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费”从政的自利企图

4.“自费”从政的自利企图

给自己戴一顶人大代表的红帽子,是一些私营企业主越来越感兴趣的事。专家认为他们的政治诉求有其合理正常的一面。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中一些人贿选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政治热情。

“以前挂靠公有制单位,想要的是把‘保护伞’,现在想当人大代表,图的还是一把‘保护伞’。”这是安徽一位著名私营企业老板的原话。

寻求正当经营的“保护伞”

安徽的这位私营企业老板觉得临汾市尧都区5位私营企业主贿选人大代表的事可以理解:“我在山东和江西的两个县区设立分厂时,挂了一个副县长,一个人大副主任。”

比较而言,他更喜欢后一个。

为什么?

这样可以更好地对付吃拿卡要。

一位省级工商联的常委认同此说:“你是人大代表,‘工商’不敢乱收费,‘卫生’不敢乱罚款,‘税务’等等部门,都不敢对你胡作非为,因为你是人大代表,可以向领导反映情况,可以联合其他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对那些部门的头头进行质询,也可以就他们的行为拿出提案。别说一般的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头头也怕你三分。如果你仅仅是个私营企业主,除非你特有钱,否则,在‘有关部门’眼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想怎么拿捏你,就可以怎么拿捏你。”

在贿选的案发地,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和尧都区人大常委会的看法和北京一位经济学权威是一致的:他们一般没有政治野心,想当人大代表,无非是希望头顶多把“保护伞”。

政治诉求

尧都区5位私营企业主贿选败露后,尧都区人大召开会议时,探讨了一个问题:如何对待私营企业主日趋强烈的政治诉求?

尧都区人大主任李吉秀说,尧都的私营企业发展得很快,私营企业主的力量越来越大,在人大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争人大代表,连政协委员的席位也争得很厉害。这些人站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只代表小企业和个人,方向有些偏。我们担心,放松了对他们的管理,以后我们的权力机关会不会为人民服务。

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蔡定剑说,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私营企业主要求参政议政是正常的,也符合一般的政治学原理,有了经济地位,必然寻求政治发言权。就人大的性质而言,只要他们的比例是合理的,只要他们不违背法律,应该允许他们的代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说话。

“私营企业主希望用贿选人大代表的方式,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客观上也反映了我们的选举制度,面对新形势,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不适应。”蔡定剑说,“比如,以前对代表名额是按计划分配的,现在看来,可能不太够,所以有些利益主体的代表要站出来,‘我要当人大代表,我要说话,我要保护自己’。”

官商结合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一个观点: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成熟,一些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来完成的。这使得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执著地走官场经济的路线,以实现官商的结合。

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私营企业主努力将自己定位为“红顶商人”:有政府背景的,有政府官员作后台的“官僚资本家”。

对于出身低层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人大代表的红帽子或许可以实现从单纯私营企业主到“红顶商人”的转变。

在临汾市尧都区的贿选案中,几个私营企业老板都出身低微:赵忠实是流浪的民工,孙福民是退伍军人,周武是从农村走出的厨师。

蔡定剑强调,众多出身低微的私营企业主在实践中感受到了“红顶商人”的实惠。利益驱动使得他们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家”充满向往。在一些私营企业主看来,当选人大代表是实现梦想的捷径之一。

山西省一位厅局级政协副主席从另外一个层面分析说,当了人大代表,私营企业主可以由单纯地依靠官员,变为官员在某些方面依靠他们。这不单单是金钱上的依靠,还有选票和其他政治支持。

挡 箭 牌

2000年11月18日,19岁的张学周躺在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的病床上,他说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因为劝架被人打伤,右前额缝了十几针,而打人者西安市新城区人大代表王世平却未受到任何处理。

有人据此“判断”:王打人没事,是因为他是人大代表。

《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在中国,这一规定被一些私营企业主所看中。一位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对我们说,1998年以来,媒体对非法拘禁人大代表曝光很多,李鹏委员长还专门为一个此类案件作过批示。这样一来,各级司法机关对人大代表的案子更为重视,解决得也更顺畅一些。

蔡定剑说:“一些企业主出于对人大代表这一‘特权’的青睐,要加入人大代表的行列。这个倾向应该引起重视。”

他认为,人大代表和所有的公民一样是平等的。他们的特殊的人身保护权,不该适用于经济活动中,否则是与当初的立法本意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