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权的危害

对政权的危害

腐败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指出:“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因此，对这类问题的认识“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1994a)⁴⁰³

一、对中国政权的危害

腐败对政治的危害实质就是对政权的危害，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便危及政权。历史各朝代政权覆灭的教训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先说夏。夏禹一生治水名垂千古，而夏启和夏康却贪图享乐，夏桀更是“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夏朝自取灭亡。

商汤吸取夏亡的教训，实行了“仁政”。盘庚迁都后不久乃有武丁“复兴殷道”的成效。而商末的纣王帝辛却“好淫乐，厚赋税”，《尚书》说他“暴虐于百姓”。他所重用的奸佞费仲、恶来都是好利、善谗之徒，而且财贿当头，不顾其后。文王被囚在美里监狱，周人设法求到珍宝、美女、良马，便通过费仲贿赂纣王，纣王大悦，就释放了文王，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崩溃。

西周建政初，以殷为鉴，以正、勤、廉、俭为本，使政局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到了周厉王与民争利被国人放逐。周宣王一度“中兴”，而周幽王贪图享乐、喜好声色、宠爱褒姒、亲近权奸。《诗经·大东》篇说:“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意思是周幽王施行苛税暴征，使东方的大小诸侯国被沉重的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织布机上空空的没有了织品。西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倾覆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兴起，大国争霸，外强凌弱，王侯日渐贪婪，又“窃国者侯”，“政以贿成”，所以各列国相继灭亡。战国末年，秦之所以统一六国而“定于一”，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吕不韦所说，东方六国“临财物资尽则为己”，又《荀子·国强篇》说，秦“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

秦统一六国是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早在统一六国的战争胜利之初，秦统治集团就已经开始沉湎于奢侈享乐的安逸生活之中。秦始皇本人就是穷奢极欲，修筑大量豪华富丽的宫殿，《汉书·贾山传》记载:“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惟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丞相李斯也是奢侈之至，《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之子李由回家省亲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秦二世上台后，不仅把始皇帝追求安乐的大兴土木政策推向极致，而且以任人唯亲、滥杀无辜的手段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在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后，各种社会矛盾全面爆发，秦王朝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葬身在“伐无道，诛暴秦”的反秦大潮中。

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开创了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西汉政权达到了黄金时代。但是，自元帝之后，统治集团腐败的风气恶性膨胀起来，如元帝朝太仆丙显与僚属们相勾结，贪污公款达数千万之巨;成帝朝左冯翊下辖的高陵令杨湛，据《汉书·薛宣传》记载:“贼取钱财数十万”;成帝朝丞相匡衡，据《汉书·匡衡传》记载，他与封国所在官吏勾结，将地图南移地界的错误就错，侵吞了4万顷田地，还派家吏收取田租千余石谷物;哀帝朝郡掾钟咸依靠兄长钟元是尚书令的权势，公然贪污千金之多……王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大司马、安汉公、假皇帝等和平方式易如反掌地取代了西汉政权。王莽登上帝位后，对强化监察机制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因大权独揽和过分依赖吏治并进行了错误的官制改革，而以失败告终，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超过西汉末年的腐败恶潮。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王莽的改革，即使本身是好的……但一经官僚机构去推行，好的也就变成坏的了，官僚们的贪污腐败，什么东西在他们手里，一过都变了质”，“好事变成坏事”。可见，王莽新政改革的失败，与官吏们腐败有极大的关系。东汉至汉和帝以后，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巧取豪夺，奢侈浮华，使腐败之风日益严重，人民极度贫困，甚至发生了“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的人吃人悲剧。人民无奈中掀起了黄巾起义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在军阀混战中，形成曹操、孙权、刘备三足鼎立的局面。曹丕胁迫汉献帝禅让帝位给自己，至此东汉王朝正式灭亡。

