿童都经医生检查，对于体质不十分强壮难以从事课堂作业的学生，学校不是送他们回家什么也不做，直到比较强壮为止，而是给他们适合于他们体力的课程，他们的上课时间也减至最低限度，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场或体操房中度过，做着医生吩咐的使他们身体强壮的那些活动。学生身体的成长，正像智力的成长是一样重要，通过对身体成长的关心，就像关心儿童在学业上的进步那样，学校经历了很长的道路，使自己变为一个小社会，这个社会对于正常的和自然的生活提供了每一个机会。

学校每天要开放八小时，但是各年级的教师每天只上六小时的课，而体育指导人员整个时间都要值班。每所学校用四小时的时间进行通常的课堂作业或实验室活动，另有一小时在大礼堂听讲，还有一小时用于“应用性”活动或游戏。此外还有两小时，学生可以自由使用各种游戏设备，他们都用上了这些设备。由于学校轮换班次上课，因此教师的人数也不必增加，学生由于教师对他们所教的科目都受过专门训练而获益。每所学校的学生都被分成一个个的小组，所以班级的规模比大多数的公立学校要小些。早晨开始的两小时——从8：15到10：15——一个学校的学生使用教室、艺术活动室、校办工场和实验室，其中一组学生第一小时在教室里，第二小时在工场，而第二组学生则先从工场工作开始。另一个学校第一小时使用操场，参加与否不是强迫的，在第二小时，一组学生去大会堂，剩下的就在操场进行系统的体操训练，或有一个“应用性活动”的时间。然后在10：15，第一学校学生去大会堂和操场活动，第二学校学生则占用课堂和工场间两小时。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每天有两小时在通常的课堂中正式上语言、历史、文学以及数学课。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有三小时用于这种正式的教学。所增加的一小时时间是从游戏和应用活动时间中抽出来的。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有一小时的科学实验室活动，或在工场里进行作业训练，还有30分钟的音乐或文学欣赏，30分钟的体育训练。六到十二年级则有整整两小时时间在工场里从事工业训练、科学实验研究，或音乐和绘画活动。

用这种轮班和轮校上课的方法，能够由那些是学科专家的教师在较小的班级里，照顾比通常在一个校舍里所能照顾的数量多一倍的儿童。因为除了产业教师外，还有法语、德语、历史、数学、文学、音乐、艺术、自然研究和科学教师。这样额外增加的效率，所需经费都是因采用两部制上课形式而从校舍上节省下来的。每一年级的教室至少有四组不同的班级在利用，所以每个儿童没有专门存放个人物品的课桌，但是有一个小柜放书，并在课时结束后更换他的教室。每一个教师都不对某一组学生负责，但是对她所教的科目负责，同样，学生要对他们自己负责。显然，这样的上课方案需要师生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校务管理。

沃特先生相信，许多公立学校之所以丧失很多像葛雷学校采用的那些做法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上面说的那种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校务管理。从企业的目的出发，成功地办好一所大型机构，这本身已是很难做的事。因此，沃特先生认为学校的校长和督导员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之中，因为人们既期望他们管理这个企业，同时又贯彻教育计划。沃特认为学校的校长或督导员应当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一个只负责本校或本市的行政管理的官员。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大纲和方法，应当由没有行政琐务的专家们去考虑。这些担任督导的教育家们不应该按地区而应该按学科来任命，而且他们的任务应当定时定点地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所担任指导的那些学科领域真正地保持接触，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学校只偏重于某一门学科。这些督导员们应当在他们临时任职的学校里如同该校的教务主任一样，而且督导机关要为所有的学校安排好课程。葛雷地区因为学校太少，还不能完成这样的计划，但是目前的组织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开阔胸襟和愿望，即通过葛雷制度，获得所有教师——从新助教到督导长本人的通力合作和所有工作的价值。

