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目的的老板参政

第十二章　京沪:非政治目的的老板参政

京沪两地老板参政的形式相去甚远,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但我依然将他们陈列在同一章,这是因为他们与我在前面两个章节中谈论的老板参政在目的上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私营企业主出任省部级“试点高官”,还是私营企业主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这些大事中的当事人当选的背后,都有中央的影子,都出于鲜明的政治目的的考量。而我在本章中讲述的两个故事则不同,从我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中关村老板参政和徐汇区政府聘请“一美元老板官员”,它们在直接目的上,都有非政治性的共同特点。它们的内在动力是经济,而非政治。它们的发生只是来自基层的自觉尝试,而与中央无关。尽管初衷不在于政治,但经济性的尝试得以进行,多是因为政治认识上的障碍业已消除。既然政治目的的实验早已开始,经济上的尝试还怕什么?

回首2003年,“老板参政”是观察中国政经变革中的一个支点。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参政就像一场“政治实验”。依照我们对中国政治的一般理解,实验场地一般应该选择距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较远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政治实验”出现了特殊情况,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都发生了“老板参政”事件。我之所以在本文的标题中,称之为“两个异数”,是因为在我的观察中,这两起老板参政实验的初衷,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是区别于一般政治实验为政治而实验的特殊实验。

事先张扬的“中关村参政故事”

2003年2月8日,北京中关村,媒体世界中的“萨拉热窝”,再度爆出重磅新闻:“老板参政”。事实上,所谓的“老板参政”,仅处于在中关村官方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初级阶段,至于有可能参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政事”的企业家委员,非但没有产生,就连产生他们的办法,也还只是“暂行办法”。然而,中国的众多媒体似乎已经管不了这么多,喜欢事先张扬的他们,早已开始对尚在酝酿中的“中关村参政故事”大肆张扬开来。

10天后,《中关村周刊》报道说,这是中关村首次在区域性条例中特别赋予企业家参与行政管理的权力。

所谓区域性条例,指的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企业家委员产生暂行办法(草案)》。依照2月19日举行听证会的“该办法”,本地15名公司负责人将经选举进入管委会,参与整个园区的日常管理和决策。

据《经济观察报》称,让“企业家参与中关村建设发展决策和管理”的计划产生于去年由原北京市市长刘淇召开的一次办公会议。据当时的提议,在2003年年内中关村管委会将引入部分企业家进入管委会,直接参与中关村的发展决策与管理。该报援引没有姓名的分析者的话说,在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共十六大的背景下,该提案透露出中关村管理部门的改革思路,也预示着中关村向企业自治迈进了一步。

了解“暂行方案”的人们说,这次进入中关村管委会担任委员的企业家数量,是根据不少于总数(42名管委会委员) 1/3的原则制定的,因此官方确定将有15名企业家进入管委会。同时,根据计划还将从42个委员中选举出1—2名企业家进入“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而此前,该小组的成员由北京市市长、科技部领导、教育部领导、北大和清华校长以及部分知名学者共同组成,直接接受国务院的领导。

中关村管委会人力资源处有关人士对媒体介绍了实施这项计划的原则和办法:原则上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14个主要行业协会和商会,每个行业协会及商会推选出一名代表和一名企业家个人委员候选人。同时在没有成立协会的科技园,由该园管理机构推荐——其中园区管理机构推荐的委员候选人,其总数不超过企业家委员代表总数的1/4。在所有这些候选代表中,最后推选出15名企业家成为中关村管委会的委员。同时这15名人选需交由建设中关村领导小组审批通过。

大肆宣扬的中关村参政故事,直至2003年3月,举荐参政企业家的工作还处于将来时态。官方解释说:中关村管委会下属的各个行业协会的整顿工作尚在进行中,而一些名称不规范的、挂靠政府的行业协会目前都面临改造,因此推举企业家的工作尚在准备中。

北京方面的消息说,被举荐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层的企业家“官员”,并不需要经过公务员考试,但是要符合“四项基本条件”:一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信誉良好;二是在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园区建设相关的其他企业中现任主要领导职务,并且具有在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5年以上的经历;三是为园区的建设做出过一定贡献,有一定影响力,所任职的企业在园区具有代表性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第四个条件是当选的企业家“官员”要热心于园区的建设和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神。

知情者透露,无须经过考试的老板官员,绝对不是“花瓶”,因为包括企业家委员在内的全体委员会议将被赋予相当的权力,不是摆设。诸如审议园区的发展战略规划,园区年度工作计划与总结,园区年度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与决算,对管委会专职领导班子的业绩评价,企业家委员换届的工作实施方案,都被纳入到他们管辖的权力范围之内。

