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试水的女人
下海,像一柄小小的刻刀,每个选择与官场决裂的下海人,都要在心灵深处留下或浓或淡的划痕。那是蝉蜕的印记。无论是化蛹为蝶,还是破茧而亡,心灵的划痕,都不会因为他们的慷慨陈词或者沉默不语而退去,而且还会在“心理气候”的刺激下,隐隐作痛。那些难以向他人言说的痛苦感受,绝不是“涅槃”那么诗意的词可以概括的,也不是成功之后的惬意所能抹去的。
男性官员如此,女性官员更难以逃避,他们心灵深处的划痕,较之男性官员,要深得多,也痛得多。虽然如此,我们依然看到一个个女性官员,在男性官员激起的下海浪潮中,悄然试水。
不能干的女性官员,是不敢下海的,不敢干的女性官员,更不敢下海。但是,勇敢的她们,却不愿意我将她们的名字和故事写进我的书中,尽管她们很乐意把她们的故事在回忆中让我分享。人生的秋天里,她们静如秋水的心境,使她们不愿意置身于舆论的纷纭评说,而将所有的热情和努力付于工作、家庭和自己。
所以,我只能以化名来介绍她们真实的下海故事,叙述她们的心理感受,以及她们在无意识的集体行为中勾勒出的女性官员们的下海图景。
诱 惑
2003年2月14日,一个情人们聚会的节日。我在细雨中推开一家香格里拉饭店的旋转门。早春的傍晚,没有静谧,只有嘈杂。相约而至的情人们用鲜花铺满了晚餐的桌面。
我是相约来吃晚饭的。这个日子,这个酒店,以及等候我的人,对我都只是一个偶然,我只是在这一天里在这个酒店对一个采访对象进行一场采访而已。
我要采访的人,并不是受访者。这个有趣的悖论,是我们事先约定的相见的前提条件。不愿意驳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个中间人的面子,她同意和我见见,聊聊,但是不接受正式的访问。
我接受了这个前提,我太想和她相见了。一个50岁的女性官员,一家著名私营企业的副总裁,一个副局长级别的弃政从商者。我的好奇心,被这些特征强烈地刺激着。过去的几年,我采访了众多下海的官员,但没有一个是女性。我迫切地想知道她们下海的勇气从哪里来。
现在,我要把她的故事写出来,这是她不愿意的。所以我给她起了一个化名:原书品。
在三楼,我用手机和手势找到了我的采访对象原书品,一个将近知天命之年的中年女性。情人节的晚餐没有了包厢,我们只能选择嘈杂的就餐大厅坐下。
我掏出名片的同时,悄悄打量了一番原书品。她从手机中透露出的声音,要比她的年龄年轻许多。深蓝色的女式西装,紫色的圆领羊毛衫,齐耳的短发,谦逊而诚实的笑容,这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女性,乍一见像个教授,怎么也不像整天打理大项目的职业经理人。据称,她身边的人,都愿意将她的形象定格为教授一样的知识分子。辞职前夕,她完成了在职硕士研究生论文。当盛赞她的论文、希望她进一步研究的导师,知道她行将投身商海时,惊讶不已。
她的名片显示了她的身份和她正在做的事情,因为她的公司的名字是以一个大项目的关键词命名的,她是总经理。熟悉名片上那家著名私营企业商标标记的人,都知道董事长是一个中国名人,一个企业界的名流。
原书品说,她和他是大学同学,又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彼此不仅熟悉,还很了解。
1999年初的一天,她的大学同学搞了一个聚会。董事长同学没有来,副董事长来了。副董事长的到来,不是为了代表董事长,他代表他自己,因为他也是她和大家的同学。
当聚会的程序进入到小范围的私聊时,感叹各自的前程和未来,便成了小角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话题。副董事长问她,组织上对她的重新安排什么时候确定?她说,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彼时,她正在等待组织上的重新任命。依照惯例,在副局级位置上熬了10年的她,应该有个新的岗位。
副董事长试探性地问:“一定要等上面给你安排吗?”
她一愣:“什么意思?”
他笑笑:“你为什么不另谋出路呢?”
她吃惊地瞪大眼:“你想干什么?”