训练、社会生活以及课程方面，凡是可能做到的，葛雷学校都在尽力而为。它们与教会和家庭合作，利用每一项经费来源，利用所有邻居及地方团体的影响力量，以求达到最好的教育目的。在训练人方面，学校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学校工作如此安排得当，以至于儿童一个个都想去学校；这里没有必要让专门处理逃学事务的官员硬拖学生上学，也不必施展严酷的权威去恐吓儿童。儿童一进学校，就觉得如同在家里，对学校作业就像在自己家里具有同样的兴趣和责任感。每个儿童都知道其他儿童和班级正在做些什么，因为所有儿童经常在放置衣服、文具的房间里，或在每堂课后调换教室穿越走廊时遇到。大礼堂和各班旁听制度，还有由学生维修和制造学校设备，都是造成流行于学生间的那种精神的有力的因素。每所学校都有一个由学生们推选出来的学生会，专门注意学生团体的利益，维持学校的秩序。校医们用学校印刷机印刷材料，与英语课和礼堂活动协作，开展健康卫生运动。儿童对于这些事情发生强烈的兴趣，而且那样努力去做，以致未入学的儿童的传染病发病率比那些在校儿童为高，虽然后者有较多患传染病的机会。学校当局不是简单地强迫实施卫生法，而是告诉儿童这些卫生法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它们，实施它们又如何能帮助防止传染病及其他各类疾病；在化学课和烹调课上，教师则教学生许多有关细菌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对传染病和污秽物体的涵意有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使学生自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止疾病的措施，当班里一个同学病了，他们就会实施隔离措施，并且立即通知学校医生。

各所学校还用同样的方法发起了一场清洁牛奶运动。学生从家里带了牛奶样本到学校检验，如果发现牛奶不清洁，就观察他们的家长是如何处理牛奶的。扑灭苍蝇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并引起了儿童真正的反应。在卫生健康方面，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学校，不仅尽到了它们的一份责任，而且还承担了更多的事情，如协助卫生局的工作，免除城市医生的偏见和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在我们的各个侨民社区中十分普遍，而且使控制疾病和照顾上学儿童健康的工作十分困难。一旦医生们得到了儿童的合作和理解，诊治儿童的扁桃腺炎或眼科疾病也就不困难。儿童们懂得为什么需要做这些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不去做的话；他们使得父母亲不但不干涉，反而会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在外侨杂居的工业社会中，公立学校的另一难题就是如何使已到法定离校年龄的儿童继续留在学校里。葛雷的学校对付这个问题就像对付公共卫生问题一样，不是靠多立规章或试行强迫，而是寻求得到儿童自己的帮助，让学校对于个人有明显的用处，致使儿童想要留在学校。在葛雷没有“中学”（high schools）!一个学生在一幢楼里上学，从他入幼儿园那天起，直到他准备上大学，或直到他进入商业界或工厂为止。在八年级结束时，并不举行毕业典礼，也不发给文凭。当一个学生开始读九年级时，他的课程与原来的教学计划有所不同，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做任何使儿童认为他已经学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从现在起将只学一些虚饰的、奢华的东西的事情。教师也不调换，相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学教师教导所有的年级；在工场里，学生则有机会自始至终学习某一样东西。学生们不盼望最后四年的学习具有可怕困难和无用的枯燥无味的东西，他们盼望这是他们的学校生活的继续，只是随着能力的增长，所学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困难。特别是他们还把最后阶段看做获得训练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够看到它们的直接价值。说服学生留校的理由都是实际的，告诉这些理由，儿童一看就会明白的。学校印刷所常常印一些简报，向学生和家长解释葛雷学校在普通教育和专门训练方面所能提供的机会。这些简报提供了关于各个不同领域工作机会的统计资料和信息；它们用图形向学生展示中学毕业生和那些年满14岁离校的学生——如他们离校后一年、两年或者十年的情形——的有关社会地位及工资待遇状况。企业界人士也来到学校，告诉学生毕业生与辍学生在企业中的不同机会，以及为什么他们希望雇用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工作。有关葛雷学生的统计资料被保存下来，给学生看。通常第八年级和中学之间有的一个断层并不存在，因此家长并不感到有必要带子女离开学校。他们感到已经作出了牺牲让孩子留在学校里，那就不妨让他们再在学校多呆几年，如果儿童留在学校比离开学校更能学好一门职业，如果儿童对未来也有确切的计划而渴望在校继续学习，那么即使贫困的家长也不会不顾他们子女的利益。众所周知，大城市里14岁就离校的学生的比例占压倒的多数，所举的一般理由是家长们需要儿童经济上的帮助，然而辍学的真正原因是学生自己对学校的不关心。儿童对“为什么你要离开学校”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因为我不喜欢学校。”利用家境贫困的事实，就足以使他们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给予儿童工作，这种工作儿童认为是有趣味、有价值的，而且是一个游戏的机会，那么他对学校的敌意很快就忘记了。

