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

一、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

（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起步的。旧中国经济本来就十分落后，加上长年战争的破坏，使得生产萎缩、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的混乱局面。能否遏止恶性通货膨胀，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

为此，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和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先是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两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的嚣张气焰；后又统一了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自1950年6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是新中国在财经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时，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实行封锁禁运。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种种不利条件，到1952年底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

在农业生产方面，完成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也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起来。国家采取发放农贷、推广技术、疏导供销等多项措施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里，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大约7亿元，占同期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额的10%；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两千万人，完成的土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开挖23条苏伊士运河。^[1] 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都是这时开始动工兴建的。另外，通过开垦荒地，1952年全国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146822万亩增加到161878万亩，平均每年增加5000万亩。^[2] 到195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产量达到16392万吨，比1949年增加44.8%，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9.3%；棉花产量达130.4万吨，比1949年增加193.7%，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53.6%。^[3]

在工业方面，除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外，还兴建了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棉纺厂，哈尔滨亚麻厂等一批骨干企业。1952年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其中钢、生铁、发电量、纱、布的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46.3%、7.2%、21.7%、47.4%和37.3%。^[4] 工业经济效益也显著提高，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49年的4900元提高到1952年的7900元，增长了61%。^[5] 生产出许多以前不能生产的产品，如成套的纺织机械和3000千瓦发电机组等。

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得到迅速恢复。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成渝铁路在清朝末年就筹款准备兴修，但是直到1949年，四川全省一寸铁路也没有建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从1950年6月开工，到1952年7月1日建成，仅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也于1954年建成通车。

贸易得到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壮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使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国营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14.9%增加到34.4%。与此同时，通过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11.9%，零售总额增加36.6%。^[6]

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国家财政在1951年和1952年开始由亏转盈；财政结构也得到改善，税收收入逐年增加，成为建国初期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600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由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的140元增加为1952年的189.5元，增长35%。^[7]

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起来，各项经济事业取得很大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一五”期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达493亿元，超过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8] 由于半数以上的基本建设投资投放内地，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得到初步改进。

5年间，工业生产飞速发展，生产能力大幅增长。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9] 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发生显著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1957年我国钢材自给率达86%，机械设备自给率达到60%以上。^[10]

这个时期的工业建设是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后增加为166项）建设为核心展开的，同时还包括大量中国依靠自己力量建设的项目，涵盖国防、机械、电子、化学、能源等方面，大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或提高了技术水平。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建立起来，中国人告别了不能制造飞机、汽车、拖拉机、石油化工设备、发电设备、冶金矿山设备、工程机械的历史。到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

“一五”时期，我国农业虽然经历了自然灾害，仍获得较好发展。5年内，国家对农林水利的投资额达61亿元。农村兴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北京官厅水库、安徽梅山水库、河南南湾水库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5年内，耕地扩大了5867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1亿亩，均超过了原定计划。农用拖拉机由2006台增加到24629台；造林面积完成计划的228.1%。^[11] 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也开展起来。1957年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达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年均增长4.5%，完成计划指标的101%。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年均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年均增长4.7%。^[12]

财政收支平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一五”时期，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1957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52年增长71.3%；全国物价实现了基本稳定；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76元达到102元，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增加38.5%，农民平均消费水平由62元提高到79元，增长27.4%。^[13] 城市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1957年底，我国职工人数为2451万人，比1952年增长55.1%；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20%左右。^[14]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仅使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而且也为即将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经济建设在曲折中的发展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仍然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经过纠正“左”倾错误和战胜各种困难的艰苦努力，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从1958年到1965年8年中，我国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62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936个。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同1957年的水平相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15] “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经过从1960年冬到1964年底、1965年初调整经济方针的贯彻执行，而得到基本解决。^[16] 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市场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除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财政赤字外，1962年到1966年都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1965年与1957年相比，钢增长1.3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1%，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度；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17]

一批重要的工业企业兴建起来，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我国扩建了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新建了武汉和包头两大钢铁基地，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开始建设；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电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达90%以上。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后，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后，基本满足了当时国内对青霉素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的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2/3；随后，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也开始开发，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石油产量的增加带动石油化工这门新兴工业逐步发展起来。许多大型工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刘家峡水电站、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和电子工业等一些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在那些年代的发展成绩显著。原来工业基础薄弱的内地和边疆省区，大都建立起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

农业生产虽然由于“大跃进”遭到严重破坏，但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还是较快得到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增长。1965年，农业在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1.2亿亩的情况下，粮食达到3891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的水平；棉花达到209.8万吨，比1957年增长27.9%。^[18] 各种经济作物和肉类产品也大多实现了增产，基本满足了人民生活和轻工业生产的需要。农业的生产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淠史杭灌区、江都排灌站和红旗渠等水利工程，发挥了灌溉、排涝、抗旱、增加耕地面积的积极作用。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19]

交通运输方面，十年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且绝大部分修建在西南和西北。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等线建成通车。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从此，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善，沟通了沿海、内地和边疆的联系。

总之，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大批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完成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经济工作一度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粮食产量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20] 农田水利建设取得成效。在原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工程、子牙河工程和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等，修治了新汴河，治理了沱河等。1976年淮河流域的农田灌溉面积达1亿亩，比1965年扩大1倍。到1975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比1965年增长了31%，全国耕地中的盐碱地区1/2改造为良田。农业科技推广取得进展，籼型杂交水稻育成推广。1974年，水稻良种面积已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80%左右，小麦良种面积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21]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建成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公司、葛洲坝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在内的一批机械工业和能源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完成大庆油田扩大开发工程，建成胜利油田、任丘油田、大港油田等。原油产量大幅增长，1976年的原油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6.7倍。成昆铁路、贵昆铁路、青藏铁路（西格段）等重要干线相继建成，较大程度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南京长江大桥也在这个时期建成通车。

我国经济这个时期虽然有所发展，但与世界经济同期发展水平相比，则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规模都大大落后了。1965年到1976年10年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4%，日本增长了345%，联邦德国增长了131%，而中国仅增长57.6%。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则拉得更大，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养活的人口，1966年中国为3.1人，美国为48人，1975年中国为3.14人，美国为82人；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除1970年和1975年有所增长外，其余8年都在低水平徘徊。^[22]

这种差距的出现，既有客观和历史的原因，也同党在领导上的失误有关，既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性转变，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进行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