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平权的最初受益者

1.蒋锡培:中国政治平权的最初受益者

一个多年前的高考落榜生,一个曾远走他乡修表谋生的钟表修理工,一个当过乡党委副书记和乡长助理的私营企业主……所有的描述都没有“中共十六大代表”那么让人震撼。因为,中共十六大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接纳私营企业主代表的大会,而他又是那次大会上唯一的私营企业主代表。

我想,很多年以后,他的财富可能会被人们忘记,但他的故事会变得离奇,因为他将被后人当做一个历史人物,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不可回避的人物而不时忆起。

在我看来,在所有写蒋的记者中,《南方周末》江华的文章最具传播力。所以,我在这里借用了他“政治平权受益者”的概念。

2003年7月28日傍晚,我见到了生活中的蒋锡培。从报章封面上走下来的蒋锡培,坐在苏南小镇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瘦小而平静,看上去似乎还有些腼腆或者说内敛。真实的蒋锡培,浮现在瘦削脸庞上的表情,其实没有媒体所描述的那么刚毅、专注、有力量。

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他告诉我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方能回家,尽管他的经理人团队已经不再需要他去操心那些琐碎的事情。此前半个小时,我和他一起观看了当天的无锡电视新闻,等到最后,我们终于看到7月25日他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并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的新闻报道。画面上,胡锦涛笑容可掬地握住他的手,并和他说了几句话。

蒋说,当胡得知他还是党的十六大代表,勉励说:“好、好,你要再接再厉,不断努力,要为社会多做贡献。”蒋锡培无比激动,连声说:“谢谢总书记关心,谢谢首长的鼓励。”

蒋转述当时情景的神情是兴奋的。唯一有些遗憾的是,这条新闻竟然放在“军嫂当了的姐”这样的新闻之后播出。他怀疑无锡地方电视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不妥。

显然,这个小小的不快,并没有影响蒋的情绪。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叙述他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的经过,滴水不漏地评说着他所理解的老板从政的社会意义。

符号蒋锡培

尽管今天的媒体对“典型”的态度迥异往昔,但希图举重若轻的媒体从业人员,还是期待着一个符号性人物的出现,帮他们折射一个历史性事件。

十六大前后,39岁的蒋锡培就是媒体要找的那个“符号”。蒋锡培,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当他在申请表上“身份”一栏庄重地填上“民营企业家”五个字时,这个13年前痴想着一辈子挣它5万元钱的钟表匠,注定要被写进历史。“因为我是中共党代会历史上第一个纯粹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参会的党代表。”我要强调一下,十六大上有诸多的私营企业主亮相,但真正以“私营企业主”这个身份参会的,唯有蒋一人。

2002年11月7日晚,寒风割人脸,在北京东郊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一些没有中共十六大党代会采访证的记者在伺机“伏击”栖身其中的蒋锡培。他们感兴趣的,不单单是蒋在13年内写就的伟大的商业故事,更有蒋在起伏沉浮中经历的中共对私营企业主的态度变迁。

1989年底酝酿创业的蒋身处的环境,对私营企业而言,远没有今天理想。彼时,中共对私营企业主入党设置了“门槛”,公私之间的壁垒较之此前更为坚硬。当他向银行寻求贷款时,感受到的是不公平的歧视、困惑和艰难。同时,远东比当地同类国有、集体企业上缴的税金要高出1/3以上。

所有的一切,都在于当时的苏南地方政要激赏集体企业,而远东却是个以民营企业形象出现的“异类”,至多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补充”而已。1992年,呕心沥血将“家产”升值到500多万元的蒋,在镇党委书记的劝说下“改旗易帜”。党委书记声称此举一箭双雕,既能解决远东的贷款困难,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方便,又能利用远东投资,为当地经济纾困。百日后,迎着一片反对声,蒋锡培在改制为国有企业的协议上签了字。

有过这样的经历,蒋锡培的“喜极而泣”说就容易理解了。“那一天,一听到当选十六大代表的消息,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这是中央对远东作为民营企业创业的肯定,也是对合法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信任。”

那一天,确切的时间是2002年6月3日。是日,中共江苏省党代会在南京的江苏省会议中心召开。事先,会议组织者已经通知所有的出席者,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选举。江苏省出席中共十六大的代表将在此次会议中选举产生,对与会者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所有出席者都必须以“神圣而庄严”的精神姿态对待之。

上午9时,差额选举开始了。依照规定,将有67名正式代表,从几经推荐选举并最终入围的74名候选人中出列。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543名代表,一一将没有署名的选票投放到投票箱中。

