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大历史”的显微镜下

2.置于“大历史”的显微镜下

如果有这么一个有点趣味又有一点傻劲的人,愿意将那些众说纷纭的有关官员下海的评论搜集打印出来,我们就能对“长篇累牍”这个词汇有切身体味。同时可以体味的是,无论是正面的赞许,还是负面的批评,或者是“刀削豆腐两边光”的中性评论,每一种观点,都有着蛊惑人心的动人说辞。

我以为,“官员下海”是社会生活中的“庐山”,人们之所以会给出不同的评价,是因为“评论家”在观察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微观视角,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也。

体味到自然的不同况味,是一种艺术的胜利。可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现象,不是自然美景,它需要我们给出客观的评价。

我很钦佩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中国历史的时候提出的“大历史观”。事不同理同。我愿意尝试着用大历史的眼光,看待官员下海。

“1.8”背后的时代

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县,有个人称“广安奇人”的弃政从商者黄中富。每当我想谈论官员下海的时代背景,总喜欢从他的故事说起。

1992年,小平南巡风卷神州,四川省以“适应改革需要”的名义,计划设立广安行署。行署驻地,经有关方面的斟酌推敲,决意放到离广安20公里左右的华蓥市。尽管广安人心有不甘,无奈广安县城地小人贫,1.6平方公里的城区,不足3000万元的年财政收入,无不使欲扭转“上意”者望而却步。

是年12月16日,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欲往华蓥考察,奔赴华蓥之前,杨特意去广安参观邓小平先生的旧居。邓小平家乡的“父母官”试图趁杨视察广安之机,说服省里立广安为行署驻地。要说服省委书记改变“有关方面”的初步决策,一般的说客难当此任。

像传奇演绎的那样,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当时还是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黄中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进入了广安官员的视野。事实吻合了一个传奇故事必有的逻辑,巧舌如簧的黄中富把握了杨汝岱的听觉神经,原定15分钟的汇报延续了近1个小时。杨汝岱当场拍板,广安撤县建市方案上报国务院。黄中富成功了。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讲述这个传奇般的真实故事,不仅是为黄中富后面的故事埋下伏笔,还想借此隐喻一个弃政从商者必不可少的成功基因:对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洞察力。

广安建市方案批下来了,可只是一纸红头文件而已。我们今天称之为“老城”的广安县城面目沧桑,面积小,地势低洼,过去的30年里饱受洪灾之苦,所有这些使得开发建设新城迫在眉睫。此时的黄中富已从乡镇调任广安开发办主任。开发一个新城却没有钱财可用的“穷当家”,用卖户口和卖地的方式,筹集资金,打造了一个新城。

1996年,“造城运动”中功成名就的黄中富,带着不休的争议、疲惫的身心,从令当地人眼红不已的政府官员的“交椅”上全身而退,赤条条辞职下了商海。办砖厂,开房地产开发公司,三年后,下海时一文不名的黄,活生生整出个黄氏集团,并在两年后以1000万元的价格轻松买断岳池特曲酒业公司。《中国经营者》杂志2002年第2期的文章以感叹且有些不解的语调似问非问:“不知是他的个人魅力,还是他曾经当过广安的政府官员,他办起事来总是很顺,现在有好多广安、岳池、华蓥的民营企业都想投奔到他的黄氏集团旗下。”

黄中富的故事,如果像他的乡之先贤邓小平一样走出广安,可能就不够传奇了,至少不是一个罕见的孤立的传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这样的由仕而商由政治名人转而为商界名流的人,委实不少。

专家学者评价官员下海时经常援引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最占有优势,官员背景下海的人实际成为获利最多的群体。其开业资本是平均数的1.8倍,销售额是平均数的1.8倍,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而拥有的资本更达到平均资本的两倍以上。

商业机会的不公平,社会资源的非均衡,由此可见一斑。黄中富下海致富的秘密,其实就是社科院调查中的“1.8的秘密”。批评者往往由此出发,找到官员下海易于成功的秘笈: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互换。

虽然我没有找到这个调查的原始出处,也没有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更为详细的资料。但是经验和常识告诉我,这样的论说在局部的个案上,是非常容易得到印证的。

