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
甘肃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扶贫开发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关心支持下,甘肃的“两西”[16] 建设和扶贫开发从1982年底至2008年底已进行了26个年头,先后经历了“两西”建设起步、南部山区和老区建设在内的全面扶贫、集中扶贫攻坚、新世纪扶贫等阶段,取得了显著成绩。截至2007年底,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254.42万人减少到126.11万人,平均每年减少45.13万人,年均减少8.78%;农村贫困发生率由75.13%下降到6.1%。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86.2元,(甘肃中部18县中有12县人均收入不到50元)增加到1814元,全省有1000多万贫困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
一、贫困是甘肃长期以来的一个沉重话题
甘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据已发掘的新石器时期秦安大地湾遗址证明,大约7000多年前,人类已经在这里生活,传说中的炎帝(号神农氏)、黄帝(号轩辕氏)也起始于西北并在甘肃活动过。商代,居于泾河、渭河流域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周王朝的祖先改善耕作,开拓了华夏最早的农业。横扫六国、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其先祖就崛起于天水一带。西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商贸交流的主要通道。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河陇地区沃野千里,胡商蕃客穿行如织,《资治通鉴》记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但自宋以后,随着海路的开通和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甘肃渐渐地失去了区位优势,成为偏僻之地,加之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同中原王朝在这里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使陇原大地烽火连绵。清以来更是兵燹不断,生灵涂炭,林木砍伐殆尽,生态严重毁坏,加之天灾频仍,农民多数年景挣扎在饥饿战乱的死亡线上。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免发出“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感叹。
民国时期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甘肃在新旧军阀统治下,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状态。加之气候异常,生态急剧恶化,十年九旱,灾害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资料记载:
1915年,陇东17县旱灾,夏秋无收。
1928年,全省有50余县大旱,平凉降黑霜。文县、岷县冰雹伤禾。兰州、榆中、永登藏民区瘟疫流行,牲畜大损。卓尼亦大旱,牲畜饿死大半,全省灾民达245万余人。
1929年,甘肃58县连年大旱,灾民达250余万人,又以兵祸连接,人民死于饥饿者140余万,死于疫病者60余万,死于兵匪者30余万。定西、平凉一带树皮、草根剥剜殆尽,人相食,兰州每日死人甚多,政府以大车运投黄河。
1937年,甘肃遭水、旱、雹灾,灾区达54县,灾民达300余万。
1938年,甘肃雹灾37县,旱灾16县,洪灾3县,瘟疫8县。
1944年,甘肃50余县旱灾严重,夏禾无收,灾民近百万。
1946年,甘肃会宁等35县冰雹、风沙成灾,摧毁田禾。
1947年,甘肃68县受旱、雹、水、蝗灾害,灾民65.58万人。[17]
以上这些灾害记载,虽不是全部,但已令人触目惊心,说明长期以来,贫困的阴影一直笼罩在甘肃各族人民头上。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生活也逐年改善,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干旱多灾,加之指导思想的失误等种种原因,群众生活依然十分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定西、通渭、会宁一带发生大旱,赤地千里,稼禾颗粒无收。1972年,定西一带又发生大旱,当周恩来总理听到定西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况汇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亲自安排中央八部委的干部来访贫问苦。在这次调查中,确定了中部18个干旱县为重点救济扶持的范围。但由于当时国家财力有限,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吃粮靠回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扶贫开发工作也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摆上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从此,甘肃的贫困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两西”建设首开全国区域性扶贫开发先河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一些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一部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首先从“三西”地区[18] 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甘肃的“两西”地区就包含在“三西”地区之内。
甘肃的“两西”地区是全省农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地区,包括39个县、市、区,总面积34.5万平方公里,占甘肃总面积的76.7%,有耕地3200万亩,农业人口821.83万人。其中河西5地、市有16个农业县市区、4个牧业县,总面积27.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78万人,耕地1009.36万亩,人均3.3亩。这一地区地势平坦,人口稀少,日照充足,祁连山雪水和“走廊”地带地下水资源丰富,若能合理开发利用,将能建成甘肃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从20世纪60年代起,甘肃省委、省政府就曾为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作过积极努力,但因经济实力所限,投入不足而收效不大。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共18个县,总面积6.9万平方公里,农业人口520.61万人,耕地2096万亩,人均4亩。这一地区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干旱多灾,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
