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支援西藏对推动西藏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

全国支援西藏对推动西藏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西藏完成了和平解放的伟业，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切凝聚了中央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扶持，饱含着全国各省区市的无私援助。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对推动西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一、援藏加快了西藏社会的历史跨越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处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西藏尚处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占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官家、贵族、上层僧侣）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绝对统治权，而且在经济上占有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绝大部分财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奴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还将农奴主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而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终身依附于三大领主，祖祖辈辈遭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西藏的经济文化长期停滞，生产日益萎缩，工具简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党，1949年到1953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民阶级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53年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并举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了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从1953年到1956年底，我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这个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内地各省市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然而此时的西藏，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下，经济十分落后。为了帮助西藏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中央政府先后作出支持西藏基础建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生活决定，一些发达省市的科技人员、党政干部、教师、医生和职工放弃内地城市优越的工作环境，告别亲人来到西藏，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带入了西藏，带来了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信息，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修桥铺路，修建了一条条通往各地的公路，建起了现代化的电站，建立了一所所小学，给贫苦的农牧民发放无息贷款、进行社会救济等，这一切与封建农奴制度束缚生产力，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封建农奴制和束缚广大农奴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受到很大的冲击。长期生活在奴役状态下的广大农奴看到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制度性变化，看到了新的生产力所迸发出来的活力，有了变革封建农奴制度，解放自己的认识，产生了要求改革封建农奴制度的强烈愿望。西藏的一些上层人士也受到触动。从1952年到1957年，先后有13批1000多名上层统战人士和青年去祖国内地参观、学习，亲眼看到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看到其他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平等友爱、亲密团结的动人情景，体会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通过到内地参观学习，西藏上层中的开明进步人士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亲身感受了社会主义建设给人民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比之下看到封建农奴制度的落后、腐朽和黑暗，逐步认识到西藏必须变革的必然性，从而在心理上认同了进行社会制度变革。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就曾说过：记得四十年代，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正因为如此，西藏的民主改革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民主改革，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农奴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拥有了土地，建立了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平等，使整个社会制度自身创造的主动力和活动力大大增加，加之全新的社会制度对社会主体主动适应和行为创新方式的鼓励，大大降低了对生产力的创造和发展的难度，使生产关系本身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机能。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使西藏社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那种特殊进化的形式和旧的轨迹。西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生息繁衍的一个区域，从政治上、经济结构上都融注到社会主义的总体机制中，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民主改革，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劳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热情。鉴于西藏生产力低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且又从封建农奴制一步跃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中央对西藏地方采取扶持措施，并免去经济上任何可能造成群众负担的税收和无偿的劳动。在西藏发生的伟大变革时，全国各省区市克服经济困难，优先满足西藏的物资需要，使西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切实改善。6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将内地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生产组织方式引入西藏农牧区，使农牧区的社会组织形态、家庭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西藏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跨越了几个社会形态，实现了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变迁，实现了西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里，蕴涵着援藏的丰富内容和伟大力量。

二、现代经济和社会事业在援藏工作推动下发展壮大

从和平解放到新世纪，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西藏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农牧业彻底告别了封闭的庄园制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步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经济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在这其中也包含了援藏的因素。