我不否认,“1.8的秘密”就是少数下海官员官商合谋的秘密,我要肯定的是“1.8的秘密”是时代的秘密,这就是我在上文不吝笔墨诉说黄中富故事的缘由。

就像转轨富豪的原罪在于转轨,为转轨富豪接生的何尝不是转轨。转轨富豪或许是问题富豪,但是在一个法治昌明的国家,问题富豪并不等于有罪富豪。同样的道理可以平移到下海官员身上。我们说“下海官员都是性情耿直、年富力强、积极肯干的实干家,为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做出过贡献”,难逃以偏概全之嫌,同样,如果我们说下海官员的成功就在于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交换,也一定是偏激的。

我无意为下海官员的财富辩驳,也无意为借助权力寻租下海者辩白,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官员下海是和时代的脉搏同时跳动的,如果我们不否认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就不能否认官员下海在整体上的进步意义。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解放感松弛感的中国人,眼睁睁地看着各种曾经顽强的观念呈现出瓦解之象:计划经济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

邓的春天般的“讲话”,很快随风潜入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在他的故乡,黄中富站立“风头”,并由此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开发新城的机会,一个来自基层的小公务员投身经济一线的机会。从经济一线汲取商战经验,积累财经资历,才有下海的本钱,这是下海官员的共同经验。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变迁,官员下海的经济背景就难以形成。而经济背景的形成,又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

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加速了所有制歧视的消解,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这是官员下海之时代背景中的另外一个小背景。就在黄中富开发新城的历史时期,私营经济在春风化雨的政治气候中遍地开花,茁壮成长,渐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生力军。没有这支生力军,就没有下海官员这支队伍。众所周知,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限制了人们的择业范围,压抑了人们自主择业的预期,进机关当干部之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求稳怕变、终身固守一职的传统择业观,限制了一流人才向商业领域的流动。没有所有制歧视的土崩瓦解,黄中富们可能还不敢也不会自砸“金饭碗”,拣起“泥饭碗”。除非他们犯了错误,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

2000年之后,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那么多弃官下海的例子,与是年元旦正式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以及类似法规制度的陆续出台密切相关,虽然没有一个官员下海的直接动因来源于某个法规制度的诞生,但这些法规制度所蕴涵的时代变迁,为人们的择业提供了更为宽广的领域。难以想象,在没有对私人部门的发展做出制度性、法律性承诺并付诸实施的情况下,官员会考虑到私营经济部门进行职业流动。

我采访的下海官员,绝大多数是政府人才中的精英人物,他们的辞职,当然与国务院强力推动的政府机构改革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的下海,在一定意义上为机构改革、裁减冗员做出了榜样。我在书中一带而过的一些小公务员,之所以走进私营企业的大营,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府机构改革的号令吹进去的,却也是受到了榜样的鼓舞。就政府机构改革本身而言,虽然机构改革的号令在新中国50多年的历史里,已不是第一次吹响,但有“第七次革命”之称的本次机构改革,的确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时代命题息息相关。

所以说,抛开官员下海的细节不论,整体上从大历史的视角,观察9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新一波官员下海潮,是一股时代潮。整股潮流中的“1.8”只是描述官员下海现象的一个浮标,一个时代的浮标,我们不能因为莫须有的权钱交易,而否认一个暗合时代潮流的进步现象。

选择的自由

古罗马时代的斯巴达克斯,是不可以放弃斗牛士的职业的。在一个刚性身份强权决定的时代,斯巴达克斯必须用反抗强权的暴力获得自主择业的自由。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是不可以选择帝王这个职业的。在一个皇权“天”定的时代,除非他敢冒弑君不成被当做乱臣贼子写进《三国志》的危险。

我觉得有些怅然,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人们,还没有赢得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即便是“选择自由”的舆论氛围,也不能如我们理想的那么宽松。

在我采访的从官场退出的下海人物中,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是持赞成态度的;

门新国下海后,哥哥从几十公里外的农村赶到城市,问弟弟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郑可集下海后,哥哥从几十公里外的私有厂房中赶到杭州,说你缺钱我们可以给;

……

这样的例子,可以一直排列下去,尤其是那些出身干部家庭的下海官员,他们的父母难以接受他们没有组织的风险。在老一辈的意识中,一个没有组织的人,和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什么两样?

