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人”严于律己

“一班人”严于律己

严于律己，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常怀律己之心，既是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也有利于个人的健康成长。

律，作为名词用阐释为“规则”。作为动词用表述为“约束”。律具有自律和他律两种形式。他律是外部环境，是主体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他律包括法律和纪律的约束。而自律是对主体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是利用自身修养，进入崇高境界的前提。很显然，自律是上策，是根本。

律己，可防沉沦。领导干部地位特殊，岗位重要，面对的考验十分复杂，受到的诱惑多种多样。只有常怀律己之心，才能坚守道德防线，永葆政治本色。但有少数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放松了要求，打了败仗，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葬送了自己。“木自腐而后虫生”。分析那些滑入歧途的领导干部，无一不是从放松自我要求，放纵个人欲望开始的。如果领导干部对自己要求严格，一身正气，不法分子又怎么能奈何得了呢?唐朝张固《幽闲鼓吹》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说是藩镇李师古想把宰相杜黄裳拉下水，准备了一份重礼，派人一连数天在他家门前观察守候，等待机会。可他们看到的是，宰相夫人出门，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只好取消了送礼的打算。这个故事说明，领导干部严于律己，才能有效地防止来自各方面的进攻。那么，如何律己呢?

一是要管好自己的头脑。要把科学理论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增强法纪观念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法律意识和廉洁意识，增强抵御腐朽思想和不良风气侵蚀的能力;增强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自觉性，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是要管好自己的手。领导干部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极易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和公关的目标，因此，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警惕，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常守为官之德。要能固守精神家园，保持灵魂的高尚和纯洁。在政治纪律上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党内各项规章制度，自觉运用好手中权力，要时刻牢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的义务，而没有谋私利的权力。要记住，“手莫伸，手伸必被捉”。

三是要管好自己的腿。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聪明才智，而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去。然而，时下有的领导干部专往“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处跑，开业剪彩、校庆厂庆……电视有影、报上有名、广播有声，好不威风;有的领导干部专往酒楼餐馆跑，酒足饭饱之后便搂着小姐唱歌跳舞，甚至干出见不得人的丑事;也有的领导干部借学习考察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有的还借机出国出境游玩。殊不知，管不好自己的腿，常常光顾那些不该去的地方，往往会马失前蹄，甚至会跌进违法犯罪的泥坑。

四是要时时处处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仅回忆一下他们严于律己、为官清廉的高风亮节，就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堪称是我们端正党风的典型与旗帜。

毛泽东不许在人民币上印自己的肖像:1947年，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设计人民币票版时，出于对领袖的尊敬而拟将毛泽东像绘制在票版上，并呈请中央审阅。毛泽东的答复是:“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因此不能把我的像印在票面上。”194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准备将毛泽东像印在人民币上。当南汉宸行长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制我的像。”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欲将挂有毛泽东像的天安门图案印在一元人民币的票面上，又被毛泽东制止。

刘少奇没花一个戈比:1960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去苏联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按规定，国家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费。但到了莫斯科后，他没花一个戈比(1卢布合100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刘少奇还从不接受馈赠。外宾送了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到外地视察时，他总是吃住在停靠在偏僻岔道上的专列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当地干部的接待。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朱德的澡盆: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直到1976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过就逝世了。

周恩来参加劳动不特殊:1958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搞特殊。

任弼时拒不搬家:解放初期，任弼时所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都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董必武教子务农:1969年春天，董必武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农村去务农。董良翮临下乡时，董必武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及时对董良翮进行帮助。1970年12月，董良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

邓小平不坐黄包车:1949年初夏，邓小平从北平赶往南京。乘轮船渡江后，警卫员给邓小平找来一辆黄包车。邓小平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齐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张闻天不许儿子坐公车:解放初期，张闻天当时家住沈阳。他8岁的儿子虹生见爸爸出门经常坐着小汽车，自己也想坐，可是总得不到允许。有一天，小汽车开到家门口后，虹生灵机一动，趁爸爸还没有上车。来了个捷足先登。他偷偷地钻进小汽车里一动也不动。张闻天上车后，突然发现儿子坐在车里，就让儿子赶快下去。但儿子说什么也不下车，并对张闻天说:“爸爸，我一次小汽车都没坐过，让我坐坐吧！”张闻天对儿子说:“这车是党和国家给我工作用的，小孩子可不能用它享受，你要坐车，坐公共汽车去！”儿子不干，张闻天就步行去开会，儿子自然没坐成小汽车。