副董事长摊牌了:“如果你愿意屈尊的话,到我们集团来吧。”
旋即,交流在乱哄哄的聚会中结束了。太突然了。她不可能立刻给出什么样的答复,他也没有期望她马上作答,只是希望她能考虑考虑。
几天后,在香格里拉,就在我们选择见面的这家酒店,原书品、董事长同学、副董事长同学坐到了一起,三个老同学的话题只有一个:弃政从商。谈话不经寒暄地围绕三个层次次第推进:进不进入集团;如何进入集团;进入集团干什么。
同学交往近30年,彼此知根知底。人品,才能,这些合作者必须在考验中获悉的内容已尽数省略。两个男同学计划给她一个副总裁的“官衔”,且为她成立一个新的子公司,负责一个全城关注的大项目。这个项目1997年就开始了可行性研究,业已立项,上马在即。她能感受到他们的信任,若不是亲信,这么大的项目,没有哪个老板敢轻易托付予人。
都是惜时如金的人,他们的密谈短暂而实在,没有什么弯弯绕。分别时,董事长同学嘱咐她,尽快答复,项目不等人。
新生活的诱惑,就这样摆放在一个48岁的女人面前。
镜 鉴
新生活的诱惑,让人兴奋,也让人犹豫不决。人在这样的情境下,总希望找到一个可循的旧例,一个新生活的先行者,作自己的参照。潜意识中,可以参照的人,就是一面镜子。人们已经习惯站到“镜子”前,寻找自己的美丽和遗憾,为是否奔赴新生活找出抉择的理由。
她以为,宁淑娴就是她的镜子。
现在和她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宁淑娴,是个正统中的“叛逆”。早在1980年代末期,她就放弃炙手可热的政治前程,闯荡深圳,出任中国第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这里,我先搁下原书品的故事不谈,转而谈论她的“镜子”宁淑娴。
原书品的帮助,让我如愿于2003年2月15日下午,约见了宁淑娴。大雨滂沱,宁驾驶着她的德国轿车,带我去西湖边一个清雅的茶社。
宁比原书品大三岁,但是我根本看不出她的年龄,她的笑容,她的容颜,她的装束,她的气质指向,让我想起一个顶尖舞者,那个60多岁还在舞台上涌动艺术生命的舞蹈家——王尧。
艺术家气质鲜明的宁淑娴说,她练了两年瑜伽,现在还在练习。宁把双手交叉在一起,做了一个柔软的动作,笑咯咯地说:“柔韧性是不是还很好么。”
与那个顶尖舞者不同的是,她的艺术气质,是从生活之酒中浸泡出来的,调配她的生活之酒的是坎坷与欢娱。
宁淑娴成长于一个精神和物质均相对富足的家庭,尽管少年时期的她也和很多同年人一样,因为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遭受到冷眼、挫折和不幸。但父亲平反之后,她还是顺利地由企业进入了政府机关。
对走进机关的地方“背景人物”的子女而言,“背景人物”只能保证平庸者混口饭吃。要想出类拔萃,“背景人物”只是不甘平庸者的着力点。我不能认定宁淑娴有没有借助这个着力点,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借助这个着力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有时峭似悬崖的仕途上攀缘,她能赢得上司和属下的双重认可,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诚实和天分。告别政府机关13年了,她还为当年在机关的民意测验中独占鳌头而得意非凡。她甚至清楚地记得当年有多少人投了她优秀票。
有意思的是,这个仕途上如鱼得水的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恋栈官场。她本来可以在女干部日益受到重视的90年代有所作为,可是她在90年代到来的前一年,就别离了那个机关大院,自己摘了政府综合处处长的帽子。
一个三十几岁的处级干部,还是一个女性,为什么说走就走?当年机关大院中的人们,至今也不明白她辞职的真正原因。一般认为,即便她的婚姻,像人们偶然传说的那样不够幸福,也犯不着别离宦海,远走他乡。
看着玻璃杯中沉浮不定的茶叶,她说到一个在中国股市短暂的历史中难以抹掉的名字:彭建东。这是一个你可以讨厌他,却不能不承认他的人物。他的个人际遇,是中国股市早期历史的一部分,他的荒诞,也是中国早期股市的荒诞。
那一年,彭建东,原野公司的董事长,一个已入澳大利亚国籍的华人,请宁淑娴的父亲帮助他物色一个堪以进入领导班子的人才。宁父推荐数人,彭一律地不甚满意。末了,彭对宁父说,我觉得你的二女儿不错。他指的是宁淑娴。
开明的宁父,把选择的权利还给了女儿,尽管他未必愿意自己的女儿经受商海的风风雨雨。他没有料到,她的女儿竟然一口应允了。尊重女儿的父亲,只能祝愿女儿一帆风顺。