“组织”似乎也不愿意“孩子”浪迹天涯。一些组织以各种各样“左”的议论阻止他们下海。

自2000年我开始追踪官员下海始,认为官员下海对不起组织培养,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行为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2003年初,《江南时报》发表了文章,反对人们将官员下海上升到诸如“新生事物”、“解放思想”等理论高度。作者刘以宾认为:几乎人人都有在给定的指向下演绎思想的习惯,这样极易导致片面性和绝对化,用一句老话说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甚至形成对既有秩序和价值观中科学、合理的东西的盲目批判和否定。

这样的理论基础,完全正确,他对官员下海之前应该接受审计之类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问题是作者对“市长辞官下海”中隐含着的“悖论”的批评。

文章中的两个所谓“悖论”是:

悖论之一:十六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义务仍保留着“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这样的规定。辞官下海的市长以及其他官员想必都是共产党员,而公之于众的辞官理由是获取“个人发展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选择空间”。什么是“个人发展”?当然是以个人利益为基本驱动力的发展,无论这种发展意味着获取更多的个人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还是意味着别的什么,总之,其本质都未离开个人利益。诚然,做一个出色的企业家,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依法纳税等等,客观上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但作为企业家的“个人奋斗”与作为人民公仆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含义、价值取向、道德起点上都不是一码事。或者说,假如一个人真的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当一名优秀的人民公仆是最好的选择。

悖论之二:市长作为政府官员,是受广大人民或者说纳税人的信任与委托而代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而且一般都是人群中的优秀分子。这种无形的信任与委托以及有形的选举结果,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契约”意义。也就是说,只要没到本届履职的最后一秒钟,“契约”就依然存在。假如该市长系换届选举中落选“下马”,然后再坦然地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去干自己最喜欢干的事,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辞职下海者并未等到“契约”失去最后约束力,就主动自我解除了“契约”规定的义务。由此可以认为,他是单方面“撕毁”了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协议”。假如他确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官员人才,人民在下届选举中照样会投他的票,就这样不辞而别,实际上也算是弃民意而不顾的个人主义行为。

如果是改革开放之初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或许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人们在理智上认识、接受、容纳、许可的东西,在传统和集体心态的影响下,总有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然而改革开放已过去20多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已成社会上最昂扬向上的一代人,再以时代局限分析作者的意图,就不够确切了。

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带来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让我们很难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分析下海官员的自私。尽管一个完全民主市场化的社会还没有到来,但是以市场化作为中国宏观体制改革价值取向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它的意义,除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安排的确立,还在于多元化、自治民主、选择自由等大众意识的生成和巩固。

一个人,一个政府的官员,不满意于“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机关生活转而下海,这样的自由,为什么得不到尊重?我们应该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为那些志存高远、有卓越才识的人才,提供了展示人生价值的非官场舞台。

我不谈官员下海对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单就官场中人的自由和解放而言,也是功莫大焉的事。

一个人适合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由他自己去决定。且不论“从事私营经济也是一条报国之路”,门新国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觉得本人更适于从事企业当中的具体工作,因此下海,有何不对?游宪生从过去支持企业家办企业,到自己亲身去企业一搏,又有何不妥?高红冰离开信息产业部,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努力将自己打造为网络英雄,于国家无利?

退一万步说,即便官员辞职下海主观上不是为了“报国”,而纯粹为了高薪,又有什么错误?即使我们对亚当·斯密“人人自私导致人人利他”的理论不屑一顾,也没有理由鄙视任何人合法地追求财富。

我很赞成童大焕先生2003年1月26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观点:从社会的发展方向上看,择业自由、兼职自由和辞职自由以及从政自由肯定要成为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一点,官员一样,商人也一样。评论者提出这样那样的担忧和质疑,出这样那样的主意,有关部门出台这样那样的相关政策,表面上看,确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合理性。然而,如果为了这种暂时的、局部的针对性和合理性,而牺牲了公民的择业自由、辞职自由,那么,就回避了主要矛盾,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转移了人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关注,并因此有可能延缓问题的真正解决,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确是“说它南辕北辙也不为过”。

过渡的一代

广安奇人黄中富从官场全身而退后下海创业自己做老板,这样的例子虽非独创,效仿者委实不多。即便是今日北京现代SOHO城的“城主”潘石屹,也不是下海后就自己做老板的,在跻身北京“地产大亨”行列前,潘曾去海南为老板打了多年的“苦工”。

