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官念的交锋

1.观念与官念的交锋

如果你依据已经习惯的思维,认定地方政要们对还没有“定论”的官员下海的态度,一定会是保守的,噤若寒蝉的,那你就错了。

如果你认为有了开明政要的开明态度,下海官员就可以高调地谈笑风生,那你又错了。

如果你认为媒体总是支持进步事物的,当沉重的压力落在下海官员的肩膀上,媒体一定会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大胆地往前走,那你错了一半。

开明政要的开明态度

就公开的报道看,一些开明的地方政要对下属弃官从商的选择表现出来的开明态度令人吃惊。

2003年初,就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视察吉利集团,自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任上下海的徐刚,以私营企业职业经理人、吉利集团CEO的身份,向这位刚从福建调任浙江的地方大员作了汇报。参观完吉利汽车研究院后,习近平对徐刚等人快意地说:“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不加以大力扶持,那我们还去扶持谁呢?”

徐刚说,习近平是一位开明的官员。

习近平的开明,早在游宪生辞官下海的时候,就让福建的官员们领教过了。

2000年底,当原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年仅46岁的游宪生主动辞官下海,出任民营上市公司ST中福总裁时,福建官方许多人都对游的辞职表示惋惜,并竭力挽留,但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对游宪生的辞官下海表示支持。他说游宪生有这个能力,应该鼓励更多像他这样的干部到商海里去闯。当CCTV记者问:“对于这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下海,你作为省长当时的心情怎么样?”习近平说:“我觉得都是一种选择。政府对干部的选择和干部对事业的选择是双向选择,最后找一种最佳取向。”

2003年春天,广州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在市人大同意其辞职后,向外界公布了辞职下海的消息。此前,市委组织部、市委领导都研究过他的辞职。2002年12月,姜跟林树森书记谈了自己要辞职下海的想法,更早的时候他向副市长李卓彬汇报了下海的念头。

一开始,领导们感到有些意外,毕竟42岁出任局长的姜,仕途正旺,且是广州市重点培养的对象。让姜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挽留他,但是没有阻挡他。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说:“你一定要想好,你要留下来一起干,我很高兴,你如果一定要坚持走,那我也只好同意。”有的领导还鼓励他,如果想走的话一定要趁着现在年轻,走晚了就麻烦了。

不但省一级地方大员对厅局级官员的下海态度开明,市一级地方官员对县处级官员的下海,也是旗帜鲜明地支持。

东台市市长王小平等几位县处级干部的辞职,让市委书记张九汉不怒反喜。张在盐城领导干部大会上,对他们的举动予以理解和支持。他说,我们的市、县长辞职到经济一线,这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在盐城市,这样的同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盐城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意味深长地表示:眼下干部的价值选择已进入多元时代。

早在2000年7月27日门新国辞职的时候,时任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的石军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说:“要结合机构改革,鼓励在职干部下海经商,兴办企业。前几天,门新国、耿佃发同志主动要求辞职下海,市委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希望广大干部职工向他们学习。”

当事人无奈的低调

较之省市地方大员高调的开明态度,作为当事人的下海者却要低调得多。

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弃政从商者,没有几个人愿意正面谈论他为什么辞职下海。尤其是那些从传统党政机关辞职的官员,对下海更是讳莫如深。

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访问到想采访的下海官员,不外乎两个原因。

为了下海后的公司利益接受采访是其一。主观上看,弃官下海者,一般不愿意媒体谈论他的下海故事,但是考虑到公司和媒体的良好关系,聪明的人往往在难以回避时选择坦然面对。像吉利集团CEO徐刚,一开始我们担心单纯地采访下海经商会让他为难,便在另外一个采访主题下和他见了面,顺带着问起他的下海故事。他在既定的采访时间的尾巴上,为我们留下了一小截,用来叙述他的下海传奇。这是我们事先已经预计到的情形,吉利集团是一家私营的汽车集团,在一个需要概念和眼球的营销时代,徐刚一般不会因为拒绝谈论下海而拒绝媒体的采访。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三年以前,我们采访辞去县长职务去黄河集团的门新国之时,就发现了这一条“规律曲线”。彼时,黄河集团的董事长去中央电视台《证券之夜》节目露了一下脸,渴望迅速上市的企业,对媒体的采访持欢迎态度,是一个利大于弊的选择。

被采访者帮助联络采访对象是其二。这样的事情,在浙江发生过好几次。一开始,虑及公司“大义”而接受采访的人,经常是以一个“公关者”不得不这么做的心态与我打交道的。那时候,他或者她舍弃了“小我”。当下海的心路历程,在采访和被采访的互动中,偶然间撞击出知音般的共鸣时,我和被采访对象在刹那间成了朋友。于是,在不泄露姓名等约定条件下,第一个被采访者帮助我联络了第二个被采访者,第二个被采访者又帮助我约见了第三个被采访者,我的采访便这样以接力赛跑的方式,戏剧般落幕。