曹魏政权贿赂之风从文帝曹丕时开始，至明帝曹睿时已相当严重。魏明帝曹睿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他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使百姓“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又“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还“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终于致使政权为司马氏取代。诸葛亮以法治国，蜀汉官吏大多为忠廉勤政之士。但后主刘禅却是一个庸君，他听任宦官黄皓弄权，政治昏聩，终被司马昭所亡。孙吴政权前期比较清明，后期世家豪族势力日益发展，皇权成为大族操纵朝政和保护其特权的工具，并且如史学家陈寿指出的:“忠谏者诛，谗谀者进。”孙吴皇朝政治逐渐腐败，激化了社会矛盾，统治集团内部也分崩离析，所以被晋军轻取。

西晋门阀制度之下奢靡之风的盛行，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成为普遍贪贿赖以存在的温床;东晋政权在门阀政治之下完全沿袭了西晋上流社会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侈靡之风。这种腐败政治必然导致西东两晋政权先后灭亡。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王朝和西魏及北周王朝，前三个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一样，也都是统治集团相继走向腐败与奢侈，都相继取代、相继灭亡。

隋文帝杨坚废黜北周静帝宇文阐建立隋朝后，虽然很少依据儒家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人才，导致贪污贿赂较为严重，但因他本人极为节俭，所以多数官员尚不敢肆无忌惮地腐化。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不断追求奢侈与豪华，使得贪污腐化之风在整个官僚集团中蔓延。他最宠信的大臣中，宇文述只要知道谁有奇珍异宝都要索取来，还以权给大富商人及胡人子弟“以恩意”，凡得到“恩意”者都与他结为父子干亲，并争着给他贡献金银财宝。与宇文述共掌朝政并专典机密的虞世基，《隋书·虞世基传》记载他“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若市，室宝盈积”。上层官员如此贪污受贿，地方官吏必然更加猖獗。这就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隋书·杨玄感传》所说:“今上……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鹰犬……朋党相扇，受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终于，隋朝在风起云涌的农民义军打击下土崩瓦解。

唐朝进入武则天统治时期，官吏的贪污贿赂开始猖獗。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唐中宗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他登基后，政治局势比武则天时代更加混乱，腐败之风更加猖獗。据《资治通鉴》记述他女儿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爵，势倾朝野”，有时自己制作皇帝的诏令，拿去让唐中宗签字，唐中宗连看也不看，笑着就给她签了字。可见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程度。唐玄宗李隆基后期被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把持朝政，《旧唐书·苗晋卿传》说“政既宽弛……贿赂大行”，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唐玄宗开始，经肃宗李亨，到了唐代宗李豫时期，宦官逐渐控制了京畿的兵权。权力的膨胀，导致宦官的腐败，同时朝廷官员也肆无忌惮地腐败。尤其唐宪宗李纯以后，宦官往往操纵皇帝的废立。这些大权在握的宦官及其爪牙，通常是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的人。《旧唐书·宦官传》对唐德宗贞元年间以后的宦官擅权这样叙述，自贞元年间以后，宦官的威力和权势日益强大，有一定品位的武将文臣职位他们都像棋子儿一样掌握储存在手，即使是属地国的将帅也只有给他们行贿才能取得。唐朝末年，节度使作为地方军政长官，都可以在这个职务上贪污受贿。因此，想获得节度使者要用重金贿赂有权有势的宦官。贿赂的金额虽然很高，但是一个任期内便可以获得三倍以上的回报。这样的腐败环境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转战南北最终攻占长安。