1982年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甘肃农业建设和救灾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领导以及国家计委、经委、水电部、农牧渔业部、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民政部等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委、经委关于甘肃省加快河西商品粮基地和中部干旱地区农业建设以及当前救灾问题的汇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汇报了甘肃省“两西”建设的意见。会议决定,将“三西”建设作为专项,列入国家计划,实行集中投入,区域开发。今后20年内,每年由国家拨出2亿元作为“三西”建设专款(其中拨给甘肃“两西”建设1.63亿元)予以扶持,并决定由林乎加、李瑞山牵头,国务院有关部委参加,组成领导小组,协同甘肃作好规划和组织实施。因此,甘肃的“两西”建设,不仅在甘肃省扶贫开发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首开了全国区域性扶贫开发之先河。
1982年12月22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召开“两西”建设座谈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对甘肃“两西”建设的重要指示,讨论如何加快“两西”建设的步伐。会议指出,“两西”是甘肃农业建设的战略重点,按照“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方针,在河西地区,侧重点是建设商品粮基地,商品粮基地建设搞好了,就可以缓解中部以至全省粮食供需矛盾,支持中部调整产业结构。在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贫困地区,侧重点是努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逐步由现在的农业生态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两西”建设规划要体现大农业观点,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无水的地方走“旱路”,水旱结合,生物措施同工程措施结合,综合治理。为了加强对“两西”建设的领导,省委成立了“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葛士英任总指挥,年得祥、黎中任副总指挥,张建纲任顾问,金克仁、韩正卿任指挥。
1983年1月11日至18日,国务院“三西”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指导甘肃制定“两西”建设方针和1983年“两西”建设计划。会议充分肯定甘肃省对“两西”地区建设方针的意见,认为“两西”地区条件不同,基础不同,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各有重点。开发河西,关键是解决水的问题,把祁连山的雪水,通过筑坝修渠引向灌区;在定西,主要是实行农、林、牧并举,综合治理。紧接着,甘肃省召开了全省“两西”农业建设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确定的方针,对“两西”建设进行了规划。省委农村工作部下发了《关于1983年全省农村工作安排要点》,指出,要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抓好“两西”建设的战略部署,搞好起步工作,河西地区从当年开始,每年安排修渠道500公里,田间配套工程50万亩,盐碱地改良10万亩,尽快处理病险水库,做好新建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中部干旱地区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积极推行旱作耕作制度,抓好种草种树,兴修水利、沟坝、梯田,铺压砂田。由此拉开了“两西”建设的序幕。
1983年2月21日,甘肃省计划委员会、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制定出《甘肃省“两西”地区1983年农业专项资金建设计划(草案)》,将1983年国家拨给甘肃的“两西”建设专项资金1.6亿元,连同本省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3500万元,合计1.95亿元,分配给“两西”地区。第一批先安排农、林、水、牧各项建设项目124项,投资总额1.444亿元。其中河西地区安排6121万元,用于张掖大野口水库、张掖乌江排水、肃北大拉排电站、民乐瓦房城水库、民勤跃进总干渠、敦煌党河水库、高台黑大板水库、景电二期等16个续建、扩建和新建的水利工程项目,同时安排林业建设、农科建设和农电线路建设等。中部干旱地区安排7306万元,用于农村能源、人畜饮水、林业建设、退耕种草、农田基建补助、农业科技等,另外续建靖远兴堡子和皋兰西岔电灌等10项水利工程。
为了使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两西”建设的有关指示精神落到实处,省委选配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有事业心的干部组成省、地、县三级指挥班子。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如景电二期工程、疏勒河、黑河等流域水利建设工程领导班子相继组建。省有关部门加紧调查分析水土资源,着手制定长远开发规划。从1983年起,“两西”地区的干部群众,围绕河西商品粮基地建设和中部干旱地区“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的奋斗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进行农田水利、林牧基地等各项建设。到1985年底,景泰、兴堡子川、西岔等33项水利重点工程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新增有效灌溉面积40万亩,改善保灌面积65万亩,粮食产量大幅上升,占全省粮食总产的一半以上。可提供商品粮60万吨,占全省商品粮总数的70%左右。河西商品粮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使甘肃长期粮食紧缺局面有所缓解。与此同时,中部18个县的粮食产量也有所提高,截至1986年,定西地区人均占有粮食达到496斤,比1983年增加了188斤。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26元,比1983年增加了139元。回销粮、救济款发放数量大幅度减少。
