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虽好心已疲的人

1.仕途虽好心已疲的人

凭借直觉,我相信这样的人,在下海官员中的比例,应该很高。可是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道理极为简单,承认自己“心已疲”,就是指责那些让自己“心已疲”的组织和个人。对一个就地下海的“前官员”来说,谁愿意得罪还可能继续和他们打交道的那些“组织和个人”呢?感谢郑可集,以他的坦诚、自信和勇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尽管他没想过要和哪个“组织和个人”过不去。

40岁的郑可集,就是这样的人。

2003年2月13日下午,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去浙江广厦控股集团采访,我们先前获悉广厦引进的下海官员中,仅处级以上的官员就有四十余人,譬如原杭州市委的副秘书长,原中共缙云县委书记。专司企业宣传的集团宣传部副部长王朝前接待了我。王曾经是浙江一家早报的名记者,依照新闻采访的典型性原则,他向我郑重地推荐了郑可集,“见到他,你们一定大有收获”。

拨通郑的移动电话,那边说他正在开会,请等一等。郑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余杭区,负责广厦集团的“天都城”项目。一个半小时后,郑的电话第四次被王朝前拨通,回答还是在开会,希望再等等。我们有些迟疑了,那么远的路途,等他开完会,还有时间聊什么?经验告诉我们,所谓开会、等一等云云,往往是推脱的委婉表达。官员下海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很少有官员愿意谈,谈实话的更少。

王说:“还是等等吧,他不是一个油滑的人。我从四十余人中,单单挑他接受采访,是对你们负责。”王是看上去那么老实的一个人,语气又极诚恳,我相信并接受了他的意见。

时针又转了一圈,郑可集回了电话:“如果记者愿意,晚上谈吧,找个喝咖啡的地方,轻松地聊聊。”

一帆风顺的仕途

当晚8时,我在绵绵春雨中赶到杭州华侨饭店。这是我们跟郑可集相约喝咖啡,聊下海故事的地方。

华侨饭店一楼右侧的咖啡厅里熙熙攘攘,郑可集早就夹杂在热闹的人群中,静候我的来临。在广厦宣传总部秘书的引领下,我终于和郑握上了手。其实,不需要介绍,我也能认出他来。白天,在他们的内部报刊《广厦报》上,我看到中国新闻社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他代表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汇报广厦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广厦—天都城的建设和远景规划。照片上的郑精神干练,头发有些谢顶。

两盒中华香烟摆在咖啡桌上,一盒硬的,一盒软的。他抽烟的样子显得很用劲,但没有抽中华的人常有的那份傲慢和张狂。郑的面容比照片显得年轻,已经开始谢顶的头发,让他看上去老成而且宽厚。

没有寒暄,下海的话题急速打开,在深夜中向纵深挺进。他的语调随内容时而高亢,时而愤慨。当夜,我在整理采访资料时,为他写下一连串的定语:坦率,认真,有见地,锋芒毕露,上进心十足。

顺着看,郑的仕途是一帆风顺的。

1985年,郑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教育,但他并没有和他的同学一起去教书。因为品学兼优,校方不仅给了他学士学位,还给了他一顶象征荣誉的“帽子”:浙江省优秀大学毕业生。因为这顶“帽子”,出身农家的他被浙江省委组织部相中,选调到学校所在的金华市锻炼,嗣后市委有意安排他担任一个重镇的镇委书记。是年,他27岁。

如果人生像一场保龄球比赛,那么在很多人看来,郑可集出场后的第一个球打了个大满贯。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郑的仕途很被看好。

但是,郑没有继续站在原地,将他人生的保龄球大赛进行到底。这个学了四年中文的人,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色彩击败了实用主义,儿女情长的郑为了爱情,向组织部门请调去杭州。

不爱江山爱美人,传统意识中的仕途大忌,并没有怎么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可能有人坚定地认为他是个人才,他被派遣到杭州市委下辖的一个区委组织部。这个组织部的年轻人,被委任为干部科长。

嗣后,他被派遣到了学校——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在行政处副处长的板凳上,坐了一段时间,他的经营管理才能被领导发现,他的名片的官衔,很快就换了“党校印刷厂厂长”。

