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工作在甘肃的曲折进程

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工作在甘肃的曲折进程

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排除各种干扰，以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为主要措施，从整顿铁路入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工作。这一整顿也波及了地处西北的甘肃省。

一、以铁路整顿为起点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破坏，徐州、南京、南昌、兰州等铁路枢纽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及与城乡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资供给。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研究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坚决反对派性等三条整顿方针。对当时存在的“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倾向，他尖锐地批评说：“这是大错特错的!”^[6]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发[1975]9号文件)。《决定》指出：铁路运输仍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因此决定对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同时要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决定》明确指出：“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甘肃的整顿工作也由铁路整顿为起点，并逐步向其他方面展开。

（一）甘肃省委研究制定整顿工作措施

1975年3月11日、12日，甘肃省委连续召开常委会议，就贯彻中央[1975]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进行讨论，统一思想，研究措施。会议认为，中央决定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是一个英明决策，对于搞好铁路运输工作有重大意义。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兰州铁路局党委，一定要将中央[1975]9号文件学习好、传达好，上上下下来个总动员，造成声势，使铁路职工、家属和沿线的群众都知道，使大家懂得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要迅速把铁路的运输、生产和建设促上去，狠抓这一薄弱环节，扭转被动局面，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各行各业也要以中央9号文件为动力，搞好革命和生产。常委会要求兰州铁路局党委，在解决所属单位的问题时，必须坚持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安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对于问题较多、严重影响铁路运输的单位，局党委应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绝不能迁就。会议强调，有的单位的领导干部，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要采取组织措施，坚决调整他们的工作，不能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于至今还在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坚决不能重用，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会议要求省公安局认真协助铁路局党委整顿好铁路运输秩序，沿线各地、县公安机关，切实协助抓好铁路沿线的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对于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等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要尽快地搞好铁路沿线的当地驻军、公安机关和“路社联防”组织，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保障运输安全畅通。力争在3月份把铁路问题解决好，第二季度迅速把铁路工作搞上去。省委同意兰州铁路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并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会开好，要通过传达学习中央9号文件，揭露矛盾，分析原因，制定措施，限期解决；局所属各单位，要层层宣传动员，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学文件、揭矛盾、促转化的群众运动，把兰州局的工作抓上去。这次常委会研究确定的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兰州铁路局的整顿工作，是经历了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才取得一定成效的。

（二）兰州铁路局的整顿工作艰难前行并初见成效

兰州铁路局是西北地区的铁路枢纽，管辖甘、宁、青三省区铁路，共有7万多名职工，下属五个分局，分设在西北三省区。

兰州铁路局整顿工作初见成效，铁路运输混乱局面得到扭转

1975年3月18日至19日，根据省委的有关决定，省军区党委、省公安局党委、兰州铁路局党委联合召开了由铁路沿线各地（市）、县（区）及各铁路分局的党委、武装、公安部门，以及省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85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贯彻中央[1975]9号文件精神，安排部署整顿铁路运输秩序问题。会议根据甘肃铁路运输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贯彻落实意见，并于3月22日向省委做了《关于贯彻中央[1975]9号文件精神，整顿铁路运输秩序的请示报告》。3月29日省委向全省批转这一《报告》，要求铁路沿线各级地方党委要迅速行动起来，切实抓紧抓好铁路运输秩序的整顿工作，并在短期内抓出成效。

铁道部十分重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1975年9月10日，铁道部派出以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黎光为组长的工作组来到兰州，帮助兰州铁路局贯彻落实中央[1975]9号文件精神。9月13日，黎光向甘肃省委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建议省委派人参加工作组，共同解决兰州局的问题。但省委主要负责人回避兰州局的派性问题，对解决兰州铁路局存在的问题持消极态度，表示没有力量参加铁道部工作组，并强调说：9号文件规定铁路局以部管为主，你们搞我们支持。同时却又一再肯定兰州铁路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方向是正确的。9月13日到21日，黎光主持召开了兰州局领导班子会议。从会上揭露的问题可以清楚看出，当时兰州铁路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班子派性严重，压制群众。在干部任用上以派划线，支持一派（少数派），压制一派（多数派）；不讲原则，包庇坏人。由于这些掌权者得到省里以至中央某些人的支持，所以问题一直被掩盖着，表面上看似平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中央[1975]9号文件下达后，广大铁路职工群众坚决拥护，积极行动，盼望整顿，而兰州局领导对整顿则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这就出现了如当时工人中流传“水上鸭子，面上稳，下面忙”的说法。在由铁道部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局领导班子会议上，由于兰州铁路局主要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错误，强调客观，邀功诿过，极力阻挠整顿。而当时甘肃省委对解决兰州局问题也有不同看法，省委主要负责人对工作组的工作持消极态度，所以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9月26日，黎光回京向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如实汇报了兰州铁路局存在的严重问题。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决定召开兰州局党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存在的问题；局党委主要领导进行检查，对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10月3日，黎光再次来到兰州。10月4日至13日，在铁道部工作组帮助下，兰州铁路局党委召开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号召铁路职工加强团结，用党性克服派性。会后，根据职工群众揭发的事实和要求，经与省委协商，工作组宣布了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调整兰州局领导班子的决定，将局党委书记和两名副书记调离领导岗位，并对有关部门的一些干部也进行调整。任命蔺子安为代理书记，于长源为副书记，陈国辉为副书记兼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铁道部调整兰州局领导班子的决定得到多数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大职工的革命和生产热情迅速增强，铁路运输混乱的局面开始得到扭转，并渐呈稳步上升趋势。铁路货运量完成了年计划的49.3％。兰州铁路局的整顿工作在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中始见成效。

