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圣雄

甘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圣雄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最有权威的领导者，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受到印度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尊称他为“圣雄”、“圣父”、“国父”。他不仅是出色的政治领袖，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主张，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尔城。甘地家族属印度教第三种姓吠舍的巴尼亚族。在印度的等级社会中，这一种姓的地位不高，但也不是最低。甘地的祖父和父亲担任过卡提阿瓦岛上几个小土邦的首相。甘地家庭属印度教中信奉毗湿奴的教派，全家素食，不杀生。

按照印度当时盛行的童婚习俗，甘地13岁那年，与一位目不识丁、名叫嘉斯杜白的女孩结了婚。

甘地在印度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于1888年去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为此，他违反了毗湿奴教派信徒不能漂洋过海远行的戒律，被开除出吠舍种姓。

在伦敦就学期间的甘地，各方面表现并不十分出色。他拙于演说，专门选修了演讲课仍未改观。他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式的绅士，仍未成功。但他发愤读书，接触了大量的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思想流派，对他日后非暴力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甘地还力图参与各种进步运动，对英国工人的罢工持同情态度，同时也对素食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891年，甘地获得了律师资格，年底回国，在孟买从事律师职业。但他并不顺利，在出庭辩护时因无经验而怯场，陈词无力，致使他生计上发生了困难。

1893年4月，甘地应聘到南非去协助处理一桩诉讼。5月，他踏上了南非的土地，登上了开往比勒陀利亚的火车。在火车上，发生了一件他称之为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的事情：一位白人冲进他乘坐的头等车厢，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他拒绝了，对方将警察喊来，强行将他赶下火车。就在此时，甘地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今以后，坚决抵制种族歧视。

甘地圆满地结束了受理的案件后，在当地印侨的挽留下，决定定居南非，以律师为职业，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住就是21年。这21年，是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年代。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主要来源于印度教毗湿奴教派的教义。这一教派主张仁爱，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这句话作为处世格言。在南非，甘地又研读了《圣经》和《可兰经》。他认为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

在南非，甘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上了清教徒般的禁欲生活。他立下誓言，抛弃人世间的一切物质享受。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甘地戒除了包括性欲在内的人类所有的生活享受，始终过着苦行僧生活。

1904年，甘地开办了一座“凤凰新村”，他带着妻子和友人到那里居住。所有的人都要从事劳动，领取同样微薄的生活费。1910年，甘地又按此模式建立了“托尔斯泰农场”。这些地方都成为甘地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

1906年，南非德兰土瓦州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黑色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要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查。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领导印侨掀起了非暴力抵抗运动。1906年1月10日，南非的英国殖民政府被迫与甘地进行了谈判，双方做了某些让步，达成了协议，政府收回“黑色法案”，印人则自行登记。但南非政府并没有从实际上取消这一法案，反而制定了《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

1913年，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甘地率领数千名矿工、妇女和儿童向印度人被禁止进入的地区“和平进军”，要求取消种族歧视的法案。南非当局采取了镇压手段，但运动继续发展，到12月，罢工工人人数已达数万人。甘地在这场斗争中3次被捕，后被释放。经过斗争和谈判，南非当局被迫做出让步，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甘地在南非的英勇斗争使他在印度人中名声大震。1915年1月9日，他回到孟买，当他穿过帝国拱形凯旋门时，受到人们凯旋式的隆重欢迎。回到印度后，他开始为印度的独立、自治而斗争。他的社会政治主张和非暴力的斗争策略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他很快就成为印度国大党和反英运动的实际领袖。

甘地的思想是很特别的。他厌恶、排斥所有的人类近现代文明。他极力宣扬的“真理法则”，即非暴力、友爱、独身、不窃取、不拥有私产和节食等，带有极浓厚的蒙昧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的社会观是反动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知识分子也很难接受他排斥一切现代文明的主张。然而，他一登上政治舞台，人们立刻就被他迷住了，诚心诚意接受他的意见和指导。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际上并不奇怪。因为他的思想观念是建立在印度传统宗教思想基础之上的，公开亮出的旗帜又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顺理成章地为人民所接受。他的非暴力斗争策略，又符合那些既要争取民族独立而又不愿同英国彻底决裂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甘地同当时其他一些政治家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即他能联系广大民众。

甘地的反英斗争以1919年为分水岭，经历了非暴力抵抗和非暴力不合作阶段。1919年以前，他对英国当局基本上持合作态度。在南非时，他支持英国进行的“英布战争”和镇压祖鲁人反英起义的战争，曾派印侨救护队去帮助英国。他希望以此来打动英国当局，给印度以自治。但战后英国人并没有满足印度的自治要求，动摇了甘地与英国合作的信念。1919年发生的“阿姆利则惨案”，更使甘地灰心。

1919年，当局公布了“罗拉特法案”，规定警察可以任意逮捕嫌疑分子，不经公开审判就可以长期监禁。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措施，甘地在孟买召开大会，发动全国罢工。当局对这一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4月13日，英国当局派军队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制造了死1200人、伤3600人的大惨案。

“阿姆利则惨案”是甘地一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点。

1919年11月，甘地正式提出对英国采取“不合作运动”。

1920年9月，国大党会议通过了开展这一运动的决议，号召人们辞去殖民政府公职和爵位，不接受英国教育，抵制英货，使用土布，不向英国银行存款，不买英国公债等。会议之后，印度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不合作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甘地本人身体力行。1921年7月，他带头焚毁了英布。9月19日，甘地为促进土布运动，决定自即日起平时上身赤裸，腰间围一土布。他每天还抽出半个小时用来纺线织布，从不间断。