我们看到,官员下海后的路径选择基本有三:自己创业做老板;为老板打工做职业经理人;先为老板打工,有了资本和经验再自己做老板。

虽然没有精确的数字统计,放眼望去的事实显示:为已成气候的私营企业打工做职业经理人,是大多数下海人的路径选择。他们的介入,为正在崛起的私营企业,供应了过渡性质的一代职业经理人,弥补了私营企业人才先天不足的欠缺。我以为,这是他们下海的时代意义之一。

2003年春夏之交,温州私营企业红蜻蜓集团的董事长,在机场的候机厅里,邀请原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出任红蜻蜓集团总裁。这个中国皮鞋行业的翘楚,一向对下海官员青睐有加。两年前,他们曾请自温州市经委副主任任上辞官下海的钟普明,出任红蜻蜓集团总经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私营企业,是没有人才概念的。有意识地寻觅人才,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

概而言之,私营企业主纳贤有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原因。

渐渐拆除公私壁垒的政治春风,抚慰了他们做大做强的野心,中国即将入世的全球化危机,又让他们感觉到内在的缺陷。即使家族制和“分封天下”不像MBA们吹嘘的那样可怕,靠描画枪支记录通讯簿的智慧,已没有力量推动他们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描画枪支记录通讯簿,说的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潘阿八,凭借智慧和勇气发家的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地方官员当做重点扶持的对象。县委书记来了,县长来了,公安局长来了,派出所所长来了,他们都给不识字的潘留下了电话和手机,嘱咐他有情况可以和领导直接联络。只会写阿拉伯数字不会写领导名字的潘,在公安局长的号码旁画上短枪,在派出所长的号码旁画上长枪,用来区别不同的领导。

用这样极端的例子,描绘浙江乃至中国早期私营企业主整体的文化素质,可能过于偏激;但出身草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内在的文化素质,的确困扰着走向21世纪的中国私营企业。

21世纪元年后,知识经济的甚嚣尘上,海归派的汪洋恣肆,洋品牌“狼来了”的声声告急,迫使私营企业主们一个个都露出求贤若渴的模样。人才济济的广东也不例外。2002年6月的东莞企业人才招聘会上,“私企大佬”们拿出了2000多个职位,包括企业总经理、策划总监、人事总监、营销副总、总工程师等上百个7万—50万年薪的职位。深圳一家知名私营IT企业开出年薪30万美元的诱人条件,引进首席执行官,这家企业给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的年薪也高达15万美元和10万美元。6月底设在深圳的金领招聘会,3000个年薪逾8万元的职位炙手可热。

与此同时,上海一家私企打出年薪500万人民币招聘销售总经理的广告。

私营企业硝烟弥漫的人才争夺战,将人才匮乏的难题表露无遗。

后WTO时代,私营企业对人才的呼唤更为急迫,他们中很多人在各种场合感叹,实施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分离,让家族控股,产权对外部的人才开放,已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WTO的语境要求你“必须这样做”。

高薪对引进技术人才较为有效,温州等地的经验显示,大多数私营企业栽下“梧桐”只能引来外地的“科技凤凰”、“管理凤凰”,职业经理人则很难栖息在一个非本土的私营企业“梧桐树”上。吴敏一举例说,一家温州民营企业曾经花重金从外地聘请过一位副总,但是由于双方在观念上无法达成一致,不到一年时间对方就主动请辞。2002年夏天,广东一知名私营企业销售总经理愤然辞职后在“首届广东职业经理人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在广东,有一批职业经理人与民企老板矛盾激化,对簿公堂者不乏其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私营企业职业经理人阶层频繁“地震”?

“双方的融合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吴敏一解释说,“主要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譬如温州私营企业主,他们注重人缘、地缘、亲缘、血缘,有强烈的经商愿望和经商细胞,吃苦耐劳,被引进的管理人才常常难以从文化上融入企业。”

岂止温州人注重人缘、地缘、亲缘、血缘,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无论身处何地,都对这“四缘”青睐有加。不是老板们“小家子气”,这是地缘文化决定的,没有几个尚未国际化的私营企业能够逃脱得了。

由于文化上的隔离,虽然私营企业解决了“下海淘金”的动力机制问题,个别企业甚至还建立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双方合作起来总是劲不能往一处使。老板不放手让经理人掌控大局,经理人对老板缺乏认同感。