和平解放及民主改革后，为了促进农牧业经济稳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央优先拨付专项资金支援农牧业，调拨各种农具运往西藏，兴修水利，研制、生产防治牲畜疫苗等，1960年在中央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西藏建立起了拉萨综合农具厂，生产八时步犁、滚珠轴承、空心锄等几十种农具。1962年成立了9个地、县农机修造厂，昔日用木犁、木棍甚至“刀耕火种”的地方也普遍用上了新式农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0世纪70年代，在兄弟省市的支援下，西藏农牧业机械化的进程突飞猛进，从1975年至1979年仅4年时间，拖拉机、农用汽车、农用柴油机的数量成倍增加，农田机耕、机播、机收、机灌面积大大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各种水利设施、水文站（点）、气象站先后建立，农村小水电发展迅速。引进、选育农作物优良品种，以推广发展冬小麦为重点，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实现了粮食突破性发展。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央投资10亿元进行“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的农牧业综合开发，通过实施农、牧、林业，水利、交通、能源、科技、环境、防沙治沙等工程项目开发建设，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使农牧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对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全国援藏力度逐步加大，在62项工程中，农牧林水项目13个，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117项工程中，农牧林基础设施项目增加到28个。在国家农业部指导帮助下，投资800万元的藏西北绒山羊基地建成，基地建成后，每百元投资增加产值110.81元，投资收益率25.6％，项目的建成对于发展牧区经济，增加群众收入，合理配置资源，优化畜牧业经济结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后，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其中也包含着援藏的重要作用。在全国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援助下，1960年3月，西藏建起了机械修配厂，担负起机械修理和机械部件制造的任务。自治区成立前后，陆续建起水泥、矿业、森工、食品、造纸、轻纺、皮革等中小型企业，填补了西藏没有工业的空白。70年代又在原来小型电站的基础上新建了中型、大型电站，发展了一批农村小型水电站。到70年代末，西藏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拥有包括能源、交通、轻工、纺织、机械、森工、采矿、建材、化工、制药、印刷、食品加工等20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援藏的力度加大，经过对工业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工业走上了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培育出拉萨啤酒、奇正藏药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企业品牌，现在西藏已拥有轻工、电力、矿业、纺织、机械加工、建材加工、食品加工等工业企业，并建成了一批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为主的生产、加工重点骨干企业，形成了一支以藏族职工为主体的职工队伍。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电力工业在全国省区市支援下，经历了初步建立、曲折发展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投资，水电部派技术设计人员赴西藏，在藏汉职工、部队和民工的奋战下，夺底电站、纳金电站相继发电，形成了拉萨电网雏形，基本解决了当时拉萨地区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用电。与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断续发电的水电站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进入70年代，国家投资兴建了昌都、八一、沃卡、塘河、献多、那曲、阿里等水电站和火电厂，新增装机容量3.85万千瓦，同时开展农村小水电建设，开发地热资源，建设羊八井地热电站，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电源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是历史上电力工业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特别是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全国加大了援藏的力度，电力工业发展迅速，党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和1994年两次部署自治区大庆项目中电力项目时，羊八井地热、羊湖抽水蓄能、那曲查龙和无水资源县光伏电站等工程建设列入在内，实行水力、地热、风力、太阳四种并举的发展措施，形成了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极大地改善了长期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能源缺乏状况。进入新世纪，以直孔电站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电站开工建设，藏中电网已惠及 县，乡（镇）、行政村通电率分别为70％和40％（2006年），西藏城乡将彻底告别缺电、无电的历史。

昌都金河电站

和平解放后，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和西藏人民的幸福，中央在财政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拨出专款，聚集全国的技术骨干，修筑川藏、青藏进藏公路。1950年2月，来自全国各地及部队10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入藏测绘、踏勘，为筑路提供了可靠的科学数据。11万军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不怕牺牲，1954年修通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也同时通车，由此结束了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的历史。继而又修筑了新藏、中尼、滇藏公路。与此同时，国家先后投巨资修建了连接区内各地之间的数条道路，形成了覆盖全区的公路网络雏形。20世纪70年代，国家支援西藏对青藏、川藏公路进行改建和病害治理，改善了交通条件，提高了交通运输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更是投入巨资改扩建干线公路，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全区的公路网络，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公路，80％以上的乡也修通了公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也已在建公路。1964年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国家民航总局组建了中国民用航空拉萨站，1965年正式投入北京—成都—拉萨航线运营。1973年日喀则和平机场竣工。西藏现已拥有拉萨贡嘎、昌都邦达、林芝等机场，开辟了拉萨至北京、成都、重庆、西安、西宁、上海、广州、云南、海南、加德满都等国内国际航线。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特别是2006年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实现了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有力地推动了西藏跨越式发展的步伐。现在以铁路、公路为主，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已经形成，建设进藏高速铁路已纳入国家未来计划之中。