尽管老板官员拥有实权,但他们参与园区的管理和决策的形式,还是兼职。他们当选“官员”的前提是:保留企业家身份,不脱离现任职企业。

计划三个月完成推选和任命的老板官员的遴选,以听证会的方式,进入了第一个环节。2月19日上午9点半,中关村管委会大楼1303室,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冉齐、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专职委员赵慕兰等政府官员,夹杂在高科技行业协会的代表以及70多家高科技企业、几十家京城媒体当中,不动声色地开始了民主听证。目击者说,企业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家参政”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这样的结果固然让完美主义者有些失望,可是民主听证的程序安排却对准备尝试“老板参政”的部门有所启示。

老板参政“年薪一美元”

2003年10月19日,亿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海松正式受聘于上海徐汇区政府,出任徐汇区外经委副主任,聘期一年。

唐海松,哈佛工商管理硕士,曾任麦肯锡咨询公司商业分析员。他的受聘,被外界评价为上海“老板参政”的一次探索。受聘仪式上,唐领取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美元年薪。他说,此次担任徐汇区政府的“一美元官员”,不仅得到了一种社会名誉,而且可以把在国外积累的商务经验和渠道用于上海的本土发展。

同时受聘的还有黄勇和钱学峰,前者是斯密卡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裁,兼职徐汇区招商中心副主任,后者是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职区外经委副主任。综合而言,他们都是具有哈佛、耶鲁博士、硕士学历,并在国际商务领域从业多年的“海归派”精英人物。

官方新华网的消息说,这三名“一美元政府官员”只在徐汇区外经委及区招商中心特设岗位担任兼职的副职领导,不占用部门编制数和领导职数。他们的日常工作方式,有些像“搜狐一族”,换而言之,他们在兼职的部门有自己的办公室,但可以不“坐班”,自主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可以不定期地到所在部门办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书信等方式开展工作。

中共徐汇区委组织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了徐汇区政府聘用老板担任“一美元官员”的背景和初衷:当下上海市政府正极力引进“海归派”,近来一些上海政要频频造访香港,目的之一就是引进香港人才。徐汇区是上海市的中心城区,区域经济竞争激烈,各区都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开拓新的发展领域。所以,徐汇区考虑到用新的方式以吸引国际型的人才以及和国际接轨的人才。

在发达国家,聘用高级专业人才出任“一美元政府官员”,是政府部门通行的一种用人方式。有了这些高级专业人才,政府部门不仅能拓展工作思路,还可以打通工作上的“瓶颈”。而对受聘人员来说,虽然一美元年薪只是一个无足挂齿的象征,可回报远远大于看得见的一美元,因为“一美元官员”的头衔,不仅是他们参与政事、从事公共服务的通道,其头衔本身就是一份资历,一种社会地位。

上海方面称,这三名“一美元官员”的职责是:对区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协助推进区招商引资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参与区政府委托的相关业务工作;为区政府有关工作提供咨询和方案论证等。研究这些职责,人们发现,最重要的就是“招商引资”和“决策咨询”。论及具体的权限,用徐汇区一位官员的话说,就是“参与而不是决策”。

至于这种官员和真正的政府公务员的区别,有心人注意到,在官方的宣传稿中,这些官员是用了引号的。官方从事具体工作的官员称,“这本身就是一种区分”,说明他们和在职的官员在职务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唐等人受聘的消息公布后1个月,他们尚未去政府的办公室上过班,政府人事局也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有人曾致电徐汇区外经委找唐海松,工作人员却回话“没有这个人”。当来人说明唐是“一美元年薪官员”时,这名工作人员才清楚“唐海松其人”,而后解释说:“任命后,唐海松还从没有来上过班,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们注意到,虽然政府公开做了对外宣传,可参政的老板们对此似乎有些低调。10月下旬,《北京青年报》派记者专赴上海探访“一美元官员”。该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兼职徐汇区招商中心副主任的斯密卡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裁黄勇。

从10月21日上海《新闻晚报》的报道中,人们得知,黄勇曾表示“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把他在海外所学“运用到我们的城市建设中来”。黄预计“自己将把眼下从事的事情跟徐汇区政府的需要结合起来,从国外引进资金、项目,并且吸引全国民营企业进行资本投资,将人才和资金结合起来”。但是,当《北京青年报》记者亮明采访意图时,黄在电话中声称“《新闻晚报》的报道有出入”。黄勇表示,就“一美元年薪官员”的事情,他不愿意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不愿意对这件事情再发表任何看法。

