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和党从危难中走出

一、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和党从危难中走出

1976年上半年，为悼念周恩来逝世而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天安门事件”，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对“四人帮”的愤怒和抗议，蕴涵着对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10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帮派骨干实施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一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随即展开。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从12月10日起，又连续发出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在此前后，中央和地方报刊均用很大篇幅登载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罪行的批判文章，全国上下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高潮。与此同时，全国普遍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鉴于当时全国仍有部分地区处于动荡状态，中央先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到1977年上半年，由派性导致的武斗和动乱局势基本被制止，安定的政治局面初步形成。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摧毁了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夺回了曾被他们控制的部分领导权。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打击和迫害的干部的工作，这是当时极为迫切的一项工作。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极大地加强了领导拨乱反正的积极力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拨乱反正首先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取得突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重申，大批被撤销的科研机构陆续重建。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全社会的重视。1977年秋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拥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开始形成。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心愿，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目标。中共中央相继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针对当时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等重大的“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国务院首先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迅速解决了铁路堵塞这一妨碍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初步整顿，一批企业趋于瘫痪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生产混乱的情况得到遏制，国民经济也开始较快地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农业生产1978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财政收入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的状况，全国还有60%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56] 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3.5%，80种主要产品中，有65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钢产量达到3178万吨，比1976年增长55.3%，扭转了连续几年在2000万吨左右徘徊的局面。^[57] 整个国民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急剧滑坡的危险局面，开始逐步好转。

在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方面，继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确定邓小平再次复出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报告初步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顺应了人心民心。大会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后，各省、市、自治区从1977年10月起相继召开新一届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中，也陆续恢复建立党委或党组。这就极大地更新、充实和加强了党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

鉴于国家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权组织进行调整和更新势在必行。根据中央的部署，从1977年11月起，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政府领导人。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领导成员中，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回到国家领导岗位。大会再次重申了到20世纪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通过了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此同时，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政协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停止活动。这次大会的召开，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政协会议的召开，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陆续调整或重建领导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若干错误开始有所纠正，统一战线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此外，被拖延了十多年的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也相继召开，选举了新一届领导成员，恢复正常工作。工、青、妇组织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随着各地少先队组织陆续恢复，“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也随之撤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

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惯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僵化现象又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关，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的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就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严重阻滞了拨乱反正的步伐，“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继续得到认可与肯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一度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77年4月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同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抵制“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人们愈加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首先必须解决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判定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从而引发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

1978年5月，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主张，尖锐地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全党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打破精神枷锁，在思想上来个大解放。6月下旬，在罗瑞卿的支持和指导下，《解放军报》又发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推动了讨论的开展。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时，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58] 8月，谭震林在为《红旗》杂志撰写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时，几次坚持要写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以鲜明的立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的讲话中，针对“两个凡是”，透彻地阐明了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对真理标准讨论是又一次强有力的推动。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也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政策、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发展成党内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理论界、新闻界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努力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推动了这场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为党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实现历史转折，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