和平解放后，西藏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援下，43项工程和62项工程以及各对口省区市援建的一批批市政标志性工程陆续竣工，崭新的小城镇崛地而起，城镇综合功能不断完善，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各地的城镇发展群体已经在西藏形成。而旧西藏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人口最多的拉萨不过3万多人，其他人口规模最多都不过是几千人而已。即使拉萨也不具备健全的城市运行体系，市政设施几乎没有，城市功能低下。1997年以后，为了帮助西藏提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口援藏的北京、江苏，广东、福建，上海市、山东省，湖北、湖南，昌都地区的天津市、四川省、重庆市，辽宁、浙江，河北、陕西先后在7个地(市)为市政建设投入资金近12亿元，改扩建城市道路114.25公里，新修扩建自来水厂4个，极大地改变了7地(市)的市政建设面貌。20世纪50年代，进藏部队在乱石滩上兴建起林芝八一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广东、福建援建道路、广场、商住区等，把八一镇建设成了美丽的花园式城市，为西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自治区成立前夕，拉萨市各族各界人民载歌载舞，热烈庆祝拉萨大桥胜利通车

50年多来，中央政府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西藏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据统计，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951年至2008年，国家就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1959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向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2019多亿元，年均增长近12％。其中，2001年至2008年累计达1541多亿元。几十年来，西藏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西藏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提供了无以撼动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央投资、各省区市援建的工程项目为西藏建设和完善了一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有力缓解了长期制约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推动了西藏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援藏工作增强了西藏的综合实力，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三、援藏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联系，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和加强

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随着援藏工作不断深入，西藏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交流日益密切，藏族与其他民族的感情日益加深，团结互助，共谋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加强。

和平解放以后，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传入，京剧样板戏、小说、散文、秦腔等文学艺术也落户西藏，进藏的各族文艺工作者与藏族文艺工作者一道，深入民间采风，收集了一批音乐、舞蹈、民间故事等，在20世纪60、70年代创作出《洗衣歌》、《唱支山歌给党听》、《逛新城》等优美的文艺作品，流传祖国大江南北。改革开放后，朦胧诗、报告文学、台湾校园歌曲、流行音乐等也流行于西藏，本土的音乐工作者将流行歌曲与藏族音乐曲调揉和在一起，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以西藏农牧学院教授、林学家徐凤翔为素材的“小木屋”获全国文学创作奖。90年代，小品这种新的文艺表演形式也在西藏盛行，成为每年藏历春节晚会上不可缺少的文艺节目。随着日益密切的文化交流，阅读中华儒家文化的经典 “四书五经”成为了藏族知识分子的爱好，援藏干部致力于研究西藏的历史文化，不少人成为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如今在西藏，处处洋溢着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氛围，西藏的文化乃至服饰、食品传到了内地，具有藏民族特色的工艺品越来越受到内地人民的喜爱。

