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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时间:2023-02-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著名技术哲学家陈昌曙教授在他的技术哲学论著中多处讨论技术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问题。陈昌曙教授也有自己的思考,他提出发挥技术的生态价值,认为技术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上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也应当是现代技术应有的重要职能[2]275。
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_技术负效应及其控

二、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仅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起步比较晚。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我国也有一批学者对于技术负效应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我国在技术负效应问题的研究上相对比较落后,但这些成果对国外的相关研究具有深入、细化、扩展和超越等价值。下面,从人们对技术负效应的认识和控制技术负效应的方式等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必要的评述。

1.对技术负效应的认识

对于技术负效应的认识问题,我国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对于技术给人类社会产生的危害性表现阐述得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著名技术哲学家陈昌曙教授在他的技术哲学论著中多处讨论技术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问题。他在讨论技术的两重性时从八个方面揭示了技术负效应的表现,破坏环境、消耗资源、影响经济的运行、加大贫富差别、造成文化差异、应用于军备、造成人口快速增长、影响人们情感交流等[2]238-244

我国学者宋惠昌比较早地研究了现代技术在人体上的应用所产生的道德问题,他深刻地提示了技术活动所引发的道德冲突,并告诫人们,科学进步的力量是巨大的,但人类在科学面前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技术可以为人类造福,应该被人类去研究、掌握和利用,但技术也对人类有着潜在危险[50]

针对环境和发展问题,许多学者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方面讨论了技术的负效应。方修琦等人在其著作中指出,环境污染是技术活动的结果,污染物质来自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不同环节,环境污染的加剧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伴随着人类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多。煤炭的大量使用增加了大气中的烟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的含量;金属矿床的开采和提炼增添了固体垃圾并产生了重金属污染;伴随着汽车的大量使用,由汽车尾气排放而产生的光化学烟雾也随之出现;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给农业带来丰收,同时也带来了大范围的食物、土壤和水的污染;随着核能的开发利用,放射性污染也悄然而至;等等[51]

2.解决技术负效应问题的思想

对于解决技术负效应问题,国内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许多相关的思考。陈昌曙教授也有自己的思考,他提出发挥技术的生态价值,认为技术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上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也应当是现代技术应有的重要职能[2]275。陈昌曙教授还提出发挥政治作用克服现代技术。他认为,解决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事务,需要国际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各国政府也应当把它当作社会公共事务,充分发挥好自己的职能,解决这些问题[52]176-179。陈昌曙教授还从经济方面讨论解决现代技术问题,主张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把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同解决人口、资源、教育、道德等问题联系在一起[52]9。对于技术负效应问题,著名哲学家邱仁宗先生主张建立技术评估机构,对技术活动进行技术、经济、社会和伦理等方面的评估,制定有关技术后果的法律或条例,用法律手段解决技术问题[53]27-34。国内学者肖峰提出用高新技术解决传统技术产生的问题。同时,他还提出在技术的设计、管理、评估过程中克服技术[54]207

国内还有学者主张在国内改革发展和国内制度变化中解决问题。在我国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市场是科技进步调控机制的主要来源。在他看来,商品市场、技术市场、资金市场和劳务市场都对技术发展有调节的控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强调解决技术进步的社会调控问题,也说明能够解决技术发展所出现的问题[55]12-17。有人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有很大区别。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是垄断资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为对外侵略扩张、控制与称霸世界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为科技应用的合理控制提供了根本保证。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56]39-42

有人主张通过行为规范解决问题,技术评价规范和技术应用法规等都属于技术政策范畴,都是以政策形式对技术的发展实施调控。政策是一种强制性约束,它以规范人们的技术行为为主要目的。合理的政策约束可以对技术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减少或消除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损害[57]。在讨论科技行为的道德约束时有人指出,为了防范非道德和反人类地滥用科学技术,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还须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对相关的科技行为作出强制规定,通过法律手段来防范和禁止对科技成果的非道德和反人类的滥用[58]25-29

国内还有科学技术专家提出,用技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他们认为,对于环境而言,技术既是破坏者,又是医治者[59]。地理学研究专家黄秉维先生也认为:“人类对自然界施加作用,引起某些自然界的变化,人及其活动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人类要利用或对付自然变化,就需要掌握自然界运动的规律。”[60]154有人提出进行技术转变,指出:“技术上的转变,要使资源消耗多并易造成污染的生产技术过渡到有益环保的新一代技术上去。考虑到现在矿物燃料使用量极大,引起了极严重的环保问题,能源技术的转变尤为必要。在今后20年内,太阳能在竞争中将会战胜核能。”[61]154

有学者从经济视角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提出对与协调发展目标不符,甚至完全对立的技术要加以限制、抵制或淘汰,在经费上不给予支持[56]39-42。他指出:“工资、奖金、福利、机会等利益机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技人员对科技道德理想的态度。”[58]25-29还有学者主张控制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要用“节约型发展模式”代替浪费型发展模式[62]449

还有学者在讨论技术危险性的社会控制时强调,要发挥政府的管理协调作用。他提出:首先,政府通过技术评估来控制技术的发展;其次,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管理、协调技术的发展[63]。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科学技术发展的负效应,使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协调发展,应当遵守目的性、超前性和协同性三方面原则,其中每一项原则都试图通过科学技术解决技术的负效应问题,等等[62]4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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