一般公立学校那种僵化的制度倾向于不是把学生留在校内，而是把他们推出门外。学校的课程不能适合学生的需要，并且也无能为力使课程适合学生需要，除非彻底改变整个学校组织。学生的一次不及格就使得他的全部学业受到挫折，他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学校这部机器以同样的速率运转着，不顾任何个别学生或学科。漠不关心或厌恶几乎确实是这种感觉的结果，即工作是不起作用的，对于他正在工作的这部机器根本不影响或依赖他的努力。在葛雷，组织已经能适合各个儿童，而且是十分灵活的，以至最困难的学生也不会搅乱他的工作。儿童与学校相处得很融洽。我们在前面一节已经说过葛雷学校的两部制是如何工作的，以至一个学生用在任何一门学科上的时间可以有多有少，也可以干脆不学这门课。身体弱的学生可在操场上多花些时间，而算术或地理较差的儿童可以在两个学校的班级里同上这些课，或者甚至可以去低年级，而同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儿童能够对他们教学计划作同样的变更，而不打乱学校日常的工作秩序。如果一个学生对某一门学科学得特别好，他就能到高一年级的班上学习这门课。如有学生正在对学校失去兴趣，他的大多数功课落在其他学生的后面，或者他开始谈论要离开学校，学校也不会因他对学校的兴趣减弱而惩罚他，让他掉队越来越远。他的教师会找出他擅长的课程，给他大量的时间钻研这门课程，让他在这门课程方面一路领先，这样他的学习兴趣就被激发起来。假如他后来对学校的一般课程开始发生兴趣，那就最好。为了让他在所有的功课方面赶上队伍，学校给他提供一切便利。如果这种觉醒仍未出现，男孩和女孩仍然被留在校内，直到他们学会某一样东西，很可能是最合乎学生能力的东西为止，而不是让他们离校或完全失败，样样事情都阻止做，直到某种很强的能力也丧失，学生既没有得到训练，也没有道德成就的鼓励。

学校的教学计划每两个月组织一次，学生可以在这些时间中的任何时候改变他的整个计划，而不是不得不连续半年与太难或太易或没有适当分配的课业奋斗。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学校仍然保持分级制，但是学生不是按照年级数字编号分班，而是按“快班”、“普通班”和“慢班”三种类型来分。学校12年的功课，快班的学生在大约16岁时可学完，普通班的学生18岁可以学完，慢班的学生则学到20岁。这种分班并不说明所做工作的质量。慢班的学生也许比快班的学生学得更彻底。这种分班也不是用来区分学习者的能力，而是为了利用儿童的自然生长，让他的学业和生长相辅而行。快班的学生尽可能快地逐级升上去，而不是倒退回来，除非他的工作对他失去了刺激。慢班的学生在他对某门课做好准备前，就不勉强他去做。这种弹性学制是有效地起着作用，还是导致了一种松散草率的方法呢？我们只需参观一些学校，看看学生们勤奋学习，每个人负责自己整天的活动，就能确信，儿童们是快乐和兴致勃勃的；从教师和教育人员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查阅学校记录时，答案更为明确赞同。在葛雷，13岁的所有上学儿童中57%已经在读七年级或更高年级。比起大多数工业社区所能做到的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迹象，并且它表明大多数的葛雷学校儿童，都在以与准备升入大学的一般学生相同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学业。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离开葛雷学校后进人高等学校或学院的学生数目。在葛雷学校存在的八年中，已离开葛雷学校所有学生中的三分之一现在在上州立大学、工程学校或商学院。我们想到葛雷的人口大部分都是钢铁厂的工人，60%出生在国外，再比较一下一般美国第二代学校的发展史，就能认识到沃特先生一直在进行的一种制度是多么地成功，它能满足学生的需要，这种制度对于社会是这样地有吸引力，以至人们希望继续下去，并获得比仅仅需要日常必需东西更多的教育。

常规课程的这些变革背后总是有一个社会的动机。沃特先生认为，如果学校的社会目的适当地予以强调，那么教学方面的问题将会自然解决。公立学校必须研究学生的需要和特点，研究当地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对于学校的福利所能作出的贡献的机会。我们已经说过，为了使课程更有趣味，同时对社会也有好处，葛雷的课程是怎样安排儿童的体育生活和社会保健卫生方面的内容的。学校的工作与其他的社会利益及日常生活事务之间，也保持了这种密切的联系。儿童的社会本能在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之间，不是把他们互相隔开，而是尽力设法使他们待在一起。低年级学生也可以使用实验室和校办工场作技术训练，但必须与中学生安排在一起，否则他们使用实验室和工场设备就未免过于浪费了。低年级学生不但在上科学或手工训练的入门课，而且当高年级的学生在工作时也一同进去，充当帮手或一名观众。四五年级的学生在工场、工作室和实验室，协助七年级、八年级以及九年级的学生。