等待计票的心情本应非常复杂,但蒋说他较为平静,因为“事先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能进入最终遴选的名单”。结果出来了,总监票人宣读正式代表名单,蒋锡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几乎所有的报道,在描述此刻的蒋锡培时,都用了“激动得热泪盈眶”之类的词句。至于蒋究竟有没有“喜极而泣”,在包括蒋自己在内的多数人看来,这个细节真实与否似乎并不重要,因为蒋的高兴一定是真实的,神情一定是激动的。

中央党校一位业已退休的教授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理论上每个党员都有当选十六大代表的机会,事实上,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党在具体政策上的把握也是有区别的。

2002年11月8日,蒋锡培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的政治报告。一如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江泽民高度肯定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人才,赞扬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关于国内外议论纷纷的吸收私营企业者入党问题,江泽民在报告中没有直接提及,但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吸收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不仅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会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蒋锡培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的“大门”向他们开启了,身处其中的蒋锡培们的感受委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党代会报告之后,13年累计上缴国家税收达数亿元的蒋,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我坚信新世纪民营企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有关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蒋锡培们的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在于私营企业主的成长,令人感受到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改革力量的涌动和生长。毕竟,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私营企业作为一种民间力量能够崛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中国共产党在13年的时间内更新了“剥削”观念,完成了这样的思想涅槃,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锡培的符号意义就在于此。

党龄12岁

2003年6月3日下午,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的蒋锡培,从南京返回陶都宜兴市。自市区向西北45度方向驱车10公里,就是远东集团总部所在地范道镇。

下午6时,他在公司门口看到了令人眼热的巨幅标语:“热烈祝贺蒋锡培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故乡的人们,早早在这里迎接他的归来。当地党政官员和公司员工,在厂门口列队迎接,并向他敬献了鲜花。

这个多年前的高考落榜生,这个曾远走他乡谋生的钟表修理工,已然是陶都宜兴的新名片。当财富终于赢得了国家和政治的尊重,他成了改变范道命运的英雄。

11天后,蒋锡培在无锡紫京饭店给远东集团新一期党员干部培训班上课,到会者达400余人。为期6天的党员干部培训班,是蒋锡培每年投入300多万元用于员工培训规划中的一部分。蒋锡培给全集团120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作了一次专题演讲,主题是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客观地面对形势,迎接中国加入WTO以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给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上课,是蒋锡培的责任所在。2002年远东集团党校成立,蒋锡培亲任校长。党校主要是对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培训,据称,党校成立前,这样的培训班已经举办过7次,每一次培训的原则都是把党的理论政策与企业自身的实际相结合。实际的做法是:以“企业一线在营销,党建阵地在前沿”为指导思想,在营销公司中成立了8个党支部,以期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并将特有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十六大上,中外记者不断重复着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入党?大意相同的回答,在蒋的口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有着12年党龄的蒋,把自己的入党动机强调为对党的热爱。有的人将信将疑,有的人深信不疑,有的人干脆研究他的“个人党史”。

蒋在1991年4月成为中共党组织的一员。《南方周末》的文章说,蒋锡培如果不是无意识行事,就是对时局与政治有敏锐的观察。因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民营经济的意识形态阻碍便一去不复返了。

蒋说,他入党宣誓的日子是当年的7月1日,那天正好是中共建党70周年,他在乡党委的集体组织下,和范道乡11个新党员一起对着党旗宣了誓。

军旅作家张学法2002年秋天奔赴远东,为蒋锡培写作了《远东人之梦》一书,内中援引蒋自己的话详细描述了蒋锡培入党的前后过程。

一天上午,乡里一位领导来到厂里和我谈话。他说:“小蒋,你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反映很好,可是你政治上却不想进步啊!”“我政治上怎么不想进步?!谁说的?”我连忙问。“你政治上想进步,怎么未见你向组织写入党申请书啊!”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急忙解释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向往,有时做梦都在想。可一和我心目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形象相比,我的差距太大了。入党申请书我早就写了,就是不敢交,想等条件够了再交。”

那位乡领导听后很郑重地说:“入党条件够不够,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入党是自觉自愿的,你想入党,首先要向组织写入党申请书,这表明你在政治上向组织靠拢,组织上也好对你培养帮助。你连申请都没交,组织上怎么知道你的心思呢,又怎么把你吸收到党内呢?!”

