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实事求是搞调研李

周恩来实事求是搞调研^[2]/李　林

周恩来在党内最早明确地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1929年9月，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次年5月，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吸收了这一思想因素。周恩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讲究科学而且卓有成效，为后人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

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做一件实际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还看不出问题来；调查研究了几百条，也可能找不到关键。”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周恩来强调：“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

周恩来要求全党吸取在某些时期“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因而制定和执行错误的政策、策略，使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严重教训。1961年3月19日，周恩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讲话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以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来使用。他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多次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周恩来曾说：“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必将误国误民”。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弊病，领导干部必须经常下基层，接触群众和实际，搞调查研究。他曾现身说法：“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

周恩来认为，调查研究不是一个简单地下到基层和群众中间获得情况的过程，而是一个贴近群众，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倾听意见的过程。因此，他十分注意同群众接近的方式。

周恩来指出：“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特别强调，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的调研方式。在调查中，他总是轻车简从，不要迎送，反对戒备森严。

在调研过程中，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周恩来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动拉近与谈话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医师董炳昆曾回忆起与周恩来的一次接触：“总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哪里人。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将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的姓名记得那么清楚准确。……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

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周恩来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1956年7月，他在上钢一厂视察时，亲自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总理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没有了，大家像朋友一样在一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1964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周恩来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谈了许多情况。

“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

为了解民情民意，掌握真实情况，在处理问题时做到心中有数，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周恩来在工作之余，经常到基层、到有问题的地方去，深入群众中，开展专题性调查研究。

1961年5月，周恩来到邯郸农村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武安县伯延村，他视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村民张二廷率直地向周恩来说了真话，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周恩来很赞赏，主动与张二廷交朋友，亲自到张家看望，在炕沿上与他促膝交谈。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认为不宜继续实行大食堂供给制，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

在遇到重大事故和突发灾难时，周恩来总是不辞辛劳，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一定要到出事现场去仔细了解情况，与干部群众一起解决问题，应对灾难。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就冒着余震的危险赶往灾区。他直奔震中地带，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履险如夷，穿行在狭窄的街巷中，走进一个个窝棚，向干部和群众详细询问受灾的情况，亲切慰问群众。

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强烈地震。4月1日，他又乘直升机飞赴灾区，在一天内连续奔赴四个受灾县，七次在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在巨鹿县何家寨公社，他让群众背着风，自己顶着六七级大风，迎着漫天风沙站在大木箱上给群众讲话，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周思聪国画《人民和总理》刻画了邢台地震后周总理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场面

“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

1963年5月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周恩来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他向东海舰队领导人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后经调查发现，“跃进”号出航前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等情况不熟悉，很可能是偏离航线造成触礁沉没。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进行现场调查。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拍下了现场有关照片，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电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

周恩来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和人才。在调查研究时，除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外，他还十分重视向专家、学者咨询，要求做到“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每当工作涉及专业性的技术问题时，他就找有关的专家、学者或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征求意见；尤其对于一些“反意见”，也给予特别的对待和尊重。在很长时间里，党内普遍强调算“政治账”，周恩来则强调管经济就要算经济账，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会总要请“二排议员”（业务专家、助手），听专家意见。

在设计和修建密云水库的过程中，为确保水库工程质量，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尊重和发挥科技工程人员的作用，要充分讨论，详细论证，并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清华大学的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在施工过程中，专门设置了质量检查站，并派由教授、讲师和应届大学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周恩来每次听取水库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的意见。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师冯寅提出了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来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大坝地基沙砾石覆盖层漏水的难题，周恩来称赞了冯寅敢于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指出可以先做试验。施工队经过摸索、消化、试验，掌握了科学的技术再投入正式施工，顺利完成了水库的建设。

周恩来尊重各方面专家、学者的观点，鼓励有益的争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不以权力、官衔压制和抹杀正确意见。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争论。他认为：“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

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得益于周恩来鼓励民主论争的良好作风，“两派之争”一直持续了30多年，先后掀起几次高潮，直到工程最终上马。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