印刷厂是一个经济实体,有没有实力,数字说话,干干脆脆,明明白白。印刷厂的成功,让他得以进入杭州市计委的法眼,当上了杭州市计委外经处处长。因为杭州市是一个副省级建制的城市,几年后,郑进入省委组织部后备干部序列。

充满坎坷的仕途

倒着看,郑可集的仕途又充满坎坷。

三次双推双考,均挤入前三名的郑,没有一次获得及时的提拔。

1991年,杭州市政府办公室招考,有风声说市长的秘书将从中遴选。朋友们认为郑比较合适,有基层工作经验,有党校造就的理论功底,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应该去参加考试。郑动了心,在报名行将结束的时候,以1080的准考证号进入考场。成绩公布后,朋友们一阵欢呼,他笔试考了个第一。千人中的第一,舆论以为郑是市长秘书无疑。

结局出乎大家的想象。郑说,他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市长秘书不是他。据说,有关方面认为政治上极为敏感的1989年,他的表现不好。他反复回忆,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在那一年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想不出来,越想越头疼,索性不想了,反正想明白了也没有用。

1994年,机会再次光临郑可集。浙江省旅游局公开招考一个正处级的管委会主任。已经是副处级干部的郑完全有资格竞争这个岗位。考试的成绩公布后,郑满心欢喜。遗憾的是,又是一次空欢喜。

六年后,郑可集第三次获得了考试机会。浙江省经贸委和杭州市经贸委各招考一名副主任,俱为副厅级。此时,郑已从中央党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毕业。他两个都报考了,幸运的是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他两边都进入了前三名。在所有的考生中,这是唯一的情景。

2000年底,等了好一段日子的郑,听说杭州市委组织部在研究考虑他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时期,他既充满信心,又觉得心中没底。

他被组织部门考察过多次,最后总是一片黯然,没有受到重用。理由搞不清楚。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官场上的郑,经常遇到这样的考核评语:能干,有成绩,但有些傲慢,群众基础不太好。而所谓的“不太好”,按郑的说法,往往是十分之一的人不满意,十分之九的人满意。

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杭州市委党校。上级组织部来人考察,当时他在党校行政处长的任上。56个老干部对郑进行测评,结果是40票优秀,10票称职,6票不称职。对这一结果,郑可集本人觉得满意,毕竟,他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至于十分之一的人觉得不满意,他感觉很正常,作为一个负责分房等具体事务的行政处长,得罪人是不可避免的,有人投不称职票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组织部不会求全责备。

但是,组织部跟他谈话的时候,所提的问题,大多是非主流问题,什么傲慢呀,等等。他觉得心里很累,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棱角都磨平了,才是优点呢。

郑可集用力地搅动着面前的咖啡勺,咽了一口浓浓的咖啡,摇摇头:“求全责备让我感到步履维艰。”

所以,杭州市委组织部考察期间,迟迟等待消息的他,心灵的海洋中是一片不确定的情景,那茫茫的不确定,让他备感煎熬。

最通气的一次考试

2001年元月,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去街上闲逛,在人才交流中心的门口,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条幅:高级人才专场招聘会。

他愣了愣,驻足张望了一下,人来人往的蛮热闹。他禁不住也随人流往里走,他很好奇,他很想看看,现在人才市场需要的所谓“高级人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潜意识中,他想根据别人的标准,考量一下自己究竟是不是高级人才。

进门第一个摊位,是广厦集团摆设的。作为一个杭州人,广厦他太熟悉了。9年前,广厦只是浙江东阳的一家小舢板式的建筑公司,而今已是一艘蜚声中国的建筑业航母。杭州城内,众多被圈围起来的工地上,到处是“广厦”的标记。“广厦”当家人楼忠福的名气,不亚于市长。

郑可集的脚步在广厦的摊位前停下,他们招聘的职位写得很清楚:副总裁。

郑的心思动了动,随手写了份简历:哪一年毕业,学什么的,干过什么。几句颇具个性的话是:如果你们对我的经历感兴趣,请与我联系,电话号码如下……

第二天,郑可集出差了。归途中,他接到广厦方面打来的电话,对方诚恳地说:某月某日我们在某地进行笔试和面试,希望你能参加。

组织部的考察决定还没有下达,前途未卜,他犹豫了一会,以学习交流的心态答应了。作为一个长期置身官场的人,他和私营企业交流甚少。他并不清晰地晓得这样的企业,内里是怎样对待人和人才的。再者,党政部门的试他考过很多,他想见识一下私营企业的试是怎么考的。

考试那天,他准时去了。主考官是楼忠福,一个被阳光卫视的杨澜称作“财大气粗”的建筑大亨。其他几个考官或者是省人事部门的官员,或者是浙江大学的专家。

谈到过去几次考试时,一个考官,省人事厅的一位处长,问:“如果你每次都真的考得这么好,为什么就是录用不了呢?”