听了乡领导的话,我很快把入党申请书交了上去。不到两个月,范道乡机关党支部就一致通过接受我为中共党员。

虽然有媒体公开宣称“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令人费解的事”,但蒋在2002年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倒并不那么令人费解,亦非完全的偶然。此前两年的5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南京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蒋锡培应邀出席,并向总书记汇报了远东的党建工作情况。

不久,中国共产党开始全党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被党和政府承认,并得到如此重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南方周末》记者江华在援引蒋锡培的话后评论说:“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一些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渐渐淡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

一边经商,一边做官

“我入党不是为了升官——做老板的我没这个必要。”尽管蒋锡培坚称他入党只是为了一种信念,但他还是在做老板的同时,做了共产党的官。从政府,到党委,到人大,他都有过为官的履历。

1992年,蒋锡培获得了入党之后的第一个“官衔”:范道乡政府乡长助理。

1992年的一天,曾将他引入党内的那个乡领导建议蒋锡培戴一顶“红帽子”,该领导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的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为了范道,把企业做大,让更多的乡亲们到你的厂子里去,厂子还让你干。”

蒋说,他的亲友们劝他在这场“没有胜算的赌博中”小心别冲动。彼时,他创办的范道电工塑料厂,其资产已不再是1990年2月最初创业时的180万元自筹资金,而是变成了500万元。

蒋的果敢决断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一览无遗,29岁的他力排众议,把自己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公有制企业。

他获得的回报,显然不仅仅是一顶其实没有多少分量的官帽子,而是难以想象的资金上的便利。改制之后的企业立刻解决了原来困扰民营企业的税收、银行贷款等等瓶颈问题。到1994年底,企业的销售收入就超过了1.5亿元,企业总资产增长到10倍的规模——5000万元。

基于此,有人判断精明过人的蒋锡培当初进行置换,“贪图”的不是那顶乌纱帽,而是在和官府做买卖,以取得企业经营上的“政治庇护”。

如此揣测他,蒋个人不同意。他的证据是,他把属于自己的利润放到企业中,3年间向集体送出了700万元个人应得收入。

1995年,蒋锡培获得了第二个官衔:中共范道乡党委副书记。戴上这顶乌纱帽,同样是由于企业改制。

当年,已进入市级领导视线的蒋,陪同宜兴市有关官员出国考察。归途中,一官员跟他提到了改制:由集体企业进一步向股份制改革。

蒋再次听从了官方的安排。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蒋再次掌握了自己的财富。如果说那个时候的蒋,或者哪个官员,能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预知日后“红帽子”民营企业必有大的纠葛和麻烦,那一定是扯淡,但这一次改制,确实让蒋在经济上保持利益,在政治上及时地避免了私营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可能有的纠葛。与此同时,从“苏南模式”进化到股份制改造的做法,也让宜兴市政府赢得了政绩。

好处是人们后来发现的,在当时,人们只看到宜兴市委任命蒋锡培一个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次年,蒋锡培开始在公司建立党的组织,当上了改制成功后的远东公司党委书记。

2002年,蒋锡培获得了他的第三个官衔:宜兴市人大常委。我们不能说他获得这个官衔又是因为某次企业改制,但他能有2002年的辉煌,委实离不开攀上垄断行业“高枝”后的又一次改制。

1997年春天,蒋锡培攀上了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电装备工程总公司、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四家大型国企的“高亲”,共同合资成立股份制企业。为此,他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五次进京。“由于电缆行业与电力有很深的关系,本身又是民营企业,所以,远东集团要想得到跳跃式发展,就必须找一个行业性企业。”蒋锡培说,“而当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大中型企业战略改革政策,并开始鼓励民间和民营资本进入。与国企联合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增强国企资产活力,充分利用国企优势,又有助自身壮大,岂不两全其美。”

5年之后,当国家提出国有资本有条件逐步退出的方针政策后,合资企业分家了。蒋锡培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国家对电力整体重组改革战略的进行,如何规避政策风险成了远东集团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二是当时远东又有了股份制改造的计划。2002年,他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回购远东的股权,结束了长达5年的合作。远东再次成为私营企业集团。至此,远东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12亿元资产,年销售20多亿元,有12家全资或控股公司的大型股份制企业。

过去的13年内,蒋“不是在抵触政策,也不是在用足政策,而是根据当时的条件及可整合的资源在积极地创造政策”,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的政治智慧,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虽然今天我们很难说,是做官助蒋做大了企业,还是做大企业助农民出身的蒋做了官,或者是两者互相作用的结果,但涉足政坛培育了蒋做大企业所必须有的政治智慧,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