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宁淑娴朝他们兜底的时候,劝她三思。一个关爱她的领导说:“小宁,你要去和三教九流打交道?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一定不同意。”他的观点是,宁淑娴太过厚道,做事宁愿自己吃亏的习惯,会让她受到恶意的伤害,因为商海中奸商总是希望对方吃亏。这位好心的高级官员还为她保留了职务和岗位,承诺她要是不顺心,一年后还可以再回来。
一年后,宁淑娴从深圳返回,办理了所有的离职手续,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机关。但是她此后的人生际遇中,做事宁愿自己吃亏的习惯,着实让她吃了很多亏。好在那个公平的虚无的“上帝”从不厚此薄彼。他让厚道者吃亏,也给厚道者以补偿。
当时的原野公司,红极一时。彭建东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商人,生意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团队支撑不住。和他一起拼杀的小兄弟必须换班,他开始四处招募人才。他的眼光落在党政机关。彭认为,他是在和共产党做生意,他应该寻觅共产党内的人才。彭跟宁说:“大姐,我毕竟只是一个高中生,到一定层次后,心里发虚。”
宁淑娴只是四个副总裁之一,其他三个副总裁,除了一个研究生,都是公门中人,一个来自深圳市政府,一个来自国家贸易公司。四面八方的人才,都朝原野公司汇聚。其中不乏曾效命于联合国的官员,但最多的还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这样的情形,和今天浙江等地的私营企业何其相似乃尔。
但红火的生意并没有持续太久,最后原野公司由于违法犯罪被钉在耻辱柱上,彭建东也被引渡受审。
好在宁淑娴没有等到衰败犯罪的那一天,她的厚道,让她在原野公司的领导地位开始式微;但她的厚道也拯救了她,使得她没有跟随彭建东一起触礁。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宁淑娴,一度曾落得吃饭都没有钱。她的坚强让她挺了过来。
1990年代中期,在山东,凭借诚信的商业品格,极佳的商业天分,宁淑娴攀上了自己的商业巅峰。
几年后,一场大病,让她被迫休养了两年。于是,她停止了生意上的事,开始练习瑜伽。
眼下,宁淑娴不仅身体康复得很好,心灵也修炼得清澈,那份明亮可以照耀出各色人等的清浊。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既能叫一个人奸诈而猥琐,也能让一个人诚实而从容。宁淑娴是后者。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又开始做生意了,以玩乐的心态,悠然地打理着一个项目。她往昔的不少下属,如今已经是名震一方的要员。她说她一点也不后悔,当官本非所愿。生意场上的她虽然谈不上功成名就,但从人生的意义上说,她很满意,“因为我的人生很丰富”。
距离我们饮茶的地方不足千米,是杭州灵隐寺,一代书画大师李叔同在那里改变了凡俗人生。看看宁淑娴,再看看西湖上婀娜的烟雾,我想起李叔同圆寂时留下的四个字:“悲欣交集”。我以为那里没有伤感,只有从容,一份没有遗憾的从容。
宁淑娴的人生故事,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数次跟她讨教下海经验的原书品。丰富的人生,鼓舞着诱惑着原书品出离自己行走几十年的轨道。
断 裂
董事长同学那份邀约的诱惑,宁淑娴下海人生的那面镜子,让原书品越发地不安。她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但是她不晓得未来的人生究竟会向哪个方向改变,好抑或不好,一切都那么扑朔迷离。
回头看将近50年的人生路,她不时生发出自己做一回主的强烈欲望。
16岁的时候,她初中毕业。渴望远方的她,想去黑龙江支边。母亲制止了她。姐姐已经去了内蒙古,妹妹也下乡了,母亲不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不在身边,不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去吃苦。懂得母亲心思的原,顺从了母亲,考高中去了。从此,她的世界被局限在这个城市。高中毕业后,她去做了两年教师。“批林批孔”开始的时候,她不得不扔掉粉笔头,去了工厂,做挡车工。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她参加高考的机会。被工厂的机器破坏了一根指头的原书品,兴冲冲地填报了钟爱的中文专业。受计划体制支配的高教制度,让她学习了历史。她的人生,又一次被别人做了主。
1982年,迷恋于古籍整理的原书品,进了一家文化单位。两年后,在整理古籍中意趣横生的她,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一把手的组织任命。她竭力掩饰自己不满意的心情,她怕别人说她矫情,试想,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一个人对古籍整理的热爱甚于做官呢。