徐汇区有关人士对媒体坦言,徐汇区人民政府的这一做法还在探索阶段,更多的东西还谈不上,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再作一些修复。例如,对这三名官员的监督工作就有些难度。但这项工作总归是有意义的,最好是过个半年,大家看到三位官员究竟有没有做事,做了哪些事,然后再作评判。

老板参政的非政治目的

从我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中关村老板参政和徐汇区政府聘请“一美元老板官员”,它们在直接目的上,都有非政治性的共同特点。它们的内在动力是经济,而非政治。

我以为,中关村老板参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变革。根据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的解释,管委会之所以邀请企业家进入管理层,意在进一步沟通企业和政府,更好地为园区企业服务。有民间色彩的经济类主流媒体《经济观察报》分析说,15名本地公司老板进入管委会,1至2名老板有望进入园区建设领导小组,这些都预示着“中关村管理模式的变革”。该报指出,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政府的管理推动作用从来都是最直接和必不可少的。而有着“中国信息产业中心”之称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从开始发展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处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之下。而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行政推动力,中关村管委会的管理体制也同时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体制的变化,源自情势的变化。在后WTO时代,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各种特殊经济区域,都不得不考虑“如何谋求新的优势以利继续发展”这个新的时代命题。

我注意到,官方《经济日报》有一篇论述“开发区如何保持领先地位”的文章。这篇以中关村老板参政为线索的文章“张口”就提出上面的那个命题,继而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探索来回答:请业主——企业老板进入管理部门,赋予他们参与行政管理的权力。

文章说,中关村管委会的这项改革动议,在中关村官方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时,赢得了社会公众的赞许,文章分析,这是因为“改革动议顺应了形势的变化”。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开发区内外环境都变化甚大。过去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过去是短缺经济,现在是过剩经济;过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供给因素,现在是需求因素;过去很多地方都处在封闭状态,80年代初期中国只有四个经济特区,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相当于全国都是开发区了,原有的各个开发区在政策方面的优势会因此慢慢减弱。

文章认为,面临变化了的形势,开发区要谋求新的发展,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适应新环境。中关村管委会把企业老板请入管理机构,就是一种新思路新办法。它将促进开发区的管理模式从政府主导型向商业开发型转变。它改变了过去开发区由政府做巢、政府主导的模式,在决策层内融入商业运作的成分、融入市场导向的成分。显然,后者与前者相比,凸显出更为明显的市场目标导向。

文章的结论是:中关村管委会从管理体制方面开始改革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有了一个好的体制,没有资金可以吸引资金,没有人才可以吸引人才,没有技术可以吸引技术;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有了资金也可能外流,有了人才也可能被挖走,有了技术也可能被剽窃。

事实上,中关村管理体制一直在变。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十八条》时宣告成立。当时的试验区办公室,接受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的领导,这两级政府直接行使着对开发区内规划和管理的工作。199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同意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的请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改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科技与政策共同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嗣后,为改变中关村管委会复杂的管理机制,原中关村管委会与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管委会合二为一。中关村管委会由北京市政府与海淀区政府共同管理,市政府负责管委会组成人员的任免,中关村管委会负责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建设的综合指导工作,并负责科技园区海淀园的管理工作。其他科技园的管理工作由下属科技园的管委会自行管理。

中关村管理条例的颁布,开始从法律的角度淡化了中关村管委会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意义,并代表着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维护企业的权利和利益,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成了管委会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主要任务。

当下,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中关村科技园,其中外资企业多达上千家。作为北京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完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管理体制乃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管理机构重叠的问题亟待解决,目前中关村科技园区下属五个科技园区的实际主管工作是由所在区管委会及区政府负责,管理不统一的问题由此凸显。故而,记者张翔断言:“企业家进入中关村管委会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组织结构调整的一步,仅仅是主管部门制度改革的开始。”

在用大量篇幅论述中关村老板参政目的的非政治性后,我接着论述徐汇区政府招聘老板出任“一美元年薪官员”的初衷,我的论点仍然是非政治性。

从徐汇官方的宣传材料和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我们都无从得知,究竟是什么激发了徐汇区采用这种“一美元年薪官员”的做法。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聘请“一美元年薪官员”,在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很常见,虽然它亮相沪上在中国还是首次。

考察徐汇区政府实现这一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跨越的动因,我们可以研究“一美元官员”的职责。前文说过,他们的职责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招商引资”和“决策咨询”。他们的权限,是“参与而不是决策”。

联系到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所谓的上海正在招揽人才的背景,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引进人才,招商引资。

我相信,结论在于“经济性”的动机假设,应该是正确的。

可爱而不可信?

尽管一些人们为中关村老板参政和上海一美元官员准备了足够的溢美之词,怀疑、批评和不信任还是接踵而至,不管是技术还是思想,两个层面无一幸免地受到了指责,概而言之,或许是可爱而不可信任?