1922年2月2日，印度联合省乔里乔拉农民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开枪射击，激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了警察局，22名警察被烧死。这一事件震动了甘地，他认为运动已超出了非暴力的范围，要求立即停止。2月11日，国大党执委会在巴多利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无限期推迟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计划。甘地此举引起了国大党内外的强烈不满。巴多利决议使国大党领袖们(大多在监狱里)感到惊愕，也使一般党员感到愤怒，运动突然停止，对情绪高涨的人们是个严重打击。甘地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

甘地停止了不合作运动，英国当局并不领情，反而认为局势对甘地不利，趁机逮捕了他，判了他6年刑。在狱中，甘地完成了他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1924年5月，甘地因病获释。12月，他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9年12月，国大党举行年会，甘地提议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国大党主席。年会通过了贾·尼赫鲁提出的印度“完全独立”的纲领，这一纲领受到党内外激进势力的拥护，但却遭到甘地、老尼赫鲁(贾·尼赫鲁的父亲)等温和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印度首先应成为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的英国自治领地，自治的目标未达到之前，“完全独立”只是侈谈。自此，甘地同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由于英国当局对印度自治的要求置之不理，甘地被迫于1930年重新开展以破坏政府食盐法为标志的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规模相当大，广大民众纷纷到海边淘涝海盐，以此来抗议政府对食盐的专卖控制。英国政府以空前规模的大逮捕进行报复，数千印度人被捕，甘地也在其中。

1931年初，当局被迫释放了甘地，取消了对国大党的禁令。3月5日，甘地同英国总督欧文进行谈判，签订了“甘地一欧文协定”。双方各自做了一些让步，规定国大党方面停止不合作运动，英国方面仅仅是停止镇压。这一协定显然与人们所期望的目标相去甚远，引起党内外对甘地的强烈不满。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协定，英国也不打算遵守。协定签订不久，当局就颁布了三个对印度人的行动进行限制的法令。甘地再次要求与当局谈判，遭到拒绝。国大党执委会决定恢复不合作运动。当局随即进行了大逮捕，1932年1月4日，甘地等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全部入狱，运动遭到严重挫折。1934年4月7日，甘地决定停止这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34年，甘地与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9月17日，甘地发表声明证实他将在形式上退出国大党。声明中指出他本人与许多党员对非暴力问题、贱民问题、纺纱与土布问题等存在着分歧。10月28日，甘地在国大党孟买大会上就提案提出的修正案多数被修正或保留，甘地正式提出退出国大党，大会接受了甘地退党的要求。在此后的几年中，甘地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他号召人们深入乡村，到群众中去，以实际工作唤起群众。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如何对待这场战争，甘地与以贾·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领袖们又发生了意见分歧。甘地认为，应无条件地支持英国作战，但这种支持是非暴力性的。这时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显得十分可笑。他认为，抵抗外来侵略，也要采用非暴力，“宁死也不对侵略者以牙还牙”。尼赫鲁等认为，支持英国作战是有条件的，条件是英国必须答应印度战后独立的要求，同时要做好战争准备，抵抗法西斯侵略。

1942年春，日本占领缅甸威胁印度。英国政府为争取印度的支持，于3月11日派特使克里浦斯赴印，同甘地等印度各党派领袖商谈有关战后自治和宪法问题。甘地和各党派领袖认为克里浦斯带来的方案是一张“延期支票”，拒绝了这一方案。谈判破裂后，甘地在报刊上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8月8日，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再次通过不合作决议，要求英国交出政权。翌日，甘地和国大党执委会全体成员再次被捕。随后，印度全国发生大骚动，遭到英国当局的武力镇压。1943年5月6日，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获得释放。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英国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工党政府急于结束在印度立宪的难局。同时，印度人民要求独立和斗争更加激烈，规模越来越大，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1947年8月15日，英国将政权移交给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正式宣告独立。印度权力和平移交，被国大党领袖夸耀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因为它是没有使用暴力而实现的。在国大党发表的“致全民书”中，对圣雄甘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赞誉，称他为印度的“国父”。

然而，就在印度举国欢庆之时，这位“国父”却感到了悲哀，他认为这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因为“我们的幻想似乎也破灭了”。这个幻灭的主要原因是：在1946-1947年间，英国政府代表和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以及其他党派的领袖们谈判之后，印度半岛掀起了教派自治的狂潮。穆斯林联盟号召伊斯兰教徒采取“直接行动”，争取建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国。印度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教派流血仇杀，在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共居的旁遮普邦，约50万人在仇杀中丧生。纷争的结果，终于导致印度分裂为印、巴两国。

甘地一向主张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团结，一直在致力于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努力收效甚微。印、巴分治使他失望。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在人世间建立友爱、和睦、非暴力的世界的幻想破灭了，他一生的理想和原则失败了。他向国大党领袖们“坦白而完全地”承认，权力移交的各种发展说明了他毕生所宣传的原则的失败，而不是胜利。

印、巴分治后，甘地继续为平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而斗争。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了印度教中一些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的不满。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去晚祷的途中，被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枪杀，终年79岁。

一代圣雄就这样辞世了，整个印度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悲痛欲绝，在政府为他举行的隆重的葬礼中，出现了数十万人夹道为他的灵柩送行的动人场面。

圣雄甘地一生无私无畏，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