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变革中的人文关怀

二、科技变革中的人文关怀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增加了社会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在科技变革中，如果不能高扬人文关怀，就会丧失科技应当对人类所具有的正面价值。

（一）科技的人文价值属性

科技的人文价值指的是科技自身所隐含的一种指向人类的价值属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含有这种人文价值。这是由科技的本性决定的。

首先，从科学技术所染指的对象看，众所周知，科技染指的对象是自然。无论把自然理解为一切存在物总和或人生存的环境还是人类活动的要素，人与自然都有紧密的联系。如果把自然理解为一切存在物总和，那么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把自然理解为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的生产要素，那么自然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机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真正的自然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也就是说，自然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既然如此，染指自然的科学技术，必然染指人类社会，内含人文科学内容，内含人文价值。

其次，从科技的客观内容看，既然科技染指的对象是与人文有着密切联系的自然，那么，人文价值就必然是科技内容的应有之意。首先，科学技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科学技术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科技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录，这内在地隐含着人类活动的价值取向。其次，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种研究活动，一种社会建制，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方面体现着人类的价值取向；技术作为一种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则突出体现出人类的追求和利益。科技作为一个整体，突出体现了人类的最高价值——真善美的价值。最后，科技是人类文化的独特成果。在科技的知识体系及其运用的过程中，充满着人类的价值判断，诸如：在人类认知、探索、改造客观世界中表现出来的科学信念价值判断、科学预见价值判断以及认识价值判断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人文价值的核心内容。

由上所述，科技的人文价值是由科技的本性所决定的。但在科技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所谓“科技价值中性论”（“科学价值中性论”和“技术价值中性论”的简称）。但从“科技价值中性论”的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来看，它是对科技属性的片面理解。其一，“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从来就只是一种幻想。人们对单纯的“事实”和知识几乎毫无兴趣，人们搜集事实、加工处理事实，是为了认识这个世界；人们尝试依据科技改造或改变世界，是希望能够生存和生活得更好。因此，任何真正的科技，必然是符合人类主体需要的，必然是具有价值意义的；其二，正是由于科技活动是服从于人的价值目的，特别是改造世界之需要的，因此科技体系之中就渗透着价值和价值判断因素，蕴涵着一定的价值意蕴，负荷着一定的价值要求。其三，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也不可能不进行价值判断。科学活动的主体并不仅限于科学家个人，而主要是具有共同价值规范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发挥作用，因其对科学研究具有大体一致的信念、理想、态度和情感等；在个人加入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训练和专业经历中，他们会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因此，科学家们作为社会存在物、文化存在物，他们总是处于某种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其思想、行为及科学实践也无不总是打上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烙印。

（二）消费社会的精神危机

二战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类的物质文明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西方更是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法国著名学者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开篇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5]

在丰裕的消费社会中，由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实利主义的进一步泛滥，愈来愈多的人很少去关心生命的目的和存在意义，人越来越失去人的尊严和价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冷漠无情。灵魂被摧残，精神被瓦解，价值模糊，意义失落，信仰崩溃，行为迷乱，心灵空虚，人们被异化感、危机感、沉沦感和精神的苦闷与迷惘所折磨。人类所有高贵的道德情操，往往会被人怀疑为一种欺骗手段，从而出现了种种精神危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8），以及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1955）为标志，西方诸多思想家对人类即将进入的后工业社会进行了冷峻的批判，尖锐地指出了现代人出现的“单向度”性精神危机，认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流水线及自动化控制，使人越来越机械、被动，人的各种潜能被埋没，甚至退化，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认为“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相反地都成了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6]

知识链接

后现代思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出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包括建筑的风格等）、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虽然这一思潮至今仍处于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但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

以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明晰性、权威性、决定性和理性等为出发点，以倡导否定性、非中心性、模糊性、破碎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多元性、差异性和非理性等为宗旨，对现代主义所尊奉的科技霸权，理性独断，人与自然的对立等进行深刻的剖析与强有力的反驳。

（三）反科技思潮

当代西方流行着一股不可忽视的反科技思潮。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由瑞琪（C·Reich）、芒福德（L·Mumford）、埃吕尔（J·Ellul）和罗斯扎克（T·Roszak）等人组成的现代反文化运动的反科学阵营对科学发动了攻击。他们主要集中于九个方面攻击科学：（1）科学和技术失去控制；（2）科学和技术迫使工人做低下的、一成不变的工作；（3）技术迫使人们消费不必要的物品和服务；（4）科学和技术赋予精英决策权；（5）科学和技术使人脱离自然世界；（6）科学和技术使人变得表面化；（7）技术产生它所不能解决的更糟糕的问题；（8）科学和技术限制人类的自由；（9）科学世界观夺走世界中的神秘和美。

反科学思潮极端强调科学技术的代价，主要是科技的负面影响。马尔库塞（Herbart Marcuse）说，科学使人成为机器时，技术则使人在实践中成为机器，人成为单面人。海德格尔（Herdegger）认为技术是一个座架，它把人会集其中，使人只从有用性、功利性角度取用和理解自然物，而自然科学则是座架的“开路先锋”。法国社会学家、科学悲观主义者雅各·埃鲁尔说，技术具有魔鬼的特点，它发展为一个暴君，可任意摆布与奴役发明了技术的人类，技术不断扩展自身变成无所不包的怪物和“世界范围的独裁专制”，将“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人成为其囚犯。人类不仅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科学所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而且还利用技术改造人，不断地使人变为受控机体的奴隶。有人预测，人的生命体将与技术物不断融合，从机械人造部件到动力人造部件、再到智能人造部件与人的融合，技术将与人成为一体。现代反科学思潮认为，技术作用于自然界会产生人与自然关系的负面效应；技术作用于人，会使人异化。这就是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是科学的代价。

（四）在功利主义和终极价值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倡导理性精神。理性包括理论理性和技术理性。前者试图以逻辑的方式整理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后者关注改造世界的过程。科学、基础研究倾向于理论理性一极，而技术、应用和开发研究则包含更多的技术理性成分。概而言之，前者更多地追求终极价值，而后者则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兴趣。

自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思想家激烈地批判功利主义，马尔库塞认为一味追求功利性物质文明的现代人是“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则认为，科学技术为社会统治力量所掌握，成为统治的技术，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人性的异化。

在当今中国，若一味追求功利性的一面，由此造成的资源枯竭、道德失范等问题将是致命的。如果科技在带来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同时也破坏了人文文化，那将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在功利主义和终极价值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