但是,更多的人拒绝了我。

2003年初,我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拨通何树鑫的电话,诚恳的采访请求,换来的是客气而坚定的婉拒。我陈述的采访理由中,有一点关乎他的个人利益:“你以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下海,坊间议论颇多,版本各异,我的采访对你批驳不实之词,当有些许益处。”

何表示,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我不管。

熟悉何的人说,何其实没有那么超脱,他可能害怕越描越黑,辩诬不成,反污了清白身子。另外,官方对官员下海并没有明确的态度,作为一个提前退休还享受着良好待遇的高级干部,何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谨慎的远不止何树鑫一人,原龙泉市委一38岁的周姓副书记,2003年元旦前后加盟黄巧灵的宋城集团。我原先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周的一个老领导不经意间向我透露的。周的这个老领导,是一位和周同时下海、曾提拔过周的浙江知名人士。我坦率地请这位知名人士把周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他沉吟了一会,拒绝直接向我提供周的联系方式。他的意思是,大家对下海一致地低调,一般不愿意接受传媒访问。“如果不是公司已经安排了你的采访,我个人是不会和你坐在这里的。”该知名人士果断而又不失分寸地说:“我先跟周联系一下,如果他愿意,我让他给你拨电话。”

几个月过去了,我依然没有等到周的电话,和宋城集团媒介公关人士联络,回答说,外出开会,不知归期是何日。

据观察,当事人的低调,在少数人,是习惯使然,长期的官场生涯已在他们的世界中浇铸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而多数人的低调,是一种迫于压力的不得已。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用偶然的组织责难和普遍的舆论猜测共同发酵而成的压力,一种流淌在空气中你看不见但能明显感觉到它存在着的压力。

在组织内部,虽有鼓励党政干部工龄满30年提前退休的政策,但并没有支持干部退休后去私营企业的政策,相反,中纪委下达的党政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在本系统经商的规定,约束力依旧。

沿海省市中,一位文化系统的高级干部,还缺一年就符合提前退休的政策要求,当他试图提请有关部门和领导考虑允许他提前退休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斩钉截铁的否定。最后,他以辞去公职为代价,换取了下海的自由。

其间,有关人士还向他出示了中纪委的上述规定,幸亏去的不是文化系统,否则下海的计划就泡汤了。

人是走了,“恶名”却留下了。他说,他一度被视为反面典型,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一位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解释道,虽然给出负面评价的是个别领导,但领导的态度有时候和组织的意见很难区分得开。

领导给出负面评价的理由是,国家为一个干部尤其是一个高级干部的成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党校,进高级培训班,出国考察,所有的一切,都是培养成本。官大了,翅膀硬了,就要飞,是忘本。

有人甚至据此提出要求下海官员“先赔偿后走人”的建议。持此观点的人以为,一个官员任期未满,就要下海走人,有违“契约”精神。市长作为政府官员,是受民众或者说纳税人的信任与委托而代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这种无形的信任与委托以及有形的选举结果,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契约”意义。只要没到本届履职的最后一秒钟,“契约”就依然存在。辞职下海者并未等到“契约”失去最后约束力,就主动自我解除了“契约”规定的义务,“撕毁”了他与民众之间的“协议”。我们的民众应该要求单方面毁约的官员作出赔偿,这在讲究契约精神的企业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尽管上述说法并非组织意见,但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一般人很容易将个别领导个别单位个别部门的意见,理解为官方意志。尽管迄今为止官方对官员下海并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对意见,这些官场上非正式的说法,还是给下海官员头顶笼罩了一层乌云。于是,低调就成了下海官员们的集体无意识。

乌云飘过来的方向,更多是坊间人士聚集的地方。民间对官员下海的评价,就我们的有限接触而言,至少一半人持怀疑态度。

怀疑的焦点有四:

贪财,先前下海官员看中仕途,虽然爱钱贪财,可是有贼心没贼胆,眼下明白过来,贼心贼胆都有了,这里难捞,就去私营企业主那里挣;

洗钱,下海官员利用权力捞足了钱财,在反腐败越来越动真格的今天,他们害怕交代来源,有钱不敢花,只好假借去私企打工之名,将黑钱漂白;

权力兑付,官员们在下海之前已经用权力给足了老板们好处,慑于“不得接受私营企业主财物”的戒条,没有将权钱交易及时兑现,但给自己铺好了路,在退休的时候,利用下海的机会兑付已经谈妥的好处;

犯了错误,官员在任上与污案有染,有经济问题或者其他违反党纪政纪的事,不得不中途溜号,以乌纱帽换自由身。

徐刚去吉利集团的时候,对朋友和组织的解释是,迎接新的人生挑战。一位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认为,听到他的解释的民间人士少,相信他的解释的民间人士更少。徐刚自己说,坊间流传的“徐刚下海”有三个版本,上述四个层面,除了第一个,别的都沾上了。

事实是,如果徐真的犯了错误,问题没查处清楚,他根本就脱不了身。这样的恶意揣度,缺乏常识的支持,让徐刚一半是好笑,一半是无奈。但是,他没有办法向所有的人作出解释。他只有选择低调。

低调,是徐刚无奈的选择,也是下海官员们不得不选择的态度。试问,在一个人言可畏的国度,有几个人敢对如影随形的议论毫不在乎?