由于政绩卓著,6年后,她擢升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副职, 35岁的原书品从此拥有了一个副局级官员的政治身份。她的这个身份伴随她10年之久,直到递交辞职报告的那一天。
多年的媳妇,就要熬成婆。依照干部晋升规则,无论如何组织部门要给她安排新的职务了,何况她干得还很出色,并且从中央党校拿到了经济管理硕士文凭。
就在这个关口,新生活给了她新的诱惑。她非常希望能够为自己做个主。
和董事长同学密谈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自己的先生,一个在公务员行列中坚持了多年的政府官员。曾经是丈夫动过念头,但对现实的留恋,最终让先生望而却步。
“如果我下海失败了,你给我半年的时间调整我自己。”
惊讶的丈夫缓过神情片刻,以不住的点头,表示他的支持。
消息送给父母,二老坚决反对。和宁淑娴的父母一样,她的父母都是从党政机关离休的高级官员。不同的是,没有宁的父母那么开放。一辈子信奉立党为公的父母,怎么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去一个私营企业效力,再说女儿已经年届50,将近知天命之年,何苦再去折腾呢。
依照省里的规定,她再等半年就可以提前退休,保留自己所有的福利待遇,这样即使她下海失败了,她还可以享受一个退休高级官员的待遇。父母觉得,倘若她实在想去私营企业,也应该等半年再说。
她去跟董事长同学交换意见,提出能不能再等她半年。此时,已经是1999年底,新的世纪即将开始,他为她成立的公司业已登记,项目根本不能再拖延下去,如果再拖,损失就太大了。对一个私营企业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经济损失。
2000年初,原书品将辞职报告递交到上级组织部门。她的坦诚,都写在纸上:我工作这么多年,任劳任怨,虽然有失败的事例,但我想工作还是称职的。现在我想辞职了。我做了这么多年,觉得很疲倦,没有什么新鲜感,我想去民营企业接受新的挑战,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进步,会有人做得比我更好。
可以想象的是,组织部门接到辞职信的时候,开始表示挽留。原书品的去意,自然不会因为可能只是做个姿态的象征性的挽留而变卦。她只试探性地提出一个要求,能否保留她的公职。
组织部门表示,我们只能免去你的职务,至于是否保留公职,你跟单位交涉吧。
回到单位的交涉,只是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愉快。对她来说,要想去私营企业,就必须和过去彻底决裂,没有任何藕断丝连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她远远没有宁淑娴幸运。但她还是表现出宁淑娴式的决绝。不再跟任何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断然下海了。
客观地说,不允许官员系着保险绳下海,并没有错;但是,反对她系保险绳,是觉得原书品的下海是一种对党和人民忘恩负义的行为,从而设置障碍,甚至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就不是思想僵化可以形容的了。
香格里拉的音乐在餐厅中流淌着,我们偶尔吃一口菜,说者越来越激动,听者越来越动容。原书品真的像一个教授,逻辑清晰,用语准确,只是态度没有少数学者惯有的浮华。
一阵手机的鸣叫,欢快地打断了我们的听说状态。她笑着跟电话中的人说:“我在三楼餐厅,你过来吃个饭吧。”她摁一下手机的按键,说“我的女儿要来”。
原书品说,她的女儿在北方读大学二年级。她和丈夫始终觉得他们为了工作,耽误了女儿太多的欢乐和学习。女儿高中毕业时,她考虑过送女儿到国外读书,以此补偿对女儿的缺憾。可是,他们夫妇的薪水根本不足以送女儿留学。虽然女儿后来留在了国内读大学,但她当时确实考虑到去私营企业拿高薪送女儿出国。女儿根本不晓得,作为诱惑之一的年薪,之所以能够成为诱惑,是因为母亲对她的爱。她支持母亲辞职,只是觉得母亲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所有的诱惑都朝一个方向的时候,公职等等,就微不足道了。
炼 狱
与过去决裂的复仇般的快意,很快被新工作中的麻烦所冲淡。官员下海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吉利集团的徐刚那样乘风破浪,羽扇纶巾,意气风发。从人生的意义上说,成功地战胜自我,至多迈向了“准成功”,在真正蝉蜕为“成功人士”之前,大多数人要经历从机关“天堂”到私企“地狱”的炼狱之旅。