（三）全省工业的整顿

1975年3月19日至23日，甘肃省委召开了全省工业书记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研究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等问题。会议提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解决好那些拖后腿单位领导班子问题。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加强民兵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维护铁路运输和生产建设秩序，打击破坏活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迅速掀起工业生产新高潮。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全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6月9日至11日甘肃省再次召开全省工业书记会议，检查了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分析了全省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的形势，研究制定了动员全党迅速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把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各项工作搞上去的主要措施。至此，以钢铁工业为重点的甘肃工业整顿全面展开。

6月18日，甘肃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和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甘肃全省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热潮。各级党委普遍召开了扩大会议、职工大会、电话会议，有的地方还召开了千人大会、万人大会，广泛宣传动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许多企业的职工纷纷表决心，提倡议，组织突击队，开展挑战应战。《报告》总结说：“6月上半月，全省14种主要冶金新产品中，比5月上半月增长的有10种。其中，生铁增长19.4％，钢锭增长7.7％，焦炭增长48.3％，电解铜增长35.4％，电解铝增长7.5％。”整顿后进单位领导班子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效果：“据省级工交各局和兰州铁路局、兰州机车工厂所属县以上企业统计，在问题较多的57个单位中，经过整顿领导班子，已有33个单位有了显著变化。”工业学大庆运动蓬勃发展，生产建设出现了稳步持续上升的新局面。“5月份全省工业总产值比4月份增长11.6％，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11％。全省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年计划的41％。”《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钢铁没有上去，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同时，在工交部门中还有24％的企业长期亏损，而且亏损额逐年增加。”《报告》提出，甘肃省委将“坚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总纲，下定决心迅速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把各项工作搞上去”。首先，要狠抓班子整顿，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帮助领导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要增强广大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群策群力，抓纲保钢，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管理，整顿企业秩序，严格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认真解决有章不循和无章可循的问题。要狠抓钢铁生产薄弱环节，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第四，加强党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抓好典型，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不断研究新问题。^[7]

甘肃省委在《关于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和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中，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时虽然指出了“有些企业领导班子不团结，少数人闹资产阶级派性，使企业长期处于老大难状态”。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报告》难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会提出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企业领导班子“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抓得不得力，就生产抓生产的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没有肃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没有落实”等“左”的观点。

在1975年甘肃工业整顿工作中，省委主要领导宋平等同志起到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他们努力排除阻力，积极贯彻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推动甘肃工业战线整顿工作的开展。他们积极努力，解放了一批懂经济、会管理的领导干部，充实和健全了企业领导班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极左路线对甘肃整顿工作的影响，使全省的工业整顿工作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7月15日，甘肃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宋平在讲话中总结了全省上半年工业产值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的成绩后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如有些后进单位领导班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革命和生产搞不上去；有些单位重视了产值和工作进度，却对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有所忽视；有不少企业消耗高、浪费大；铁路运输也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公路运输的“四统”管理执行的也不够等等。他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十分清醒，不能躺在成绩上睡大觉，更不能有丝毫的盲目乐观情绪。还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加以解决。他特别指出，各地区、各局、各企业不能满足于千人大会、万人大会，轰轰烈烈一阵子过去了。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要解决问题，不能走过场，搞形式。要认真把中央9号、13号文件精神，从思想上、组织上、措施上条条落实下去，抓出显著效果。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切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班子不能认为抓一两次就可以松手了，要继续抓到底。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少数问题严重的领导班子，要由领导挂帅，派强有力的工作组，上下结合，发动群众，揭露矛盾，促进转化，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他明确指出，广大群众对宗派、派性厌恶极了。现在，群众觉悟了，谁在闹派性，面目就要暴露，就要为群众所抛弃。他说，我们现在企业管理水平确实很差、不少企业效率低，消耗大，成本高，亏损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管理混乱，企业管理任何时候都得要，我们要在抓好革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前提下，抓企业管理。同时，我们要认真地抓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不仅要抓产量，而且要抓品种、质量、消耗、劳动成本率、成本和利润、安全等指标，真正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做到优质、高产、低耗、安全生产，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质量问题，坚持质量第一。