“两西”地区在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以及保土、防风、固沙等生态建设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到1985年底,“两西”地区新造林400万亩,相当于前32年人工造林保存面积的总和;种草保存面积534万亩,相当于前32年保存面积的1.4倍;封山育林108万亩,沙生植被封护136万亩。种草种树为停止植被破坏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1986年,定西地区的大牲畜发展到57.94万头,比1982年增长42.5%,出现了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好势头。
三、“两西”建设带动下的持续扶贫开发
(一)甘肃的全面扶贫开发
1986年,甘肃省委、省政府紧紧抓住国家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的机遇,借鉴国务院抓“三西”建设的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制定优惠政策,筹集专项资金,先后将陇东革命老区的华池、环县、宁县等9个县和南部高寒阴湿地区的岷县、积石山、迭部等21个县进行重点扶持。至此,甘肃全省扶贫资金扶持的县达到69个,占全省县(区)总数的80%以上,形成了全面扶贫开发的态势。
1988年10月28日,国务院“三西”地区工作会议在甘肃省白银市召开,甘肃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三西”地区进一步把解决温饱问题落实到户、专项资金改革以及改进和加强领导等问题。会议要求“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要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深化改革,突出扶贫,依靠科技,狠抓效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确保1990年基本解决群众温饱目标的实现;同时,帮助已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县搞好区域性经济开发,转入脱贫致富新阶段。会后,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提出了贯彻落实意见,指出,今后四年,中部地区的扶贫开发,要以解决群众温饱为重点,以巩固提高脱贫成果,进一步开发致富为目的,坚持当年生产和长远建设结合,大力兴办扶贫经济实体、龙头项目,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基础建设,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建设效益,使中部地区90%以上的贫困县农民到1992年底比较稳定地解决温饱。为此,采取了“四三二”温饱工程措施,四即“四个一”(一人种好一亩油、芋、豆,一户建成一亩经济林果园,一户出售一头商品畜,一户转移一个劳动力),三即“三个二”(每人修两亩高标准梯田,给每个贫困户增供两袋化肥,帮助每个贫困户种两亩地膜玉米、洋芋),二即“双三百”(实现人均300元钱,300公斤粮)。
“四三二”温饱工程的实施,为改变甘肃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产生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也于1991年7月正式成立,与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合署办公,共同领导甘肃的扶贫开发工作。
1991年12月26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指出,“八五”期间及今后一个时期,甘肃省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是,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打好扶贫攻坚战。区别情况,分层次进行区域经济开发,提高贫困地区综合开发能力,实现两个稳定:一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大力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使多数农户稳定解决温饱;二是发展多种经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建立区域性支柱产业,使贫困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到“八五”末,贫困地区大部分稳定解决温饱,一部分走上致富道路。发展方针是,把河西的开发建设与中部、老区、贫困地区的扶贫帮困开发结合起来,继续坚持“兴西济东(中)”的方针,进一步开发建设河西,稳定提高中部和老区,重点扶持南部高寒阴湿和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为此,采取了三条重要措施:一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科技人员、农村能人举办各种扶贫经济实体,承包扶贫开发项目;二是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对贫困地区放宽贷款条件,延长贷款期限,放宽产业政策,减免税务;三是加强扶贫资金管理,改变多头管理、分散使用的问题,增强各类扶贫资金的合力。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扶贫开发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好。进一步完善和实行领导扶贫目标责任制,把扶贫开发成效作为检验贫困地区一切工作的首要标准。
在国务院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委的帮助下,甘肃省展开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从1983年到1993年,甘肃省10年共使用“三西”专项资金16.6亿元。经过10年建设,新建各类水利工程90项,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70万亩,新增三田353万亩,综合治理小流域2400平方公里,架设农电线路8150公里,造林1100万亩,种草1200万亩,兴办各类乡镇企业850个,推广科学种田面积1000万亩,培训农民技术员130万人次,安置中部贫困山区移民30万人。贫困人口从1982年的1254.42万人减少到1993年的427.4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75.2万人,贫困发生率由74.83%下降到22.35%。这些成绩的取得,特别是“苦甲天下”的中部地区的深刻变化,使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了治穷致富的信心。他们切身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甘肃的集中扶贫攻坚