原书品过去的机关不是“天堂”,董事长同学为她设立的私企公司,也不是“地狱”,但是最初遭遇坎坷的心理感受,的确无异于一次炼狱之旅。
工作那天,她早早地去了办公室。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没有人为她的履新安排怎么隆重的仪式,自然也不会有上级组织部门派员宣布之类的官场程序。好在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喧哗的人。她开始找公司中层员工谈话,了解情况,进入角色。
一开始,她担纲的项目,就和政府的规划有了一定程度的违拗。虽然不是她的错,也不是董事长同学的错,可是,着急的是她和她的董事长同学,准确地说,就是她个人。
如果她还是一个机关负责人,她可以一直等下去,可现在不行,几个亿的投资已经下去,贷款的利息每天都在滚动,每推迟一天,就等于一辆汽车开进了西湖。
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那些日子,她经常急得流泪。”
我向她求证此说,她否定了:“他是学中文的,描述得太文学,我没有流泪,但着急是真。无论老板跟我私交怎么深厚,他承认的永远只能是结果。”
原书品开始努力地去和政府部门沟通,那样的过程可谓脱胎换骨。她已经不再是政府部门的副局级干部了,她只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虽然说,入世了,政府官员都成了企业的服务员,但在那样的愿景还没有到来之前,做“服务员”的只能是她。她进入每一个办公场所,面对每个政府公务员,都是认真地交涉,甚至也要像求人办事一样耐心地等待。
那段日子,她开始焦急,她不愿意她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失败的残局,哪怕原因不是由她而起。很多朋友劝她,莫急,莫急,可是不着急行吗,虽然着急也不行。
白天,她努力去工作。晚上,有空的时候,去找宁淑娴等人谈心,请她支招。此外,她还跑去找曾经担任过统战部长的一个女性官员,据说她是为了偿还丈夫做生意拖欠的债务而下海的。一个国内著名的中药行业的企业家,也给她成立了一个公司,由她打理。
在方方面面的倾力扶助下,她终于在大半年之后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她的炼狱之旅。
现在已经渡过难关,项目也颇见起色的她,距离当下社会对“成功人士”的预期,已然不远了。但说起那段下海之初的苦痛日子,她依旧耿耿于怀。
新 生
2002年秋天,她的项目成立了一个业主工程质量监理小组,在成立大会暨首次活动日里,5名业主代表应邀参加,原书品代表公司向那些“百忙中关心和参与建设”的业主们一再致谢,她希望业主代表们充分履行监理职责,与她一起携手打造一个经典的项目。
她的这番讲话,被人视为下海后的新生标记。
作为专司工程项目基建的副局级干部,她在多次场合讲过这样的话。显然,在这里的讲话更为谦逊,更为得体,没有了领导讲话的口吻,有的只是对客户的忠诚。她身上原本就淡然的官商习气,已经荡然无存。
她现在的状态很平和,虽然时间紧迫,她还是每天都挤出时间上网,浏览信息,跟女儿发电子邮件,生活在忙碌中有条不紊,一副大隐于市的模样。
她很欣慰,她的董事长同学不搞一些私营企业主不时使用的权钱交易,这使得她的工作始终能在阳光下进行。她的董事长同学经常借机向客户阐述如下合作原则:“合作过程中,绝对不能够、也不应该滥用客户的权利;同时,在工程招投标、材料设备采购等方面,我们不存在丝毫的情面与照顾,可以说是六亲不认。否则,因此而导致企业的能力不够、管理不到位,甚至在个别情况下面偷工减料影响产品品质,这是对行业的犯罪,对客户的犯罪。希望借此机会作一个表达:在合作的过程里边,双方完全地公事公办,以产品的品质、服务的品质,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氛围。”
这是她比宁淑娴幸运的地方,宁到原野公司不足一年,就为不对路子而踯躅。
现在,她的工作已进入游刃有余的状态,虽然她正在面对并将继续面对迎候她的困难。然而,她的心灵已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不再也不需为50岁之后的人生担忧了。最起码,她可以独自承担失业风险,而不用留恋一个厅级领导岗位的福利。
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原书品母女送我回酒店。她在车后排和女儿轻松地说笑着,这时候她是一个母亲,一个完整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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