甘肃在工业整顿过程中，制定并实施了许多具体务实的措施：建立健全工业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加强企业管理工作，改变管理中的混乱局面。在提高群众认识的基础上，全省企业普遍建立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管理制度。狠抓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在领导班子整顿中，揭露矛盾，促进转化，加强团结，使领导班子在企业生产中较好地发挥指挥领导作用，促进和加强了企业管理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对各企业的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群众性的大检查、大检修。同时把检修设备和技术革新改造结合起来，不仅使长期“带病”运转的关键设备得到维修，而且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运用到工业生产上。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和推广，全省工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省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品种增多，质量稳步上升；一些原来落后的企业面貌也有所改变。到1975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71.63亿元，比上年增长20.2％，相当于1965年的2.6倍，是历史上较好的一年。^[8]

（四）全省农业的整顿

1975年3月，甘肃省委在《关于召开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区要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找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把农业搞上去。10月29日至11月5日，甘肃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分析全省农业战线的形势，初步研究提出全省1976年至1980年加速建设大寨县，整顿县委领导班子，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大体规划和意见。会议在《关于整顿县、社、队领导班子的意见》中，分别提出一系列整顿县委领导班子和整顿社、队领导班子的措施。根据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提出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亲自抓，亲自干”的要求，全省大批干部赴农村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并帮助社队进行整顿。1975年的整顿，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全省看，各地区各县普遍增产，大多数县创造了历史新水平。干早低产的定西地区，粮食总产也比上年增长了一成。全省有11个县粮食总产量比1970年翻了一番。河西酒泉、张掖、武威3个地区和嘉峪关市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比1972年增长1倍。全省的农田基本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截至1975年年底，累计共动用土石工程量1.7亿多立方米，完成各项水利工程2万多项，扩大灌溉面积116万多亩，修水平梯田142万多亩，条田175万多亩。197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22.6亿元，比上年增长5.25％。全省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一成多。林业和畜牧业、油料、药材等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业生产也有新发展。^[9]

全省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但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农业整顿当时强调的是学大寨，而由于当时大寨的经验主要是“左”的，所采取的方法又是不顾地区差异的一刀切，要求各地一律照搬大寨模式，建设大寨县，自然会影响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正确方向。加之，不久后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农业整顿刚刚起步就被打断。

（五）全省党的整顿

1975年7月，随着各方面整顿工作的开展，邓小平提出了党要整顿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整顿要抓整党这个中心环节，以整党为核心，整党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

根据中央的精神，甘肃省委要求党政领导机关和各系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要以邓小平讲的整顿的重点是整顿软、散、懒，搞好思想组织整顿，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下决心在短时期内把那些长期处于老大难单位的状况彻底改变过来。好的领导班子要不断提高，不断加强。8月20日至29日，省委召开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会议检查落实政策的情况，研究加快落实政策的措施。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把落实政策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分级负责，专人分管。专案力量不足的，要充实加强。对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调整。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要甄别平反，无罪受害的要分配工作，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被迫害致死的应予昭雪，恢复名誉。10月16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专案处理落实政策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立案审查的干部25300多名，已作出结论处理了24900多名，占受审查总数的98.4％。其中，受审查的原省委书记、副省长10人，原县委正副书记、县长117人，已全部作了结论；受审查的原地委正副书记、专员，省级机关部、厅、局长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241人，已作结论的234人，占97％。对已审查作出结论的各级干部，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绝大多数分配了适当工作或作了妥善安置。甘肃省委加强落实政策工作，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二、整顿形势的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由此看到了希望和曙光，随着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和日益深化，其发展趋势必然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必定会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和攻击。从1975年11月下旬开始，一场从教育领域发端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至此，持续了九个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教育领域首先展开

全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首先是从教育领域展开的，甘肃也不例外，甘肃的整顿形势也随之发生了逆转。1975年12月17日至23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对清华大学问题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会议“初步揭摆”了所谓“右倾翻案风”在甘肃的反映和表现，并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之后，省委便逐级向全省县级以上干部和大、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央[1975]23号和26号文件，全省8620名担任现职的县级以上干部参加了学习讨论。“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在全省39952所各类学校中开始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随后波及全省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