1994年初,国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用7年时间(1994—2000年)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甘肃省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甘肃实际制定了“四七”扶贫攻坚计划,即用7年时间,解决省内427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对国家确定扶持的41个贫困县和省里确定扶持的12个贫困县,实行人力、财力、物力的全面倾斜,形成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抓,全社会合力攻坚的局面。根据中央决定精神和国务院“三西”会议要求,甘肃省委、省政府于1996年10月14日作出《关于确保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强调解决温饱是广大贫困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不仅是影响全局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下定决心,坚定信心,决战决胜。制定了解决温饱的“双三百”[19] 具体标准,确定了在427万贫困人口中,必须在2000年年底使85%以上的人实现“双三百”才算基本解决温饱,制定了县、乡、村、户四级解决温饱的目标和考核标准,使全省打好扶贫攻坚战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同时,甘肃扶贫开发开始从“战天斗地”向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时代、遵循科学规律迈进。提出了“修梯田、打水窖、兴科技、调结构”发展旱作农业的“十二字”方针和兴建“121”[20] 雨水集流工程计划,使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在帮扶工作上,党中央采取了由单纯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全党动员,领导干部带头,全社会帮扶的方法。中央和国家机关有15个单位定点帮助甘肃省16个县,天津市14个区(县)重点帮扶我省13个县,全省省地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省军区、驻甘部队,定点包村帮扶6600多个贫困村。在实施“121”工程、解决干旱山区贫困群众吃水问题上,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及14个地州市都奉献爱心,无私捐助,捐款捐物达5643万元。
经过7年的扶贫攻坚,到2000年底,53个国扶和省扶贫困县中,有46个县实现了整体基本解决温饱,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68万人。贫困面由74.8%下降到3.36%,[21] 加上因灾返贫人口121万人,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约190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9.4%。[22] 这时的农村,绝大多数人已告别了“吃救济粮,穿黄军装”的生活状态,电视机、摩托车成为农民口中最常提的字眼。昔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屋不避风的贫苦农民,基本上达到了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四有”标准。不少贫困户还积蓄了一些家底,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一些中部干旱贫困地区不但圆了温饱梦,而且实现了历史的跨越,开始向小康目标迈进。
“121”雨水集流工程
(三)甘肃新世纪的扶贫开发
进入新世纪,为了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了《甘肃省2001—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简称《纲要》)。进一步明确在未来10年,要以稳定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中心,突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重点,坚持开放开发的扶贫方针,坚持发展特色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力争到2005年基本解决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部分达到稳定解决温饱;力争到2010年全省实现稳定解决温饱,部分贫困县向小康迈进的目标。为此,要求必须坚持不懈地改善农村道路交通、用电、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实行“三压三扩”(压劣势扩优势、压常规扩专用、压滞销扩畅销),培育有特色的区域性主导产业;结合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加快林草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步伐;围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和建设以农产品加工流通为主的龙头企业;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发展订单农业,发展庭院经济和种养大户,实现规模化经营;有计划、有组织地搞好劳务输出和移民安置,加大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力度,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就业率和就业水平,拓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
在科教扶贫方面,要求把推进科技进步摆在突出位置,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实现贫困地区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继续安排好科技示范县、示范乡、示范项目和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设,加大对农业高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力度,抓好种子工程、畜禽良种的繁育和更新换代。采取送科技下乡、进村、入户,鼓励各类科技组织和广大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创业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按照“省培训到县、乡,地区培训到乡、村,县培训到村、户”的分工,加强对各级干部和农民群众科技文化、市场经济、经营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在《纲要》的指导下,甘肃的扶贫开发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审核确定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43个(原“国扶贫困县”称谓停止使用)。2002年9月25日,甘肃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下发《甘肃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指出甘肃省扶贫开发工作考核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4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比照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待的两个县和“三西”资金继续扶持的6个县,共计51个县(市、区)。