在上海方面看来,徐汇区政府的做法无疑是可爱的。虽然监督三名老板一美元官员存在较大难度,但徐汇方面有关人士还是坚信“这项工作总归是有意义的”,即便“现在大家都没有看到”。

另据中新社报道,上海市一位政府官员还从另外一个层面,论述了“徐汇做法”的可爱:徐汇区政府这种聘请高级海归人士为兼职官员的做法“意味着上海开始尝试打破体制束缚,对于人才‘不唯所有,但求有用’”。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将这种做法归结为“用人观念和机制上的创新与突破”。

遗憾的是,还是有旁观者对可爱多多的一美元官员表示“不可信”。

针对“用人观念和机制上的创新与突破”的观点,有人提出:在本来就制度不健全,责权尚不明晰的中国公务员制度中,引入这种“一美元政府官员”制度,更应该先从制度的根本入手,不可过于看重形式,急于求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邱柏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一美元年薪官员”的做法,“很难掀起整个上海用人制度改革的浪潮”。邱提出,如果说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社会意义的话,那就是“企业当中的一些决策咨询的老总对政府决策发问,可以弥补政府决策思路的不开阔”。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官员’权限的大小”应该有再具体一些的规定,否则就有可能流于“作秀”。

还有媒体怀疑,这三位人士到政府兼职有为自己企业宣传的意味。因为,就在亿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海松兼职徐汇区外经委副主任之时,在“今天你是否亿唐”的亿唐主页上,已经出现了这样一条有着宣传意味的新闻:“‘一美元官员’现身沪上 唐海松受聘徐汇区政府”。如此,更使许多人有理由将政府提出的“双赢”称之为“作秀”。

因非典而未能在6月如期完成推选和任命企业家官员工作的中关村管委会,同样遭到社会舆论的质疑。

3月,虽然一切尚未开始,以专家为主体的各界人士,早已在媒体上将老板参政可能具有的“可爱的意义”,分析得非常透彻。

专家认为企业家进入管委会管理机构,决不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企业家委员可以在中关村的未来发展走向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将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这项改革将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中关村从业者以为,管委会引入企业家直接参与发展决策和管理,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中关村科技园区内企业的认同感。润光泰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韩桂萍还以所在企业的个案,宣称老板“参政”在解决上传下达之渠道问题上意义重大。据悉,长期以来,中关村企业的问题和建议不能得到很好的上传,一直是企业和政府都很头痛的事情。韩桂萍向《中关村周刊》的记者,讲述了企业在运行中碰到的因为企业心声向上传达不畅而产生的一个难题。在这个反映的过程中,润光泰力感到企业有了困难,就因为缺乏上传的渠道而很难让相关部门得知一二。

尴尬的是,当随之而来的“企业家参政”听证会结束之后,企业代表发现,“企业家参政”并非是听取企业心声、解决企业运作具体问题的途径,一定程度上,企业对“企业家参政”的理解产生了偏差。据《中关村周刊》说,听证会上,有关人士明确指出,“企业家参政”并非救命稻草,老板“参政”从而解决上传下达之渠道难题,只是一个美丽的莫须有的假设。

技术上的不可信,还不是最主要的,要命的是,人们对这一原本出自经济目的而设计的制度,进行了政治把脉,最后的结论同样是“不可信”。

有人说,企业家进管委会的正面意义,有关方面已经考虑得很充分了,甚至表示将来可能让企业家委员成为管委会主任,称这是中关村未来发展的一个目标,但这样一个目标是需要诸多条件和前提的,或者说它本身就不成立。在辖区内既有自己的企业,又当着辖区的“官员”,掌握着某种特殊权力,这种权力配置不当极有可能引发公权的私有和滥用,这正是我们在权力运行机制建设中亟待避免的。因此我们先不必陶醉于企业家当官的光辉意义和美好前景,而今迫切需要的是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审视。

发表文章论证过中关村老板参政进步性的《经济日报》,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声音。该报发表杨瑞龙质疑“老板参政”的文章说,老板参政可能会导致政府与企业角色的新的错位,所产生的新的问题可能会抵消原来期望的改革效果。

这样的质疑,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所遵循的利益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当企业家委员进入管委会成为准官员后,他作为官员的政府目标与作为老板的公司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遗憾的是,当冲突发生时,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保证企业家委员在管委会行使投票权时能够遵循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

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只拿一美元年薪的“老板官员”身上,虽然它发生的概率很低,但低概率不等于零概率。怎么办?一切只能依靠企业家委员的良心。而常识无数次告诉我们,良心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