北宋时期，在宋太祖、太宗和真宗前期，贪污之风并不盛行。宋真宗后期，贪污之风愈演愈烈。至北宋后期，尤其是北宋末年，贪污近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多为奸赃”。当时最著名的贪官就是宋徽宗宠信而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动及杨戬、高俅等人。可以说贪污贿赂成风、政治腐败，是北宋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仅拥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步北宋的后尘，据《絮斋集》讲，“贪吏肆虐，政以贿成”。宋高宗时，《周益国文忠公集》记载，当时官吏“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到宋理宗时期，据《松垣集》说:“贪夫布满天下”。贪官污吏既祸国又殃民，深受掠夺剥削的农民只有举起义旗反抗。在农民反抗斗争中，据《宋史·方腊传》记载:“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起义农民“焚官府，杀官吏”;而且如《历代各臣奏议》说:“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积怨之久，一夫大呼，从之者如归市。”可见，官吏贪赃枉法，必然导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元朝从元世祖忽必烈朝后期，官吏腐败渐为突出。到元武宗海山朝政治已相当腐败。如《元史·张养浩传》记载，监察御史张养浩向武宗陈述时弊，一是赏赐太滥;二是刑罚太宽;三是加官封爵太轻率;四是朝廷规定太弱;五是修建楼堂之风太盛;六是上级发布号令太浮躁;七是受宠的官员太多;八是社会风气太颓靡;九是邪教太横行;十是对看相之术放得太宽。至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明太祖朱元璋大刀阔斧地反腐败，确实对明初阶级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成祖朱棣和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仍继续坚持倡廉反贪。明英宗朱祁镇朝贪污贿赂成风。尤其宦官王镇专权，公开卖官鬻爵。他死后抄其家，共金银60余库，玉盘100余面，七尺高的珊瑚树20余株，其他珍宝不可胜记。英宗之后，明朝中后期，内阁首辅权力渐重，他们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或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或霸占民田、作威作福。嘉靖年间的严嵩是利用首辅大权腐败的典型。《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明代宦官》说，“严嵩之纳贿，实自古权奸所未有。”明朝规定，地方官三年一次进京汇报工作并接受考察。这时便是地方官纷纷行贿，京官们大发其财的时候。《海瑞集》说，明人把进京朝觐之年称为“京官收租之年”。上行下效，地方官吏自然也都大肆贪贿。军队将领也侵吞军饷、侵占屯田、收受贿赂。明朝还有一个最腐败的官僚群体就是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朝，最受皇帝宠信的大宦官刘瑾，不仅大肆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而且如《明书》记载，刘瑾事无大小，自己任意分析决定，并且都以皇上圣旨命各方去执行，实际皇上大多数时候都并不知情。明熹宗朱由校时，宦官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是当时权势最大的太监，也是最大的腐败分子。他勾结皇帝的乳母客氏，左右朝廷政局，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有权势的大太监搞大腐败，一般宦官也有自己的生财之道。无论是大贪污还是小腐败，受害最大的是农民。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起义。《国朝内阁名臣事略》记载，天启年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爆发的原因说:“此辈(白莲教)之起，皆因近年有司贪肆，百姓穷苦”。李自成起义在讨伐官府的檄文中就明确地写有反贪的内容。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同年2月从陕西经山西直捣北京;3月19日，崇祯皇帝在煤山(即北京的景山)自缢身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开进北京，明朝灭亡。

清朝前期各帝王对腐败问题都十分重视。清顺治福临帝“以惩贪为弊吏之本”;康熙帝是“治国莫要于惩贪”;雍正帝是大力清查钱粮亏空，使“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乾隆帝是“侵贪之弊，尤不可不急为整饬”。但是，乾隆帝晚年宠爱和珅，使其身兼数职，集军事、行政、财政和民族、外交、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从而使他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排斥异己，网络亲信，征索财货，贪赃枉法。嘉庆帝虽于大丧之日立诛和珅，但政治上仍然是失之宽纵，使腐败官吏难以收敛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就提出“官逼民反”的口号。尤其道光朝以后，清朝政治腐败、政府腐朽更加严重，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既抗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又猛烈地冲击了清朝政权。最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政府。

