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

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37

（1931）

文化危机中的个人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我们是生活在货币文化之中。我们的唯物主义，即我们热衷于赚钱和过得舒服，都不是单独的事情。它们是我们生活在货币文化中这一事实的产物，是我们的技术和工艺为私人利润的利益所控制这一事实的产物。这就是我们文化严重的和根本的缺点的所在，是使得人们十分注意的那些从属的和引起的祸害的根源。批评家正在评论这些病症和结果。在我看来，国外或本国的批评家对根本的经济原因避而不谈，似乎正表明忽视肉体、有形的物质和实际事务的旧的欧洲传统仍占支配地位。在这些批评家所说的意义下的美国式文化的发展，正表明我们在保存这种传统和它依以建立的私人营利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却独立地发展了完全是一种革命的工业和技术。如果我们的批评家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避而不谈，那才是真正符合需要的。

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一个文明社会自行分裂的混乱状态仍将持续下去。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我们的欧洲批评家告诉我们这种发展已经使个人湮没下去了），是机器时代的产物；由于机械工艺学的进展，这种发展在一切国家里将以某种形式相继发生。它的直接影响，无疑地已经使某种类型的个性遭到压制。只要把个性和历史上典型的贵族统治联系起来，机器时代的进展，将可能对于全世界传统意义上的个性是敌对的。

有两个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之一就是避而不谈的方法。只要人们以为个性的唯一正确类型，就是从机器工艺和它所创造的民主社会出现前的时代保留下来的那种类型，这种回避的方案就会被采取。对于避而不谈的方法是补充性的一个方针，是由于这种假定出发的，即认为当前的情况是决定性的，它表现某种固有的、终极的和不变的东西。可是只有把当前情况看作是过渡的和向前推移的，当成用来形成后来结果的材料，那就是说，只有把当前情况当做一个问题，那么任何解决问题的想法，才能算真正的和适当的。我们可以适当地把欧洲批评家提出的公式，作为一种方法来提高我们对于当前情况的问题的认识。这样来看，那就会看到问题主要就是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这种新个人主义对现代情况具有的重大意义，正如旧个人主义对它的时代和地点曾经起着最好的作用一样。

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下定义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认识我们早已进入的一个联合的时代。

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表达正在发生的情况。“社会主义”一词，会引起太多特殊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想，不便挪用。“集体主义”比较中立一些，但它也是一个党派性的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也许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股份公司（corporation）不断增长的作用，会为一个适当的名称提供一个线索。我们可以在比它的专门的法定的意义更广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美国已经稳步地从早期开拓者的个人主义进入了占统治地位的联合化（corporateness）时期。企业股份公司在决定当前产业和经济活动中的影响，是生活的一切方面趋向结合的原因和象征。组织得或紧或松的联合体，越来越对个人的机会、选择和活动起决定作用。当前的需要，就是认识我们正生活在联合化的时代这一事实，而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

社会和生命一样在本性上就包含着对立力量的平衡。作用和反作用，归根到底是相等和对等的东西。目前“社会化”主要是机械的和数量的。这种制度由于许多个人之间追求非法的和轻率的过度刺激的活动而停留在极不稳定的平衡之中。如果这种混乱和这种机械作用要产生一种心灵、一种完整的人格的话，那么它将必须是一种新型的理智、新型的情操和新型的个性。

可以信赖的和完全的个性，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各种职能的产物。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就是那些似乎占统治地位并把他的特有的个人才能发展到顶点的人，也会被掩盖下去。他们可能是金融和工业的主宰者，但是，直到关于金融和工业在整个文明中的意义具有某些一致的信仰以前，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的灵魂——他们的信仰和目标的主宰者。他们暗暗地，而且说来却是茫然地行使领导权。他们在领导着，可是那是在非人格的同时，在社会上又是不受控制的经济力量的掩护之下进行的。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不在于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社会职务与职能，而在于把社会的后果转换为私人的利益。他们得到群众的欢呼，受到群众的嫉妒和羡慕，但这些群众也是由对社会意义和社会效用都同样毫无所知的个人组成的。