（二）对整顿工作的否定和批判

1975年的全面整顿成效有目共睹，深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所以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突然而至时，广大干部群众存在抵触情绪在所难免，自然会出现“对这场斗争不重视、不认真、不得力的地区和单位”和“不时流露出各种消极情绪的同志”。为了帮助这些单位的领导和“把自己置于运动之外，等待观望的同志”对运动“思想上转好弯”，1976年2月14日，省委常委会再次要求各级党委要继续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把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放在首位抓紧抓好；“领导同志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做到心中有数，放下包袱，取得对运动的主动权，站在运动的前列，充分发动群众，同群众一起投入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会议还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等等，这显然是指向1975年整顿工作的。由此，开始了对1975年整顿的大肆批判和否定。

1976年2月15日，甘肃省委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上报《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5] 23、26号文件的情况报告》，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和攻击。此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度占据主导地位，而由教育界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则成为了中心任务。已初见成效的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被打断，刚刚出现的较为稳定的局面又一次遭到破坏。

从整顿中看到希望的人民群众对“批邓、反击翻案风”普遍持抵制和反对态度，并终于在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北京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人民抗议运动。4月5日前后，甘肃省城兰州也出现了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的群众场面。对这一人民群众反对“左”倾错误特别是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甘肃省委同样采取了压制措施，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问题”，称要“掀起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高潮”，并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抓紧追查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诗词”的“制造者”、“幕后策划者”，查破“反革命案件”。进而提出“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层层负责，发动群众，彻底追查，一追到底……”这种对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爱党感情的强行压制只能是暂时的，反而更加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和“左”倾错误斗争的决心和意志。

（三）兰州铁路局的整顿工作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夭折

甘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发展到铁路系统。兰州铁路局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生产稳定上升的良好局面遭到破坏，一些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干部和造反派头头立刻开始活动，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为自己翻案。兰州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瘫痪，生产运输再次陷入混乱状态。

为妥善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1975年12月29日，铁道部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再次派黎光带领工作组赴兰州。兰州铁路局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围攻揪斗铁道部赴兰州工作组组长黎光，并扣住不放，不准回京。形势日趋恶化。

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时指示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要与河南、甘肃省委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见，分别写出《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并征得两省省委领导同意，再上报中央批转。这实际上是将一些人的个人意见强加给铁道部。

1976年2月下旬，中央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文件的下达，对兰州铁路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兰州铁路局局势立刻发生逆转——整顿期间受过处分或批判的派性头头和少数不明真相的干部、工人到铁道部上访闹事，冲击铁道部机关。几十人居然强占万里等领导的办公室为他们的“联络站”。他们成群结伙地在部机关大楼里吵吵嚷嚷，对部里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干扰部机关的正常工作，影响极为恶劣。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1975年整顿工作中许多正确政策和采取的有效措施肆意攻击、批判，把全面整顿说成是“右倾翻案风”，对于整顿中起用被解放干部和发挥知识分子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说成是“搞复辟”、“请隐士”、“举逸民”；把老干部统统说成是“民主派”，而“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认为“走资派还在走”；把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和规章制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一套”，把抓生产、抓管理说成是“唯生产力论”，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局势遭受破坏，一批主持整顿和坚决执行整顿方针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而一些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造反式干部则被再次重用。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1976年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1.06％；兰州铁路局所辖线路的运输、生产陷入半停顿状态，严重影响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在农业方面，竟然将“用专政办法办农业”当作主要措施在农村普遍推广。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统统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批判；在农业生产的领导指挥上采取强制手段，搞瞎指挥、一刀切，生产队无权过问作物种植计划、作物的倒茬、生产措施、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等，严重违背农业生产规律，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全省冬小麦减产范围之广、幅度之大，是解放以来最严重的。1976年粮食总产量仅达到96亿斤，比上年减产14亿斤，农业总产值只达到12.57亿元，比上年降低4.6％。^[10]

三、1975年全面整顿的意义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虽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迫中断，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年国民经济就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严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和纠正。卓有成效的整顿工作，充分证明了全面整顿政策的正确。全面整顿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后来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全面整顿期间因历史条件所限，对“左”倾错误所进行的有限度纠正，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全面拨乱反正工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全面整顿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进行的初步反思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广大干部群众由全面整顿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形成了反对“四人帮”和“左”倾错误的广泛社会基础，减少了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障碍和阻力。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努力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虽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迫中断，但它对于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实现历史性转折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甘肃是深受极左错误之害的重灾区，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甘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整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省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整顿工作的曲折进程，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和斗争进一步增强了甘肃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与极左错误斗争的意识和信心，为后来彻底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以及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