年龄大些的儿童从照看年龄较小的儿童中学到了责任心和合作精神，而年龄小些的儿童则通过等待、观看以及向年长学生寻问问题，从而对所学的功课有了惊人的了解。大小儿童都认识到学校中进行的工作，因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低年级学生的兴趣也因之日见增长，知道了为什么应该留在学校。年龄大的儿童的作业，凡是可以用的，在低年级的教学中都用上了。画得准确的地图及图表用来帮助学习较差的学生学习自然研究或地理课；印刷所为全校印刷了拼音表和解题单；医生在健康运动中请来会艺术和英语的工人制作标语和宣传手册。各个学校的礼堂都挂满了各种有关学校在进行中的工作的通告，并附有优美而有趣的图画或地图，还有关于各个工场正在生产什么东西的信息，或关于全校应该知道的各种情况。

另一个形成公共意见的重要因素就是在大礼堂里的活动，这个学校里的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去那里花上一小时，有时一起唱歌，有时聆听一个高年级学生讲物理学上的一个有趣的实验，或由一个烹饪班的学生宣布一个价廉物美的食物单，或者听一位医生讲如何能改善家庭周围环境的卫生状况。礼堂活动的时间也可供一般社会公众使用。牧师，政治家，任何一位市民，只要做了任何有趣的事，都可以来讲给儿童听。学校用这方法邀请周围地区的所有社会机构来校。

一小时“应用”方面的课也有助于同样的目的。儿童为了他们班上的作业，跑到最近的公共图书馆里，阅读或查寻有关资料，或是仅仅为了学会利用图书馆的书；他们也去附近的青年会里借用那里的运动场，或听一个演讲；或者他们可以上任何教堂或俱乐部，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宗教教育。学校成了当地社会交换社会信息的地方。应用课的时间，有时也被用来在工场或在操场上的实地工作，以补充通常的课堂教学。因此一堂算术课可以上成应用数学课，如在操场上为一所房屋设计地基，或是在学校商店里待上一小时，这种商店通常有一个房间，布置得像杂货店，儿童在那里可以练习心算和口算，经营“商店”时也可以练习英语。应用课时间也可以用于为学校大楼做些事情。如一个学习速记、打字或簿记的高年级学生，可以上学校办公室做上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做某一个职员的助手。五年级的男生在这段时间去照看学校的贮藏室。他们负责看管学校的全部设备，所有外面送来的货物都由他们点收，然后分配给学校的各个教员和员工。在各工场中学生的工作成绩，由另一些学生在应用课时间内记录下来。有一个拿工资的簿记员管理着一间办公室，学生们手持印好的单子跑到那里，单子上由工场中的教员填明了学生的工作时间、工作效率以及所应得到的分数；正在办公室实习的学生职员则根据学生交来的单子把分数记在他们各自的记录簿上，然后把这些记录保存起来。学生也为学校开办了一个邮递所，作者看到一个六年级的男孩正在分送教职员工的工资支票并通过学校把收据集中起来。从事这类工作的儿童不仅仅学到了算术和簿记，他们还学会了责任心和自信心。他们懂得了他们的学校具有什么意义，对学校的福利事业是清醒的；他们知道他们所在的学校是真正的学校，他们与学校的利益完全一致。

学校的午饭间是由膳食部门管理的。当埃默森学校（Emerson School）最初建立时，它配有规定的烹饪课桌、各人用的煤气灯、餐桌及菜柜。现在这些都改成了一种服务台，学生服务员在台旁供应他们做的饭菜——这是供给他们同学吃的真正的午饭，用饭的人把膳费交给一个管账的学生。年幼的女孩在年长的女孩学习烹饪的时候，从旁帮助服务，因而也学到一些烹饪功课。配制菜单，买办食物，登记账目，都由女生操作。他们需要垫付些钱及制作菜单，菜单必须达到化学科所规定的标准，化学科的学生则对食物进行分析，将食物营养成分的比较价值列成表。结果是蒸热食物，营养要足，烧得要好，价钱很便宜。每天的菜单都公布出来，上面有每样菜的价目及它的营养价值，餐室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广告和图表，显示着各种食物的相对价值，还有价廉物美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和价高而粗劣的食品的菜单样本。这些都是烹饪科的学生制作的，是他们实际实验的结果。