腐败，不仅对我国政治造成了危害，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样造成了危害。

二、对其他国家政权的危害

菲律宾是多年来一直被腐败所困扰的国家。其前总统马科斯1965年11月起任总统，是东南亚政界赫赫有名的铁腕人物，但是他后半生却陷入腐败的深渊不能自拔。其夫人伊梅尔达1975年任马尼拉市市长，1978年任国家安置部部长。儿子小费迪南德1978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83年任他家乡罗戈斯省省长。马科斯1986年2月在大选中作弊，军队发动兵变，马科斯政府被推翻而被迫与夫人子女流亡美国。后菲律宾政府指控马科斯夫妇在执政期间侵吞国家财政达50亿美元。1988年10月，在美国司法部门对其提出公诉的同时，菲律宾10000名声称在马科斯统治期间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也对其提起诉讼，并索赔2000亿美元。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桩民事诉讼案。菲律宾1998年当选的总统埃斯特拉达一上任就腐败，1999年被迫下台。美联社在发表的一篇题为《埃斯特拉达总统的危机》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同金融危机相比，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的危害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意大利，1992年2月17日，由其北部工业重镇——米兰市检察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等人发起的肃贪反腐的“净手运动”，使米兰市议会的一半议员落马，米兰市长被迫辞职，这次运动中先后逮捕了1000多名政治家、政府官员和经济界大老板。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在意大利政坛风云数十载，担任社会党总书记达16年之久，并于1983年和1987年两次出任政府总理，最终却因腐败给自己的仕途画上了句号。政府的司法、财政和卫生部长也因卷入贿赂丑闻而被迫交出了乌纱帽，从而使执政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党领导集团被推翻。就连素以“诚实”“廉洁”党自称的共和党的全国总书记拉·马尔法，也因收到法官的“受审通知书”而引咎辞职。可以说，这场“净手运动”给意大利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历史性变革。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腐败案莫过于前总统苏哈托家族的腐败案，因为其家族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20世纪70年代，随着军人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形势的好转，苏哈托靠军队的残酷镇压和金钱收买维持其统治，他将不法资金分给军队高级将领和军队开办的基金会，还分给执政的专业集团和省、县、镇的主要官员，使之成为其得力支持者。到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急转直下，苏哈托在汹涌的示威抗议浪潮中下台了。苏哈托的继任者哈比比也因腐败很快下台。瓦希德接任印尼总统后决定重新审理苏哈托家族腐败案件。结果瓦希德本人也卷入腐败丑闻;随后又引发了全国的政治危机，2001年瓦希德被国会弹劾罢免。

2001年，印度一家新闻网站刊登了一组图片，披露时任总理瓦杰帕伊联合政府的高级政客从伪装成国防项目承包人的记者手中接过现金的情景，该丑闻导致当时的国防部长和主政的印度人民党主席提前“下课”。印度前总理拉奥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都因腐败的指控败给他们对手。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在接受韩国大公司巨款贿赂的消息披露出来后而被关进了监狱。在拉美，受贿指控导致巴西总统科洛尔·德梅洛和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被弹劾以及厄瓜多尔总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的辞职。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虽然没有因他接受毒品商贩卡特尔的贿赂而受弹劾，但是他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因此他的党在大选中败北。刚果前总统蒙博托被推翻，原因就是民众对他的涉及数十亿美元资金的腐败行为不满。秘鲁前总统藤森在秘鲁堪称执政大腕，因腐败流亡日本。比利时前国防大臣、北约秘书长维利·克拉斯和捷克前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因受贿指控而辞职。

西欧新闻媒体1998年下半年不断披露欧盟委员会主管下的一些科研项目和发展援助项目在实施中有严重“营私舞弊”行为，数千欧元的款项下落不明，由此导致欧盟委员会于1999年3月15日晚宣布集体辞职。欧盟统计局长伊夫·弗朗谢和他的两名助手因与外部公司订立合同有严重腐败问题而于2003年7月被解聘。

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10月25日以《选举制度产生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政治领导人》为题，指出美国选举制度的腐败。美国独立的研究机构敏感问题中心说，在美国2000年总统竞选中，仅小布什和戈尔的竞选班子要花费30亿美元。美国选举总统花费如此大量的金钱，除了联邦政府拨给每位候选人一定数额的竞选费用外，绝大部分是大企业、大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捐助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为了自己能够谋利而慷慨解囊以影响当选者的内外政策。

