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寒假，刚满19岁的女儿Eileen 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暑期“援外”项目。她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志向，选择了到危地马拉的援外工作，作为该年暑假实习的首选。Eileen 很快便被录取了。女儿接到通知时喜出望外，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我们。在与她分享成功喜悦的同时，我和她爸爸心里隐隐约约产生了种种顾虑：危地马拉的时局、治安、卫生状况、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等，让我们实在放心不下。Eileen 非常独立，她从高中第二年起，所有的决定都自己做，包括报考大学时，提前决定（Early Decision，ED）首选杜克大学，都是自己先决定，然后让我们“服从”她的选择（尽管过后我有过抱怨，但也只是徒劳）。这次报名到危地马拉参加援外活动，我们的顾虑主要是这个国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我曾试图让她改变主意，但得到的反馈却是：“我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美国教育卓有成效，尤其是“通识教育”，孩子上大学才一年多，扩大了视野，看问题、做事情都有了自己的角度。
杜克大学的这个援外项目是比尔•盖茨夫人创立和赞助的，尽管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其艰苦的程度不曾减弱。在孩子申请这个援外项目时，学校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出发前组织机构对参加的学生进行了集训，部署了所有防范的措施，打了各种疫苗，发了多种应急药品……尽管这样，绝大多数的援外学生到了危地马拉还是经历了艰苦的适应期，主要的困难是身体的各种不适反应。有的同学的不适反应严重，引发了其他的疾病，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落后，无法处理，只好立即返美进行治疗。
我女儿Eileen 到了危地马拉的第十二天突然给我打电话，出国后那是第一次。她出发前就说好，到了危地马拉由于条件不允许，不便给我们打电话。记得打电话的那天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忘了是紧张还是激动，我的手有些颤抖，当时正在开车，便下意识地将车速放慢。我急切地问：“琳琳，怎么啦？”她说领队今天让她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接着听到她轻快地说她刚刚过了适应期：肠胃没事了、烧退了、炎症去了，药也吃完了，身体基本适应了。原来领队和Eileen 都懂得“报喜不报忧”的道理。后来才知道，刚到危地马拉艰苦的适应过程是Eileen 记事以来最为艰难的经历，为了不让家长担心，领队一直等到过了适应期才准许孩子给家人打电话。
到了危地马拉，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当地人学习做生意，开发产品，并做好营销、市场和销售等几个环节。这些需要帮助的小企业都是在“深山老林”里，他们每天必须早晨5点起床，翻山越岭，徒步四五十分钟到达工作地点，下班后再步行回家（住在当地人的家里）。当她从危地马拉回来的时候，她的双脚都是炭褐色的。她们每天来回行走的路全是黑炭和灰土，而且几乎每天都下雨，再加上她们几天就换一个住宿的地方，不仅徒步行走还要带上自己的行李，可以想象当时情况的艰难，也因此在她的双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回来后她告诉我，虽然穿着运动鞋，但是每天都在跟黑炭和灰土打交道，脚上的颜色“一天更比一天黑”，短时间内是无法洗掉的。由于危地马拉的环境、卫生条件差，蚊虫极度狠毒，据Eileen 后来说，穿着衣服、裹着毯子都抵挡不住蚊虫的“袭击”，她的身上因此留有数不清的蚊虫叮咬的痕迹。
尽管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在几次与她的视频谈话中，Eileen总是说工作很有意思，吃的也都是健康食品（多为豆类和蔬菜）。她从不埋怨，也丝毫没有流露过对生活不便的抱怨，只是在第一次打电话时因为感受强烈而脱口而出：“美国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真的很幸运！”
两个月过去了，女儿圆满完成了任务，平安回到我们的怀抱。那些天，只要一有机会她总是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那些难忘的经历。虽然她脚上的炭褐色、身上被蚊虫叮过的印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去，可是那满满的记忆和她那经过磨炼的意志，将伴随她的成长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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