随着扶贫实效的进一步体现,甘肃农村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由改革开放初期几乎遍布全省,退至贫困程度较深、扶贫开发难度较大的边远山村,呈“大分散、小集中”状。贫困人口虽大幅减少,但却成了扶贫开发中最难啃的骨头。在这种状况下,如仍采取过去那种“撒胡椒面”式的扶贫办法,显然不可能奏效。因此,必须对扶贫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必要的调整,由以贫困县为基本单元向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转移。这样,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一个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以贫困人口为重点扶持对象,以广大群众全程参与决策、监督、管理为主要方法,以整合扶贫资源为主要手段,以提高干部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为重要途径,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整村推进”模式便应运而生。这一方法的施行,是对以往项目管理、到村到户扶贫方式、范围的调整和明确,内容的扩展和细化,管理机制的改进和创新,减小了以往项目管理和到村到户扶贫模式中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解决了扶贫资金落实到位难的问题。
由于甘肃“整村推进”效果明显,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充分肯定,并在甘肃进行了“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到2008年,国务院扶贫办在甘肃的“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扶贫试点县增加到3个,县均投入1000万元。省定的“连片开发”扶贫试点县由年初计划的3个县增加到11个,县均投入318万元。全省县为单位“连片开发”扶贫试点县已达15个,总投资达7500万元,覆盖贫困人口15万。在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的206个贫困村范围,按照区域环境相同、产业发展相似、基础条件相等的原则,以开发特色产业为主线,实施了“区(流)域推进”试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整村推进”成果,带动了小区(流)域性林业、瓜果、蔬菜、草食畜、中药材等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促进了“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品牌的发展,拉动了农民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底,全省完成“整村推进”项目的村累计达到3475个。
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甘肃陇南也是重灾区之一。国家除下拨给甘肃大量救灾资金外,财政扶贫资金也较上年增加1.26亿元,“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资金增加1亿元,并延长到2015年。据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和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统计,从1983年到2008年,中央为甘肃“两西”建设下拨专项补助资金累计约44亿元,为甘肃下拨财政扶贫资金累计约46亿元,中央和本省及社会各界共投入甘肃的扶贫开发资金(含以工代赈)约180亿元。
四、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
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26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卓绝的努力下,通过兴水、改土、治沙、植被、拉电、修路及科教扶贫、产业扶贫、整体推进、连片开发等综合措施,使全省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群众已基本解决了温饱,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已由扶贫开发前的全省整体贫困转变为局部和相对贫困,全省扶贫开发已取得了阶段性巨大成就。
(一)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甘肃之所以长期贫困,最重要的因素是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恶劣,交通、电力建设落后。因此,兴水改土、拉电修路就成为改变贫困地区基本条件的首要措施。
一是水利建设方面。20多年来,在“两西”地区和老区、贫困地区开工兴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利项目,如景电二期、引大入秦、兴堡子电灌、西岔电灌、盐环定引黄工程、黑河西总干、草滩庄枢纽、大墩门枢纽、夹山子水库、大野口水库、翟寨子水库及海潮坝水库等;加固处理了一批病险水库;新建、扩建、改建了一批引水干支渠道;开工兴建了一大批小水库、小提灌、小塘坝、小引水渠等小型水利工程,共新增有效灌溉面积400万亩,其中“两西”地区新增340万亩,河西地区(除古浪、天祝)人均水地达到2.48亩。沿黄灌区的景泰、古浪、靖远、会宁、平川、皋兰、永登、榆中等县人均水浇地达到或接近1亩,其中古浪、景泰、永登、皋兰等县达到1至2亩。这些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贫困乡村,都是靠兴修水利工程而改变了长期贫困面貌并实现了稳定脱贫。河西大部分县、市和沿黄灌区的一些县在摆脱贫困后实现了初级小康。惠及中部干旱地区的引洮工程,是甘肃省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于2006年开工建设,其核心工程九甸峡水利枢纽已于2008年建成蓄水。投资16.01亿元的引洮一期配套工程已于2009年初启动实施,4至5年内全面完成。届时将解决安定、通渭、陇西、渭源、临洮5县区农村人口115万、城镇人口30万的饮水问题和20.06万亩田间节水灌溉以及受益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畜牧养殖业的用水问题。
二是梯田建设。根据统计资料,从1983年到1999年,全省共新增梯田1169万亩,其中53个贫困县共新增1166.6万亩,几乎占全省新增梯田面积的100%。庄浪县坚持30多年兴修梯田不动摇、不停顿,累计梯田面积已占总耕地面积的96.2%,1997年被水利部命名为全国第一个梯田化模范县。到1999年底,静宁、东乡、永靖、秦安、甘谷、张家川、定西等县的梯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均超过70%。截至2008年底,全省已累计兴修梯田2894万亩,大部分干旱山区人均达到1.5亩左右。
庄浪梯田