媒体的褒贬不一

21世纪的官员下海,委实算不得什么新鲜事。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楼贤俊曾在2002年的一次饭局上很诧异地看着我,他诧异的是我这个记者为什么对官员下海表示诧异,早在六七年前,浙江就有县委书记下海了,有的去了美国种西洋参。

话虽如此,媒体看待官员下海,远没有这位前辈那么淡然。官员下海带给媒体的震撼力量,要比他想象的大。

2003年以来,从江苏县级市如东市市长王小平的下海,到广州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的辞职,再到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的弃官从商,媒体掀起的热浪,用一句庸常的话,叫“一浪高过一浪”。

热炒的背后,是观念的交锋,义利的辩论。媒体世界的官员下海,不仅仅是一个个触动心灵的细节,一个个捕风捉影的传言,一个个长短不一的访谈,还有媒体人为官员下海所发出的褒贬不一的声音。无论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室”,还是《南方都市报》的“天天议论”,抑或是《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新华社呈送中央高层领导的内参,都从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观点,作了针对不同受众的报道和评论。

我个人追踪报道官员下海大略三年有余,我感觉媒体的态度像四季的风,在不同的季节发生不同的转变。

一开始,准确地说,2000年11月之后的一年,媒体对官员下海的态度,基本是一片的赞誉。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

彼时,中国地方机构改革正在静悄悄地推进,人们担心,即将驶出的市县乡机构改革航船,会不会如中央级机构改革和正在进行的省级机构改革一样,一帆风顺,波澜不惊?没有行政和铁腕人物的强力推动,地方机构改革的命运如何?依照1999年7月23日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的部署,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人。

有关人士略带忧郁地指出:要让280万分流人员各得其所,谈何容易。话音落地,2000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就传播了地方机构改革中的不和谐音。据悉,自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地方机构改革还未开始之前,通过各种方式使一些事业单位逐渐膨胀起来。

以“政治气候”寻找新闻选题的主流媒体,在听到门新国下海的消息后,趋之若鹜。门新国辞职下海了,省内省外近百位大大小小的官们也心动了,我将之归纳为“门新国现象”。记得那年秋天,我和同事陶震宇自北京南下,取道济南,夜袭东营,到山东黄河大酒店——门新国下海后新的办公点,已是深夜11时。独家访谈下海县长的兴奋,驱除了旅途的劳累,我们贸然提出和门新国夜谈的要求。

第二天,吉林电视台的两个同行也赶到黄河大酒店。年龄比我们两个都要大出一轮的他们,竟然是乘坐30小时的火车赶到东营的,一路上还带着那么重的摄像设备。如此不容易,还是赶来了,图的也就是县长下海这则新闻的震撼力。

我们是纸媒体,他们是电视媒体,受众不同,定位有别,但在如何处理“门新国下海”这个新闻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思路罕见地一致:从彼时正在推动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上着眼,讨论门新国客观上形成的对官本位的冲击。事实上,门新国挂“官”而去的直接动因不是机构改革,虽然“门新国现象”中的其他人隐隐约约受到了机构改革的压力。

我们一致以为,门新国们的辞官,意义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由被动分流到主动出走的关键性转变。县长的官职并不大,门新国的“出走”也只是一小步,但对于中国官本位的文化而言,这却是转变的一大步。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门新国下海的判断自然是正面的,或许我们的处理手法看不出观念先行的痕迹,但是渗透其中的正面判断是一以贯之的。

是年底,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游宪生辞职下海到ST中福。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采访了福建的官员和游本人。在游的老家福建客家地区,当官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头等大事。游出任福州市市长时回家,老家欢天喜地锣鼓喧天,放着鞭炮欢迎他这个“大知府”。游宪生说:“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记者问即将不再享受这个传统的游:“现在你作为一个老百姓,如果今年春节回家的话,你到祠堂去祭祖,你如何面对你的列祖列宗?”游宪生没有正面回答:“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如今当官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上市公司能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我们国家整个价值观念取向变化的信号。”福建省社科院院长严正的这句话,被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很多媒体的灵感集中到“价值观念变化”的层面上。当然,敢于破除传统观念的下海者,是应该受到正面宣传的。

2002年底,东台市市长王小平辞职的时候,媒体的议论已不满足于“正面价值观念”的传播了。媒体人开始具体而微地评判官员下海的每个细节,“微言”显出的“大义”中褒贬不一,提醒“警惕”者居多。“官员下海且莫做红顶商人”,“官员下海且慢鼓掌”之类的标题出现在《南方周末》等媒体上。

客观地说,这些负面或者中性的评论中,真知灼见的言论居多,但也不乏口诛笔伐式的“文革思维论”。少数则表现出观点上的幼稚,他们杞人忧天地想:下海的都是优秀的,如果优秀的都跑了,政府怎么很好地掌权,又如何行使公共权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