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1] /朱云明

一、实事求是理论是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它记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中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唐颜师古在注《汉书》时，把“实事求是”一词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即在研究学问时，要掌握事实材料，从中求索真相。可见当时只是指一种学风。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将实事求是这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古老命题，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在内涵上，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融为一体，科学地说明了主观与客观可以统一、必须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外延上，他超越了古代视为做学问方法的狭隘范围，引申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延伸到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方面，成为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局面的指南针。

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论有三方面基本内容：

(一）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认为，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出发。它是获得正确认识、达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基础和出发点。他说：“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和办法来。”他指出：要做到从实际出发，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必须承认事物具有客观性、具体性(矛盾特殊性)、全面性(特别是其中包含着对立面)、内在联系性和转化发展性；其次，必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其三，必须投身于革命实践。“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他认为，人们的认识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　不尚空谈

(二）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中心环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任何一种具体事物都处在特定的时空和环境条件下，其内部都存在着特殊性，而且事物都在发展着，任何科学抽象的理论，都不能穷尽真理。所以，既要尊重理论，更应重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三）按客观规律办事

毛泽东认为，按客观规律办事是实事求是的根本目的和具体体现。为了反对和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他特别强调如何看待和利用规律。他指出：1.规律是客观的，不能臆造它、消灭它，只能从事物内部及事物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中去找出它、尊重它、利用它；2.规律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发展的、变化的，它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研究和利用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3.客观规律办事与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作用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发挥自觉能动作用必须建立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他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另一方面，无论是认识规律还是利用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都离不开发挥自觉的能动性。

从上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三方面基本内容表明：他把实际情况、客观事物都看成是第一性的，从而坚持了唯物论；他把客观事物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而且由于其内部矛盾运动而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从而坚持了辩证法，他认为人们在不断实践中通过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是可以逐步认识客观规律并加以利用的。这是他对思维与存在之间有同一性的肯定。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二、实事求是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思想路线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国化，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更主要的贡献在于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创性地解决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斗争中不断开创胜利的新局面。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没有照搬苏联所采用的消灭一切资本家的政策，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世界形势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从而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所以是革命的对象。但由于中国是一个由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的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则由于经济上既受压迫、限制和打击，又对帝国主义有依赖的两面性，决定了它在政治上带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特点，其队伍内又有左、右翼之分。右翼在国民革命的斗争加紧时，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里。根据这些特点，他一方面看到了无产阶级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有同一性一面，可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在一定时期中、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与大资产阶级中的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同一性，因此也可以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分析，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与民族资产阶级几次成功合作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与以当时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看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性的一面，而且联合是以斗争为前提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根据这一分析，他又制定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并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联合和斗争的性质、内容、形式上区别对待，即对大资产阶级只是利用敌人矛盾的暂时的联合，而斗争则是针锋相对的，甚至包括必要时的武装斗争在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则多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长期合作，但又针对其动摇妥协的一面采取了包括批评教育在内的必要斗争。由于对资产阶级作了上述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分析，采取了符合实际的对策，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开创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新局面。

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反的是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其表现形式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教条主义的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灵丹圣药，似乎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经验主义的特点则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感想当政策、看重局部经验而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表现为“左”的或右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内曾多次出现“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解放后，一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毛泽东本人也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因此也造成了像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误。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实事求是”是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