葛雷的学校不是根据课本教“公民”这门课的，学生们学习公民课，是通过帮助照看自己的校舍，制定在礼堂和操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上公共图书馆，以及听在葛雷工作的人讲葛雷正在做的事等进行的。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学生会的模拟竞选运动、各种党派、初选活动、投票站以及选票来学习。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家具和水泥走廊，并知道制作它们要花多少代价的学生们，不会轻易损坏走廊或家具，将来他们自己做了纳税人，对于他们制作东西的价值及其改进方法，也不致于轻易受人愚弄了。卫生宣传运动，利用应用课时间与市里各个社会机构相接触，在学校礼堂听人讲更多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事务，所有这些都是在上对学生有感染力的公民课。儿童们亲眼目睹各类事物，他们以做一个好公民来学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实际的公民课具有双重的价值，大多数儿童的父母是外国来的，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市政机构或组织一无所知，而且由于他们不理解周围所见到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及其限度。家长们对各种法律一无所知，直到他们犯了法；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危害了公共卫生；对社会资源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有所需求的时候。因此他们自然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表示怀疑，他们的儿童应该具备一些实在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全的判断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给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外，学校还试图把美国的生活准则传授给学生，再通过学生教给他们的家长。每个学生入学时，告诉学校当局的，除了通常的名字、年龄和住址外，还有有关其家庭的某些资料，如家庭的大小，家庭的收入来源以及他生活的这个家庭的特点，等等。学校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如果学生转学，就把记录转送到那所学校去。各个年级的教师每人在本学区挑出一些街区，并且为这块区域设计规划。儿童就教员所划定的地区画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标着各个街道、人行道、路灯柱子以及邮箱，还为每一所房屋、谷仓、茅舍以及每一块空地标上了位置。如果街区的布置发生了变化，地图也就做相应的修改。每个儿童还要把家中各个房间的面积丈量清楚，画出一张自己房屋的平面图。教师把这些地图和她自己的区域图一同保存，这样她就能得到一幅每个儿童的住宅及其邻居住宅的全图。把这些地图与儿童入校时的家庭记录作个比较，就很容易辨别出某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是否合乎道德和卫生要求。

每个教师有一个小得足以彻底了解的区域，她要尽可能地熟悉住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儿童。如果坏的情况是无知或贫困造成的，教师要设法做些什么事情来补救他们，并且务必使这一家庭知道怎样去改善自己的状况。如果情况很严重，就要通过这个街区的其他儿童去激起四邻的公共舆论。学校常常把礼堂活动的时间专门用于展览这些地图，说明街区和四邻的优点或劣点。儿童总是要把这些消息带回家中告诉家长，由于房屋租金和设备条件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因此这些报告也常被采纳。家长被鼓励来学校询问各种信息，常常有些新到的家庭，从过分拥挤简陋的小屋搬进舒适的公寓，租金并不增加，这全由儿童传递校中消息，使他们知道不必出钱住条件这么差的屋子。由于学校这样去帮助他们，并把讨论这些问题视为正课的一部分，因此儿童及他们的父母理所当然会接受学校的意见。有关房屋的改进办法、卫生设备、面积大小以及舒适程度的消息，学校都让家长知道。如果某地居住条件不好，而邻近却有条件较好，租金又相同的房子，学校就通知他们。这样学校不但教给学生有关好公民和社会状况的理论，而且给儿童实际的事实和情况，从而使儿童能看到什么地方不对，知道如何去改进它们。

葛雷学校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社会作为教育设备的一个捐献者，这样做不仅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即培养了机敏而有智慧的公民，而且立即收到了社会的良好的回报。葛雷的条件原来并不理想，学校的经费也不比大小相等的其他城市多，聘请的教师在其他任何城镇都可以找到，学生大部分来自那些不能给子女提供训练的家庭，而家长们则都正在试图使自己适应完全新的环境。虽然如此，这些学校却做了很多事，它们表现出了良好的校务管理，节约地花费纳税人的钱以便给年轻一代最可能好的设备，最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在校园和操场所体现出来的葛雷制的这些效果，聪明而愉快的学生，以及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所取得的进步的统计资料，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倍受鼓舞，就因为取得这些成绩所依赖的各种条件，是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能达到的。

（吴志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