这种情况可以从下述事实中找到解释，就是：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助长了联合化和集体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又不是他们所意图达到的，并且是和那种由于感到社会的成就而得到满意的报酬不相干的。对他们和其他的人说来，他们的企业是私人的，它的成果就是私人利润。只要有这种分裂存在，就不会完全的满意。因此，社会价值感的缺乏，是以加速度地增加私人的利益和权利的种种活动来补足的。人们无法看透他的同伙的内心情况；但是，如果在造成资本垄断组织的那些人有着任何一般程度的满足的话，那么这个证明可悲地是找不到的。对大多数人说来，他们是被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力量强迫到这里或那里去的。

美国生活中如此显著的不安、不耐烦、激动和急躁，是这样一种情境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在这个情境里，就他们是整个社会的维护者和被维护者这个事实来说，个人得不到支持和满足。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它们是心理不正常的证明；这个情况从个人的意图中寻求解释是无用的，正如认为它们能用诉诸道德良心的劝告加以消除的想法也是徒然的一样。只有个人及其生存的社会条件之间存在着这种尖锐的不协调的情况，才能说明这种广泛蔓延的病态现象。狂热地爱好只要是一种变化的东西，这是狂乱、急躁、恍惚不定、神经质的不满和追求刺激的表现，这些不是人性所固有的。这些东西是如此变态，因此需要从某些深远的原因中作出解释。

使个人从曾经一度支配和支持过他们生活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种种不断变动的例子，是十分令人目眩的。它们确是那么耀眼，以致我们看不见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个人在他们所不能控制同时也不能给他们指出方向的情境中，摸索前进。在他们的意识中占有最高地位的信仰和理想，对他们所实际活动而又不断影响他们的社会，是不相适应的。他们有意识的观念和准则是从已经过去的时代继承下来的。就他们所抱的原则和所用的方法而言，他们的心灵和现实的状况是很不一致的。这种深刻的分裂，就是处于迷乱和窘境的原因。

因为旧个人主义破产了，那些觉察到这种情况的人，就常常谈论，并且认为似乎个人主义本身已经不中用和过时了。我不认为那些把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看成正相反的东西的人，真的以为个性已濒于死亡，或者个性并不具有内在的可珍之处。但是，他们在把个人主义说成好像是上两个世纪的局部性的插曲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了那些为了利用个人主义为其个人目的服务而想使个人主义活着的人，同时他们也把主要问题——改造社会以利新型个人的成长这一问题忽略了。有很多人相信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来大规模地实现个人的创造和安全。他们所关心的是，对目前当权的少数人的一些权力和自由要加以限制；并认为，为了给全体人民带来利益，集体的社会控制至少暂时是必须的。但是，他们却似乎时常过于臆断，这样做的结果，将仅仅是把早期的个人主义扩展到多数人身上。

这种想法显然把个人主义看成似乎是内容始终不变的静态的东西。它忽视了这个事实，即各人的心理和道德结构，他们的欲望和目的的形式，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每次大变动而变动的。各种不同的团体（不论这些团体是家庭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或教育的）结合在一起的个人是怪物。认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种种关系，仅仅是外在的，而不仅作用于心灵和性格，从而形成个人品格的结构，那是荒谬的。

“没落了的个人”的悲剧是由于这个事实，即当个人已投身于庞大复杂的联合体中的时候，这种联系的重要意义却没有在富于想象和情感的人生观方面，引起和谐而一致的反响。当然，这种情况又由于社会内部的不和谐。这里无疑存在着一种循环。但是，只有人们拒绝承认——本着理智的探究的精神加以承认——社会现实，并且由于这种拒绝或者屈服于这种分裂，或者用逃避现实，或仅仅是情绪上的反抗来拯救他们的个性，那它才是一种恶性循环。把个人和联合化及集体化对立起来的习惯，往往造成使混乱和不确定的情况持续下去。它使人们注意力离开主要的论点，这个论点就是个人如何在前所未见的社会情境中重新发现他自身，新个人主义将表现出什么特性。

