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堑何以变通途

第十五章　天堑何以变通途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是毛泽东为武汉长江大桥的开通专门创作的诗词,迄今仍笔走龙蛇地留存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每当我从那座长达万米的大桥上走过,总为毛诗中那磅礴的大气所折服,并钦佩我的同事陈初越用天堑通途暗喻官商之变的精当。50年风云际会的历史,似乎也从中滚滚而来。

现在,我要解释天堑通途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50年历史变迁的冗长的人物和故事,我在前文均已细细说过。这里,我希望抛弃狭小的视野,从精英再生和循环的理论出发,对“从官员下海到老板从政”这一社会流变,作远距离的观察或者说形而上的解析。

社会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精英人物,还是改革前就起着作用的精英人物吗?虽然25年的市场化改革呈现出的画面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可用来诠释画面的答案却不是唯一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时期的精英形成问题,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学界还处于争执不下的乱哄哄的状态。他们的看法不但不尽一致,甚至还截然对立。

精英再生

“人还是那些人。”这是研究官员下海的人们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提供答案的人们认为,就社会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根本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换而言之,就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精英,摇身一变而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精英。

任何一种观点都来源于对现实的认知。认为“人还是那些人”的人认为,过去十数年,中国的现实,和曾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所经历的是一场“政治资本主义运动”。发轫于1990年代初期的官员下海潮,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进行交换的机会。90年代初,伴随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经济体制改革重新起步,一些原先的政治人迅速下海变为经济人,表面上他们失去了标志其政治职务的乌纱帽,暗地里那顶已经摘掉的乌纱帽却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

由新华社记者转型为学者的仲大军,经常列举1992年下海的例子,说以“圈地运动”为契机的下海,是权力对资本的掠夺。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数字是,1992年全国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其背后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圈地运动”的基本媒介是权力而不是金钱,金钱只是结果。仲说,现在的一大批私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

很明显,这种观念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

表达这种观念的理论,叫做精英再生理论。出现在中国学者文章中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舶来品。主张精英再生的学者中,有两个著名的人物:匈牙利的汉吉斯和波兰的斯坦尼斯基。他们的理论来自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前者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后者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前者的观点充分表达在《东欧的替代道路》一书中,后者的观点充分表达在《中断的过程》一书中。

虽然他们各自表达的语言差别甚大,但描述的是同一过程。他们共同的观点是,精英的主体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而已。

鲁迅在半个多世纪前说过,“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用老百姓的话说,吃香喝辣的还是原先那帮人。

精英循环

另外一个回答,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前后精英的断裂,而非精英的连续性。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代,以党政官员为代表的旧精英阶层的基石开始崩塌,该阶层中的一些人出现了实质性的向下流动。

1989年,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南方沿海的厦门郊区,对现任官员和离任官员的家庭收入及其社会身份进行了一番回归分析,最后的结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员身份,以及官员在任上所罗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似乎并没有赋予走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他们以类似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社会中的再分配者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政治资本致富,因为转型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官员在转型时代以权力寻租的现象,但从总体趋向上看,原先的官员阶层在向下流动。

向下流动的趋向,在不到位的党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能为官员提供足够的收益预期的时候,就会加速官员下海的进程。我们所谓的收益预期,指的是工资福利、社会地位、职业荣誉、公众评价和发展前景,等等。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内,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在扩大民主、完善考核、加强监督、能上能下诸多层面进展甚大,但经济稍微发达一些的地区,党政官员往往会在不经意中,与非政府部门尤其是非公经济部门人士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在政府中的现有收益远远低于私人部门,他们很容易想到辞官下海。如果恰巧在仕途中觉得不顺心,感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按年熬官、拉票贿选等“升官之道”使他们那样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对未来缺乏稳定收益预期的他们,就会在某一天断下决心,下海去也。

同时,向上流动的新的机会主义者开始出现。计划经济时代的非精英阶层中,迅速孕育出一拨新的社会精英,也就是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私营企业主。“老板从政”,是新机会主义者向上流动的最极端的表现。

以撒列尼为代表的学者,称这种与精英再生理论相对应的理论为精英循环理论。中国人的老话说,“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这个道理,用精英循环理论说,即在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配置,权力的作用下降,所以政治资本的经济收益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成为新的社会精英。

并行不悖

我们注意到,围绕这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吵个不休的学者们,其实大多是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

仔细阅读,我们发现,汉吉斯和斯坦尼斯基的著作,先后完成于1989年和1991年。也就是说,争论精英再生和精英循环的学者,都是根据1990年代前后的政治经济情势作出的判断,依据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而非中国。即便是针对中国的调查,也是局部地区的,特殊时期的。

我不是学者,以一个记者的眼光观察评判这两种理论的争论,我的结论是:它们把握住的都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侧面。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在市场化社会来临之前,既有人通过权力变成新的社会精英,也有人通过把握市场机会跻身精英行列。在中国,两者同时形成,并行不悖。

有中国学者撰文介绍撒列尼等人的“精英形成”观点时说,对转型社会中的精英形成而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的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转型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资本是所有资本的核心,其他的资本形式基本上是政治资本的附属物。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本的地位逐步上升,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能否顺利转化,就成为影响精英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以为,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诠释精英再生和精英循环,是切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出现的阶层分化的实际的。前年炒作得非常热闹的《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在划分十大阶层时开列的三个标准与此极为相似: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该报告的起草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以“行政组织资源和政治组织资源”来解释组织资源,近似于“政治资本”。

该课题组宣称,过去的25年里,经济体制转轨和其他力量一起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先用来概括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个社会阶层五种社会地位等级”。虽然组织资源在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的高低排列中,依然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但经济资源自19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1992年以后,成员最初来自乡镇社会较低阶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具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机关干部的大量加入,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曾尝试用一句话概括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那就是,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由上可见,天堑之所以变通途,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阶层发生分化,社会精英的形成,同时发生了循环和再生两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