陈毅不许亲属搞特殊:解放初期，陈毅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他的岳父来上海住了几天后，陈毅就对夫人张茜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有规定。你的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张茜的父亲知道后有点想不通，心想:陈毅是上海市市长，住几天吃几顿饭都不行吗?陈毅和张茜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说，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以身作则。经耐心说服，老人想通了，就回去了。

罗荣桓不住别墅: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重病未愈，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环境，便安排他家四口人住在哈尔滨市区原沙俄占领时期一个官僚的别墅里。这使艰苦朴素惯了的罗荣桓感到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所别墅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一次，他看到谭政住着一幢二层小楼，于是就对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当时还以为罗荣桓是在开玩笑，可没过两天，罗荣桓真成了他的邻居。

彭德怀拒住高级招待所:有一年，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去参观。他听说这里有几座小楼是专门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座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后，自己不但拒住，还对当地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们看到这些长期闲着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也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贺龙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有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

谢觉哉不为子女和亲友安排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了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陶铸“说不多吃就不多吃”:1961年前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家里吃的米和油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一点瘦肉，他心想陶铸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事后，炊事员对人说:“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许光达请求降薪:1955年，解放军实行薪金制时，许光达的级别被定为四级。但他位尊不计酬，曾三番五次地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信，请求降低级别。中央军委接受他的意见，将他的级别由四级改为五级。对此，有人不理解，他解释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在物质享受方面孜孜以求，不配干革命事业。”

王树声甘居陋室:1955年，王树声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后，组织上决定为他修建住房。按规定，建房标准和用具可以好一些。但王树声拒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不要单门独院和警卫，室内的陈设，也只要一般的家具。上世纪60年代初，有关部门决定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并列入了计划，正要动工时，却被王树声拦阻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修了吧。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王树声就在这所简陋、狭窄的寓所里住了18年，直到去世。

徐特立让贤:建国后，徐特立自感记忆力衰退，便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同志担任。他在报告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几天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登门看望徐特立。一进门，杨尚昆就说:“徐老，我们有哪些地方对您照顾不周，请您指出来呀！”徐特立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什么照顾周不周的。”随后，他认真地向两人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再占着这个位置，于心不安啊！革命总是后浪推前浪的。帮助年轻人成长起来，是我们老一代的责任。”他还说:“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

徐立清主动让军衔: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徐立清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分管全军干部工作。论职务、资历和能力，他理应授上将军衔，可授衔后他佩戴的却是中将军衔。这不禁让人们感到疑惑。原来，徐立清律己极严，他经常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利用掌管干部工作的权力为自己的升调谋私利。就在总干部部向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上报授衔名单的同时，徐立清上书毛泽东、中央军委，建议给自己授中将军衔。毛泽东十分赞赏，说徐立清是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并亲自批准授予他中将军衔。

李立三请求当助手:1955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管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征求李立三对这件事的意见时，李立三对邓小平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60年。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完成。

萧克不乱花人民的一个钱:1978年以来，萧克曾三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每次出访，他都反复向代表团成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国家发的零用费标准不能超标。回国后，他都要检查零用钱的使用和礼品处理情况，要工作人员给他一笔一笔汇报清楚。1980年，他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有人建议他返回时取道香港。他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任务，不能去，另外，绕道而行，势必多花钱，探亲访友，赠物收礼，影响不好。他坚持原路去，原路回。他说:人民的钱一个也不能乱花，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建设四化大业，不艰苦朴素是不成的。

萧华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1977年8月，萧华担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后，就对党小组长、司令部办报科参谋周木森说:“今后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党小组由你领导！”有一次，周木森得知萧华晚上没安排别的事，就通知他晚上7点半过组织生活。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萧华商量工作，就急忙打电话通知萧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萧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建议今晚小组会照开。我头一个发言。”党小组会准时召开后，萧华首先发言，然后向周木森请了假，回去和省委同志商谈工作。

万里请人提意见: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时，曾主持过一次事故分析会。会上。他动员大家给铁道部及他本人提意见。可是，一直到中午12点半，只有少数人含含糊糊地给铁道部提了几条意见，给万里本人提意见的只有一位。意见很尖锐，与会者面面相觑。中午休息时，万里把提了意见的同志留了下来，并请这些同志吃午餐。席间，万里斟满一杯啤酒走到给他提意见的那位同志面前说:“感谢你的批评，我代表铁道部和我本人敬你一杯。”然后又叹息道:“可惜这样的同志太少了。”

邓颖超不搞特殊化:1980年6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下飞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