说旧个人主义的全部意义现在已降低到成为衡量金钱的尺度，这不算过分。那些被认为伴随着僵硬的个人主义而来的美德，可能是口头上加以宣扬的。但是，这不需要多大的洞察力，就可看出，它所珍视的东西是和有利于在私人营利的企业中获得成功的种种活动联系在一起来衡量的。对于企业中的“个人主义”福音的那种讽刺，是和在思想上、言论上压制个人联系着的。人们对自称的个人主义所作的尖锐的批评，无过于指责它牺牲唯一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心灵上的个性——来支持一个只让少数人有机会能够精明地经营营利事业的制度。

至少在经济决定论方面，这种非难颇有其真实之处。企业并不在人们的生活之外，而是在人们的生活之内。优雅的传统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它在情感上和理智上，把产业和它的物质方面推到远离人生价值的领域中去。停留在单纯从情感上和道德上把工业和商业当做唯物主义加以排斥和谴责，就是让它们在这非人性的领域中充当为私人目的而利用它们的那些人的工具。排除这一类的事情，则就是与维持这种压迫制度的势力的一种共谋。在为自私的金钱收益而利用现有经济制度同为了自我满足、私人尊严及缺乏责任感而不理睬现存经济制度的那些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蔽的合伙关系。

每一种职业都会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个性留下痕迹，并改变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无论就束缚于机器的工资劳动者或者致力于营利事业的人来说，这种事实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各种不同的职业可能在人性的天生冲动中有其根源的，但他们从事于这个职业，并不仅仅让这种冲动照原样“表现”出来；他们的业务决定了理智的眼界，促进了知识和思想，形成欲望和兴趣。这种影响对于那些把艺术、科学和宗教确立为目的本身，而不管它们向其他方面的辐射和扩展（这种辐射就是“应用”所指的东西）的人，也和对于那些致力于经营企业的人，一样起作用。这里可供的选择，或者不加应用，从而陷于狭隘和过分专门化；或者加以应用，使心胸开阔起来。离开社会的目的和经营企业，其狭隘是一切有思想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知识界和文艺界的人们，认为自己献身于纯粹的真理和纯洁无瑕的美，却很容易没有看到在他们中间，也发生同样的狭隘和僵化这种事实。他们的作品较为优雅，但他们也同样纠缠于得失；除非他们关心效用，关心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他们也会变成资本的垄断者。而精神资本的垄断，结局可能比物质资本的垄断危害更大。

我想会有人认为我强调当前美国社会的联合化，实际上（即使这不是作者有意识的意图）就是要求一种比目前所存在的顺应性更进一步的顺应。事实远非如此。把社会等同于一定程度的划一（不论这种划一是什么，其程度是高还是低），恰恰是由于看不见个人因而陷于思想混乱的又一个证据。社会自然不过是许多个人相互之间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关系，一切关系都是相互作用，而不是固定的模子。组成人类社会的特殊的相互作用，包括在共同参与中，在分享增加、扩大和加深相互作用的能力和意义中，相互合作。顺应就是为缺乏生气勃勃的互相作用而起的名字，为互相交往的停滞和迟钝状况而起的名字。顺应性是一种人为的代替品，用来使得人们在缺乏联系的情况下集中在一起，而这种联系是被结合到思想和愿望的内在气质中去。我时常感到惊异，那些把社会和个人亲密交往（如亲密的友谊之类）对立起来的人，对“社会”一词究竟给予什么意义。大概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种僵硬的制度，或某种外在组织的图景。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是人们接触和交往的结构，那就只不过是某种过去社会的化石；而组织和任何一种活的有机体一样，乃是各自在互相交往中存在的社会细胞的一种合作一致。