三、对前苏联政权的危害

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因为腐败问题而亡党亡国。

2000年5月，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不久，在一次讲话中，他明确地指出:俄罗斯在新世纪将大力惩治腐败，因为腐败已经成为威胁俄罗斯体制的一颗“毒瘤”，这也是前苏联垮台的重要原因。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的回忆录中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前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坚决反对给执政党干部以任何特权，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把职权当做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警惕和防止自身腐化堕落。列宁不仅是这样要求干部的，他自己也是一个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典范。对于行贿受贿、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他更是深恶痛绝，并用法律来严惩依法贪污盗窃的违法乱纪分子。列宁拒收礼物，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在前苏联建国之初，苏共党的各级领导人从总体上说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很少有人腐败。没有滋生腐败的根基和养分。

然而到了斯大林时期，从理论上讲，苏共党内没有特殊化党员，只有职务和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并给予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他种种特权，如狩猎、别墅、特供商店、特种医疗保健等。部长和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50倍。高级干部拥有豪华进口轿车，享受着资本主义国家高等公民享受的一切物质待遇，党内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而国有企业和农庄在高级干部、厂长、经理、主席和党委书记的支配下，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成为掌权人随意享有的剩余价值。不仅厂长、经理，就连中央高官、部长和各州、市级干部都利用职权敛取财物，把国有财产的部分份额通过暗度陈仓的渠道装进自己腰包。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虽然俭朴，但他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不拒绝各部门送来的钞票。当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后，他拉开一个装满了卢布的抽屉对她的哥哥说:“她还缺少什么呢?她要什么就买什么！”斯大林接受了许多社会兼职，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会给他送来一袋钱，有时他连封条都懒得拆。

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他在中央决策时独断专横，平时远离战友，只和少数亲信相处。结果是许多事实真相被掩盖，充盈于耳目的是粉饰太平式的歌功颂德。

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工资差距高达100多倍。许多各级领导的子女纷纷进入领导阶层或能够发财的部门，成为一代新贵。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扩大者和腐化的寄生虫。苏共领导干部除了经济上依法腐败外，还将权力统治的政权从上到下造就出一支缺乏创造性、工作效率低下、一味媚上压下的干部队伍。这种由于专制统治所导致“唯上压下、无创新能力”的制度腐败比单纯的经济腐败更具破坏性，它是一种最具离心力的腐败。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之初，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上，但困难重重，无法打开局面。从1988年起，他转而进行政治改革。在政治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提倡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苛刻谴责，造成了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引起民众的思想大混乱。

1990年，局势开始动荡不安。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潜伏已久的民族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日益严重，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前苏联。接着，俄罗斯带头发表“主权宣言”，其他9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宣布本国是主权国家，本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全苏的法律只有在不违背共和国法律或经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才具有合法性。同时，苏共党内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公开化。正是由于稳定局面的丧失，执政党自乱阵脚，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才浑水摸鱼，乘势而起，最终导致了政权易帜。此后，在政治领域，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思潮已经“合法化”，气焰嚣张。种种政治运动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应有的先锋作用和战斗性，内部急剧分化，在全苏“一片倒戈声，欢呼叶利钦”的政治浪潮中，1991年的“8.19”事件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或宣布脱离苏共，或更改党的名称，或宣布停止活动，或被禁止活动。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在组织上顷刻瓦解。同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职，并将核武器控制权交给叶利钦。当晚，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升起了作为全国俄罗斯国旗的帝俄时代的白、红、蓝三色旗。第二天，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一大批暴发户。据查，这些暴发户多为“前苏联共产党在他们自己政党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从戈尔巴乔夫当权后几年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到苏联解体，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前苏联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是被尊称为“同志”的人。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