藏族与其他民族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兄弟情谊，建立了新型的民族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加之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苏联逼还债务，兄弟省区市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腰带将自己的大米、面粉、食糖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调入西藏，以满足西藏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西藏遭受自然灾害特别是在那曲多次遭受大雪灾的时候，兄弟省区市以兄弟般的情谊捐款、捐物，纷纷支援灾区。西藏人民为了表达发自内心的感谢，回赠兄弟省区市的援助，1966年6月，西藏人民翻山越岭将240匹良马由62名藏族同胞护送到遭受地震灾害的河北邢台，为灾区人民送去了精神动力。当年7月，河北省派团回访西藏，感谢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援，并赠送一批农机具和种畜。1999年在邢台地震33周年，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时，带着邢台640万人民的深厚情谊，邢台民族亲情回访团来到西藏，答谢33年前西藏人民万里送马的民族真情，援助西藏60台拖拉机支援西藏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1966年5月，西藏翻身农奴支援邢台地震灾区，千里送马到邢台，受到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长期的交往中，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盐与茶”的关系，共同分享了西藏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喜悦，共同承担了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重任。自和平解放以来，一大批援藏工作人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西藏，支援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与西藏各族同胞结下深厚的情谊，爱上了西藏这一片高天厚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援藏期满时主动申请留下来，一干就是几十年，自己退休了把子女留下来，继续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这些“老西藏”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赞歌。在长期的交往中，藏族人民勤劳、善良和豪爽给其他各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西藏的各个时期出现了很多藏汉结合的民族团结家庭，他们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模范，是民族团结之花盛开的典范。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支援西藏的热潮。中央国家机关和内地各省市不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财力大小，都把援藏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给予西藏大力的支持和援助。15个省市先后无偿援建576个项目，投资达22.36亿元；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援建140个项目，投资达9.2亿元。全国援建的43项和62项工程，充分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人民血肉相连、互相支持的巨大凝聚力。参加43项工程设计、施工人员抢时间，争速度，重质量，讲效益，克服高原缺氧造成的不适，坚持施工，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他们忘我劳动，勇于拼搏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西藏各族人民和当地施工人员，这种精神和工程项目一起留在了西藏人民的心中。浙江省施工队伍中的木工杜章德，在西藏体育馆工地不顾劳累、高烧，带病坚持在18米高的混凝土柱顶上架设预制件，为建设西藏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型体育场馆献出了宝贵生命。福建省惠安县职工、共产党员庄盛春为挽救落水藏胞光荣牺牲。还有许许多多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用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模范遵守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同藏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

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使受援地(市)县和部门的干部工作思路不断拓宽，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大批先进典型。原广东省第四批援藏干部许晓珠、福建省援藏干部杨荣郎同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许晓珠同志自觉践行党的宗旨，倾情援藏事业，以解决各族干部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为己任，不畏生死，14次进出墨脱，谱写了一曲生死度外，甘于奉献的时代壮歌；福建援藏干部杨荣郎连续两批援藏，用执著谱写援藏壮歌，用实干燃烧援藏岁月，带领米林农场干部职工创新思路，埋头苦干，使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通过援藏和互派干部交流挂职，西藏和各省区市的联系和了解增多，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西藏各族人民在与全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增进友谊，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1989年至1994年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是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结合的结晶，也是各民族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团结合作的成果。全国各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怀着热爱祖国历史文化之心和民族团结之心来到西藏。在维修过程中，藏汉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些关键部位的工程难题。在一起共同奋斗的日子里，彼此结下了难以忘怀的友谊。在一线工作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中，有的已年过六旬，有的身体有病，有的亲人病故，但都坚持不干完工作绝不离藏。河南古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传泽同志，年近六旬，患有严重胃溃疡，每天只能吃三四两饭，经常胃疼难忍，却每天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他常对人说：我真正的朋友在西藏。他返回河南后，还专门派人进藏，给藏族朋友送去洛阳牡丹花。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94年1月胡锦涛同志说：“布达拉宫的维修工程，谱写了民族团结的新篇章。”

援藏工作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局势的长治久安。全国支援西藏闪烁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光辉，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四、在援藏工作中，各族人民的新理念、新思维不断变化，为西藏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

