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廉政

历史上的廉政

在历史上，廉政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比如:为政者廉于自身，即生活上“志行修洁”，衣食住行“自奉简约”“固守清俭”;为政者廉于本职，即居官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贪赃枉法，从政廉于社会，即制定和推行革奢务俭、惠民务实的治国之策。一般来说，廉于本职带有普遍性的内容。简言之，廉政的基本内容是倡廉肃贪。

作为廉政的基本要素——廉洁，是清白的意思，在历史上一直是与贪污相对的概念。古人王逸解释廉洁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孟子·离娄》中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汉书·贡禹传》中说:“禹又言孝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

在我国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近代和现代社会中，贪污受贿与廉洁，一直是两种对立的行为。廉与贪，这是历代社会和民众评价官吏优劣、朝廷国政清明与否的基本依据。廉者被称为廉士、廉吏、清官，贪者则被贬为贪官污吏。官场清正、吏治清明被称做太平盛世，官场贪污贿赂风行，被斥为天下无道。因此，廉吏清官，自然要排斥贪污苟取;贪官污吏，自然视清正廉洁为仇敌。一个廉、一个贪，泾渭分明，廉政褒廉贬贪，倡廉肃贪，亦是一目了然。

抑贪扬廉并身体力行者，在旧中国数千年贪欲横流的统治阶级官场上，可以说是孱弱的力量。但是，这样的官吏在各个朝代总是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举例如下:

楚庄王时令尹(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孙叔敖“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

春秋时宋臣乐喜崇尚节俭，有人将一稀世美玉献给他，乐喜说:“我以不贪婪的品行为宝，你以美玉为宝。我若接受了你的美玉，咱们双方就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后来，乐喜“不贪为宝”的为官原则成为脍炙人口的典故。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创业时的主丞萧何为官清廉，在反秦获胜众将领涌入秦之府库争夺金银财宝时，他却并未借机中饱私囊，而是急赴秦丞相御史府，收取律令、图书、文献档案，细心保藏，以备日后治国之用。

汉昭帝时的尹翁归，从县狱小吏官至郡太守、右扶风，成为朝廷股肱之臣达二十年，廉不受馈，语不及私。他曾在平阳任市场管理，官职不大却是人人垂涎的美差。他的前任利用职权受礼纳贿、敲诈勒索，而他秉公尽职，一概不受商人馈赠，百贾畏之又敬重之。尹翁归死后，一贫如洗，家无余财。

一代名相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政绩斐然，不谋私利。他生前曾给刘后主上书一份奏章，自陈:“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待他死后，家中情况确实如此。

三国时吴国吏陆胤，任交州刺史。交州，辖今越南部分、广西部分和广东雷州半岛，当地特产如文甲、犀牛、大象都是珍奇宝物。但陆胤为政十余年，廉而不贪，“家中无文甲犀象之珍”。

东晋时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两省大部)刺史吴隐之，身临宝地，不污情操。境内物产丰富，且有海上贸易，异国船商长年不绝，远域珍异珠宝唾手可得。在吴隐之之前任刺史的，多为搜刮聚敛、暴发横财之辈，故历来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之说。但吴隐之在任时，“情操愈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退官归舟之日，装无余货，与他人任满返归时车载船装珠宝珍异、金银财物形成鲜明对照。

隋朝外交官裴矩肩负通西域使命，三番五次前往西域，来往于诸王、公主之间，周旋于诸国商人之中，既无暴敛之迹，更无贪赃枉法之嫌，人称外交廉吏。

南朝宋明帝时巴东、建平太守孙廉，在郡“布恩惠之化”，受到少数民族百姓拥戴，许多人“竞饷金宝”，孙谦好言劝慰，一无所纳。

唐代名臣、官至二品的魏徵，“所居室屋卑陋”，唐太宗几次欲为其营构，魏徵拒不受之。

唐代吏姚崇，先后在三朝任宰相，“以廉慎为师”，“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

宋朝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位充禄厚而以贫终其身”。

包拯，这个宋代铁面无私的清官，一生疾恶如仇，为贪官污吏所惧怕，为百姓所赞誉。

明代人王翱历事成祖等五朝，任吏部尚书15年，执法公正，不徇私情，始终“以用贤报国为己任”，从不拿手中权力做交易。对那些权豪势要的一切嘱托，他都“毅然拒之，辞色俱厉”。他任职期间，“门无私谒，权势请托不敢行”。

于谦这位官至宰相、居官几十年的明代廉吏，重名节如泰山，视钱财轻如鸿毛，“但留清白在人间”。

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因政绩斐然，升任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福建是市舶重地，做官发财甚易。但于成龙身为封疆大吏，依然不改初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外商所献异物珍宝，一概不受。

清代人张伯行宦海生涯20余年，以清正名闻于朝野。在江苏按察使任上，肃贪贿，禁馈送，“不取民一钱”。当他蒙冤被解职时，扬州士民皆泣曰:“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

纵观历史，不贪污受贿，不以权谋私，是廉吏清官务政的基石。在存在阶级剥削、压迫和等级、特权的社会中，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财产私有制度下，官职本身就是攫取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资本和工具。为官一任，或三载两载，家私丰盈之事司空见惯。而这正是百姓最痛恨的，是国家社稷衰败亡灭的开始。“国之安危全在官僚之贪廉”，这句话尽管有失之偏颇的一面，但仍不失为治国安邦之古训。

官吏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则往往其行奢侈、浮华，而不可能自奉简约、固守清俭;则往往不问民疾，不惜民力，不谋民惠，而不可能做到为政惠民。若酿成风气，其结果自然是官场腐败，世风衰颓，政治黑暗，国基不稳。因此，大凡历朝历代清官廉吏，都以扬廉抑贪、行廉拒贪为廉政之首要。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诞生后，赋予了廉政概念以新的内容。但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不贪污受贿，不以权谋私，仍是廉政的基本内容。在今天，衡量一个党政干部是否廉洁，不能简单地以衡量历史上的清官廉吏的标准为依据。作为人民群众真正“公仆”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其精神境界、行为标准应当远远高于历史上的清官廉吏。但是否廉洁奉公，不贪不占，依然是检验一个党政干部廉洁与否的基本的、起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