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重新认识及其思想成果

二、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重新认识及其思想成果

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提出，实际上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思想，使党的工作重心偏离了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顺利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形成了一批新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第一，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邓小平强调，现在我们很多矛盾归根到底都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应该说，邓小平这一观点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带有在生产力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性质。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批判了“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他说：过去“四人帮”不提倡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光达夫妇时再次指出，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四人帮”搞的那套上层建筑，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48] 11月28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四人帮”是不讲生产力的，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只强调上层建筑。他们讲上层建筑也只强调“专政”的一面，但人民内部存在的极大量的问题不是专政。^[49] 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夫妇时还说，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讲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那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理论界纷纷发表文章，批驳“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制造的混乱。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的文章。文章指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四人帮”用他们的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反对这个原理，并且把这个原理叫做他们所说的“唯生产力论”，给它安上了诸如“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罪名。文章强调说，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发展生产力只能使社会前进，而决不可能使社会倒退。“相反地，生产力不发展，才会成为倒退和旧制度复辟的原因。因此，发展生产力总是正确的，阻止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刊登了题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署名文章，批驳了“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文章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能否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迅速发展生产力，更是一个迫切而尖锐的问题。必须看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来，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对发展生产力的谬论，迅速发展生产力，否则，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出现过不同倾向的错误认识。有些同志不能完全摆脱过去“左”倾错误的影响，有意无意地要求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系统地清理了在阶级斗争关系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国内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但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50] 。

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一次会议上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发表讲话。他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解释？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这是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定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51] 。

胡乔木的上述讲话，在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印发。邓小平在这次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20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但是，这并不是说，今后就再也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的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52]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了符合实际的估计。报告指出：“承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同时承认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都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因此也违背了全国人民的心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已经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已经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所以，报告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思想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因此，“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53]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势，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此，我们要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但这不是说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不过，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54]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过去，我们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和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夸大估计。经过上述几次会议和邓小平的讲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得到进一步纠正。与此同时，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

第三，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在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上之所以出现失误，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那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这样说过：“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所以，他强调，我们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就应该“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55] 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第四，强调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过去，我们党在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时，只提出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来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但没有强调改革的作用。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来看，只讲调整是不够的，还必须讲改革。对此，邓小平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进行改革的重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56] 可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5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逐步展开，首先是农村的面貌发生明显变化。随后，经济改革转向城市，开始了全面的改革。而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所取得的上述思想成果，不仅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