和平解放西藏特别是民主改革，打破了封建农奴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援藏带到西藏。在农村，昔日“二牛抬杠”种地，牦牛踩场打麦的传统生产方式，逐渐被轰鸣的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等现代农机所代替。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中低产田、科学施肥、加强农牧科技设施建设等科学种田、科学致富的观念深入人心。高效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地膜覆盖、旱作农业、种子精选包衣、复种套种、秸秆微贮、冻配改良等先进的农牧业科技成果在农牧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农牧民群众再也不会因为干旱、虫灾求助喇嘛念经驱灾，而是使用农药、化肥，兴修水利保证灌溉。改革开放后，西藏的商业、外贸、旅游业空前发展，区内与内地、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不断加强，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西藏的名、优、特及民族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全国和世界市场。国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西藏投资办企业，合作交流、互利共赢。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省、市，国有大型企业开始了干部援藏。广大援藏干部来自经济比较发达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具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具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外引内联、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加快当地发展开辟新路子。新的理念和思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融入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极大地改变了西藏传统的思维模式，更多的新思想、新理念随着人流、物流进入西藏，打破了封闭，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商品经济意识、市场经济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农牧业生产逐步改变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面向市场进行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打造传统的农牧业，用“公司+农户”的方式经营农牧业。大量的农牧民走出乡村闯市场，开办各种经济实体，运用现代的经营理念和方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展自我，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农牧民企业家成长起来，带动了农牧民致富奔小康。与此同时，经过援藏省区市的牵线搭桥，有一技之长的农牧民走出西藏到沿海工作，切身感受到了祖国内地的先进发达，从而增强了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本领。山南乃东县的农牧民带着手艺到福建皮鞋生产企业工作，日喀则拉孜县农民到内地表演玄子歌舞等，这些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后，有更多的普通百姓乘坐火车到祖国内地观光旅游，切身感受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强大，从而更加坚定了热爱祖国，维护统一的自觉性。

随着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牧民，在生活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摩托车代替了骑马，成为农牧民喜爱的交通工具；汽车代替了牦牛、骡马，成为主要的运输工具；沼气替代薪柴成为农村新的燃料；农牧民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电视、电话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从城市的面貌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民族特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城市新的亮点。在城镇，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直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正在被各种蔬菜和水果占去份额；手机、电脑、网络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现代文明；太阳能灶已成为居民的生活必备。可以说，援藏工作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开阔了西藏人民的眼界，广大群众适应和跟进现代社会的意识越来越强，适应市场经济的步伐越走越快。

五、援藏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正是因为有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推动了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全国省区市的无私援助下，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有了质的飞跃。中央扶持和全国援建的涉农重点工程大大改善了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到2000年西藏农牧区群众基本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部分群众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富裕起来的农牧民还购买了摩托车、汽车，林芝地区还涌现了一批以“汽车村”、“电话村”、“手机村”、“电视村”为代表的首富村。2008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300元。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以来吃、穿等生存资料为主的单一格局基本改变，住、用、行和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明显提高。在住房方面，城镇居民由缺房、拥挤逐步向宽敞、舒适方向发展，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32.7平方米。2006年以农牧民安居乐业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牧民的居住条件，国家扶助建立的牧民定居工程使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成为历史，农牧区长期存在的人畜混居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住房的质量和配套设施明显好转。截至2008年，有31.2万农牧民搬进了安全适用的“安居”新房。在日用消费品方面，居民家庭拥有现代化的耐用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档到中高档，且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城市居民家庭除拥有电视、洗衣机、冰箱等日常家电外，空调、家用电脑、移动电话、家用汽车也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住房等成为居民新的消费热点，旅游、通信、汽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农牧民家庭拥有彩电、洗衣机、冰箱的数量也大幅度提高，甚至录像机、空调、家用电脑也已进入部分富裕的农牧民家庭，牧区出现了牧民骑摩托车放牧的新事情。农牧区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能够通过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了解到当天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并能够通过电话、电报、传真或互联网等手段获取信息资料，及时同全国和世界各地取得联系、传递信息。

饮水思源，西藏今天的繁荣发展，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结果。我们要始终牢记，一笔又一笔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深情厚谊的援藏资金，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西藏，送来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一个又一个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援藏项目，遍布西藏的农村牧区，记录着历代援藏人的光辉业绩；一批又一批讲政治顾大局的援藏干部，为了西藏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镌刻着西藏发展的历史丰碑。实践证明，中央举全国之力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西南边防、确保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西藏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央作出的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发展进步，使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深切感受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