我们往往喜欢用大略而模糊的想法来认识社会。我们应该忘记“社会”，而只想到法律、工业、宗教、医学、政治、艺术、教育、哲学——并且按照复数的意义来设想它们。因为任何两个人的联系方面，都是不相同的，因此社会利益和职业所提出的问题，绝不会有两次是相同的。没有一种联系是如此固定不变，以至不会在某一点上有所让步的。所有这些职业和有关事务，都是世界通过它们来影响我们和我们通过它们来影响世界的大道。没有一般的社会，没有一般的企业，同周围情况相协调，并不是单纯的和一成不变的一致，而是要求各人各自处理形形色色的事情。识别像“接受”之类的概念的双重意义，是智慧的一部分。有一种接受是理智上的接受，它意味着按现实状况来面对现实。另一种接受，就是情绪和意志上的接受，它意味着听命于欲望和努力。这两种接受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以至第一种意义的接受，就是对第二种意义的接受加以明智拒绝的先决条件。一切观察都有预见的一面，只有我们能预见将发生什么后果，我们才能理解现存事物所具有的意义。当一种情境像当前社会状态那样充满着混乱和分歧时，在观察中就包含着选择。当人们看出有不同的趋势和不同的可能后果时，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中择取其一。因为思想上承认这一点，会带来明智的识别和选择，这是迈出混乱的第一步，是形成有意义的忠顺的目标的第一步，我们从这些目标中可能产生那种坚定的和有能力的个性，从思想上承认这一点，甚至可以造成奇迹，使保守主义还能适用和富于思想这是使自由主义稳定的必要条件。

个性是难于改易的，因为它是对环境的特有的敏感、挑选、抉择、反应和利用的一种方式。就因为这个原因（即使不为别的原因），也就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无所不包的体系或计划来发展完全的个性。没有一个人能够替别人作决定；他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替自己作决定。一种天生的选择方式给予了方向和连续性，但是，特定的表现是在各种变化着的时机和各种不同的形式中看到的。对各种条件的挑选、抉择和利用是必须继续不断地一再进行的。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之中，同时我们又随着我们在这世界中的相互作用而变化，因此每一种行动都会产生一种新的背景，需要进行新的选择。如果就长远来看，个人还是消失了，那是因为他选择了不负责任的道路；如果他完全颓丧下去，那则是因为他选择了安逸的寄生的道路。

个性最初是自发的，而且没有一定的形式；它是一种潜能，一种发展的能力。尽管如此，它却是在物和人的世界中活动并同这种世界交往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它本身并不是完全的，它好像房屋中的一个壁橱或书桌的一个秘密抽屉，其中装满着等待送给世界的宝物。由于个性是感觉世界的影响，和对这些影响作出反应时表现偏向哪一边的一种特有的方式，因此，它只有通过和现实条件的相互作用才能发展成一定的形式。它和画家的画笔不和画布发生关系的情况一样，都是不完全的。艺术作品是真正地个人的事情；同时它又是颜料和画布通过艺术家的特有眼光和能力的媒介而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它的决定中，艺术家的潜在的个性就以明显可见而经久的形式表现出来。强调把个性当做预先制好的东西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拘泥一格的表现，可不是一种风格的表现。因为后者是一种独创和创造性的东西；是在创造别种东西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东西。

未来是始终不能预言的。理想，包括一种新的和有效的个性的理想，本身只有在现有条件（即使那是产生一个联合和工业时代的条件）的可能性中才能形成起来。在重新改造环境条件的过程中，理想才形成形式和得到内容。为了具有方向的连续性，我们可以草拟一个行动计划，以期待它们出现的时机到来。但是，离开灵活的方法，一个为目标和理想而奋斗的计划就会变成一种障碍。因为它的僵硬和严酷的特性，假定着一个固定的世界和静止的个人，然而实际并不存在这些东西。它意味着我们能够预言将来——这种企图，正如某些人所说过的，到末了其实只是预言过去或只是过去的翻版。

（赵祥麟译）

37　 译自约瑟夫·拉特纳编:《现代世界的智慧——约翰·杜威的哲学》,1939年英文版,第405～416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