这样的矛盾,在当地的私营企业和下海官员之间不容易产生,也很容易化解。因为邀请者和被邀请者之间,大多交往深厚,知人知面知心。

除却易于消除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常有的文化隔阂,私营企业主接受党政官员,还在于官员出身的职业经理人普遍存在着四大优势:文化水平较高;政策水平较高;操作能力较强、工作经验丰富;社会交往层次高、范围广、协调组织能力强。对于先天不足、基础薄弱、规范缺失的民营企业来说,他们的四大优势和身份背景,有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一般职业经理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浙江广厦集团有40多位原来在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任职的处级以上干部,这其中有不少是集团派遣一方的“诸侯”。曾在浙江东阳市出任过乡镇党委书记的郭向东,是广厦重庆公司和北京公司董事长;曾在浙江丽水出任过缙云县委书记的卢淳良,是广厦景宁县英川水电开发公司总经理;曾出任杭州华侨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赵国春,是新组建的杭州龙翔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些人原有的经验,让他们在新的领域如鱼得水。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下海官员去了房地产开发领域的缘由之一。从土地审批,到建筑规划,到物价管理,哪一样能避免和政府职能部门打交道?这就需要有政府背景、熟悉政府办事程序、懂得政府操作规则的经理人帮助老板和政府沟通。毫无疑问,下海官员较之一般的MBA更容易成为好的沟通者。这不是模拟了MBA教程中的沟通法则,就可以胜任的。

“政府官员的行政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而且社会关系网发达。”一位温州民营企业老板在回答聘下海官员出任CEO何以成为中国私营企业普遍做法时说,“另一方面,聘请原本就具有相当好的社会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对于提升企业形象和品位也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凡此,使得下海之后进私营企业,几成温州等地官员辞职后的一条“必由之路”。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说,数量众多规模发达的民营企业,为政府官员提供了一条特有的“退路”。

我和广厦集团天都城总经理郑可集,聊到官员下海进私企这条“退路”还有多长时,他说了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20年”。我想,他想表达的应该是这样的一层意思:最近20年下海官员去私营企业还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因为从乡下一路拼杀进城的私营企业主,没有完成人才储备,一些从海外归来或者从京沪地区出炉的MBA式人才,短时间内还不容易全面介入私营企业的领空。再者,后WTO时代的政府,在大趋势下,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将越来越低,未来私营企业的管理空间,将向新锐的职业经理人全面开放。这个过程或许是缓慢、模糊、不自觉的,但它一定会到来。

那一天的到来,意味着下海官员充当职业经理人这一过渡使命的结束。

谈论这个问题,我不能回避一些批评者当心“官商勾结”之类忧虑重重的劝戒。在一些地区,这样的劝戒,已经惊扰了“肉食者”和当事人。

我不否认私营企业主利用下海官员“社会关系发达”的动机,但这样的动机有什么不好?这和私营企业主的“权钱交易”是两码事。在一个政府权力有限且权力受到及时有效和严格监督的社会里,良好的“政府关系”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相反,它光明正大得很。“微软中国”也曾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专为中国入世谈判的唯一女性齐红儿设立“政府关系高级顾问”一职。

通过《华盛顿邮报》著名记者马克·莱博维奇的报道,我们看到一些著名的美国硅谷英雄很喜欢和世界政要打交道。思科公司CEO约翰·钱伯斯的处事风格更像一个参议员,尽管在一个与政治不搭界的行业里工作,他却不辞辛苦地与政治家们搞好关系,特别是现任总统小布什。他跟马克·莱博维奇说:“我同布莱尔先生经常保持联系。”他还炫耀他和在中国国家主席任上的江泽民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他强调“这在以往是闻所未闻的”。

其实,我们对于官员下海后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帮助私营企业主完成“官商勾结”的担忧,多数情况下是多余的。我们站在岸上,想象着那些下海的昔日的官员,会给一个个他们熟悉的官员礼金和好处。实际上,一些可以吸引政府官员为之下海的著名私营企业主,若要行贿,根本就不需要下海官员的“中介”,那些头上闪耀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工商联常委之类头衔的私营企业主,早已进入上流社会圈层,跟高级官员之间联络之频繁,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起码,我在浙江采访的几个著名私营企业主,他们招募的下海官员,没有谁的政府资源比他们自身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