郑可集有些尴尬,有些生气,似乎录用不了都是自己的错。

楼忠福没有等他分辩,打断其他人要问的问题:“你们都别问了。”

楼果敢地对郑说:“你考了那么多次的试,都不‘通气’,没有获得明确的答复,如果这是一次考试的话,我一定让你很‘通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被录用了。只要你愿意来,这个副总裁的位子就是你的。具体分工,我们单独谈。”

几天后,郑和楼相约去一个茶社喝茶。

次日,郑一纸辞呈递交到组织部。完全的“郑可集风格”, 39岁的他决定什么都不要了,公职也不要了。29岁当上县处级干部,37岁进入省委组织部后备干部序列,所有这些精彩的履历他都不要了。他的朋友劝他,可以先请假,或者通过别的什么方式,熟悉一段广厦的情况再说。郑不,他断绝了一切后路。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他觉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人。曾经,他会开车,却不太敢开车;他当印刷厂厂长,不太敢跟客户吃饭,怕人说他搞交易;他甚至不太敢跟女同志多说话,怕人家说闲话。现在,他可以不受这些约束了,即便有一个红颜知己,别人又能怎么样?

另一番天地

郑可集在广厦行政副总裁的板凳上坐了一年。

这一年,是他开始新生活的一年,也是他和楼忠福在磨合中相识相知的一年。

这一年,他取得了成绩,也交出了学费。

履新伊始,楼让他主抓作风建设。广厦的发展速度太快,从东阳到杭州,人马大多数还是当初的“老臣”,楼觉得人员素质,尤其是作风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真正做大做强前,需要一次“整风”。

“整风”中雷厉风行的郑,很快开始碰“钉子”。一位部门经理,对这位新任副总裁不以为然,处处表现出“对着干”。几次劝慰,不见成效。郑决定将其免职。在和楼氏父子几番磋商后,“钉子”被拔除了。但郑没有清风徐来的感觉,因为他发现,楼其实并不赞同断然的免职,他同意,完全是为了他这个行政副总裁的权威,给他补台。细细思量,也觉得免职的处分确实有些过头。

郑感叹,自己刚进广厦的时候,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还有摆脱不了的官僚痕迹。如果楼忠福求全责备,自己就麻烦了。

一年后,由于进入《青年时报》等诸多成功的运作,楼决定给郑一个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机会。

出杭州向东,车行10公里便到了一个叫做星桥的乡镇。星桥原属余杭市,现属余杭区,已划入杭州大市区。占地7000亩、总投资80个亿的“天都城”落户于此。依规划,这是中国第一座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为一体的生态型卫星城,居住人口将达10万,还会解决118万人的就业。

“天都城”是楼忠福“企业经营城市”的新尝试,也是楼忠福的命根子。在计划经济时代,该项目当是“省长工程”无疑。先前负责“天都城”的是楼的旧部,此人还有10%的股份,但是经营管理不见起色。

2002年6月,郑可集接手天都城,出任天都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半年后,苦干和巧干改变了天都城的被动局面。

是年底,在年终大会上,他被宣布获“特殊贡献奖”,楼亲手将18万元的奖金递到他的手上。彼时,18万元的奖金对郑早不是天文数字,但郑还是觉得很激动,“我觉得我的工作得到了尊重”。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子夜已过,又是新的一天,华侨饭店的咖啡厅只剩下我们两人,陪同的宣传总部的秘书早已经回去了。郑明天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干,或许是咖啡的功效在起作用,他依旧那么精神,思维清晰,如同他在官场作报告。他以总结式的口吻说:在体制内做事,从不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只是觉得有力无处使,焦虑得很;在体制外做事,始终担心水平欠缺,私营企业逼迫自己努力学习,挖掘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