三是在缺水地区集雨补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那些既无地表水,又无地下水的贫困山区,大力开展了以“121”工程和集雨补灌为主要内容的雨水利用和人饮工程,解决了250多万人、611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困难。部分集雨节灌设施已开始发挥效益,促进了干早山区种植业、养殖业及小加工业的发展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
四是农电线路建设。到1985年底,全省已实现县县通电,乡、村、户通电率分别为89%、64.8%、49.9%;到1995年底,全省乡、村、户通电率分别为98.3%、89.8%、82.8%。1998年以来,国家投资133.32亿元改造全省农村电网,截至2008年底,共新建和改造110千伏和35千伏变电站919座,建设和改造配电台区68617个,新建和改造农电线路合计205321公里,全省乡、村、户的通电率分别达到100%、100%、99.8%。
五是乡村道路建设。在国家的支持下,全省贫困地区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投工投劳,实行以工代赈,大大加快了乡村道路建设,初步改变了交通闭塞、流通不畅的状况。据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90817公里,乡级通公路率已达到99%,其中79.49%的乡镇通了油路,92.49%的建制村通了公路,其中27.24%的建制村通了油路。贫困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二)特色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以来,甘肃省贫困地区以林果、畜牧、淀粉、药材等为主的特色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已成为农民增收和县级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截至2008年年底,贫困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已达846万亩,中药材面积达到223万亩,林果面积达到1049万亩,蔬菜面积达到445万亩,多年生牧草留床面积达到783万亩。在全省形成了一批农业特色产业基地,如陇东的肉牛生产基地,静宁、秦安县的苹果生产基地,定西的马铃薯生产基地,临夏的奶牛养殖基地,陇南的花椒、橄榄、药材生产基地,河西的玉米、番茄育种、葡萄种植、酿酒生产基地等。仅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就达350多万亩,占全省的1/3以上,总产量500万吨左右,成为全国三大马铃薯主产区之一。特色产业收入占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左右。
(三)科教扶贫效果显著
围绕地膜覆盖、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建设及田间管理、节水灌溉、配方施肥、良种选育、暖棚养畜、旱地梯田丰产栽培、水地千斤田、吨粮田、中低产田改造等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培训,实行大面积的科技承包。每年培训乡、村干部和农民技术员40万人次左右,累计推广各种农业科技成果200多项,每年新品种应用面积在1100万亩以上,贫困地区的科技贡献率由原来的15%提高到了35%,一些最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已延伸到最偏远山区及寻常百姓家。为了保证科技推广和技术培训工作的健康发展,在贫困地区重点抓了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县有科技推广培训中心,乡有农技推广站,村有农民技术员,组有科技示范户,每户有一个科技明白人。特别是近两年,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力度逐年加大,每年投入4000多万元,完成劳动技能培训10万人次左右,促进了贫困地区劳务输转工作,许多地方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以上。
(四)异地开发移民取得成功并健康发展
“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以来,对少数居住在中南部部分生产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地区的特困人口,结合退耕还林还草,遵照“完全自愿,顺向流动,政府协调,妥善安置”的原则,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搬迁,异地开发。采取分散安置、建移民基地集中安置、工程挂钩和劳务移民等办法,累计向河西地区、沿黄灌区和省外搬迁移民60万人,巩固率在90%以上。这些移民一般是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至四年解决温饱并开始致富。
(五)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以来,甘肃农村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两西”地区从1982年到1999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由16.17亿元增加到105.28亿元,增长5.5倍,占全省的比重由50.3%提高到60.3%;乡镇企业产值由1.79亿元增加到328.2亿元,增长了182倍,年均递增36%;粮食总产量由24.58亿公斤增加到48.35亿公斤,增长96.7%,农民人均生产粮食由300公斤增加到490公斤,其中河西地区达到762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42元增加到1642元,其中河西地区达到2352元,有9个县、市、区超过或接近3000元。“两西”地区的39个县、市、区已有34个整体解决了温饱,其中20个已整体脱贫实现了初级小康。41个国扶贫困县1985年到1999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由21.2亿元增加到71亿元,增长了2.3倍;乡镇企业产值由7.13亿元增加到175.8亿元,增长了23.6倍;粮食总产量由25.38亿公斤增加到37.53亿公斤,农民人均产粮由240公斤增加到296公斤,1998年达到307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7.5元增加到1084元,增长了4.2倍。有5个县的人均纯收入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
(六)扶贫成果显著
“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使广大贫困地区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绝大部分贫困群众已解决了吃饭问题,全省粮食实现了总体购销平衡并有剩余;农民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面逐年下降。“两西”建设开始前的1982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86.2元,处于整体绝对贫困状态,就是条件较好的河西地区也仅223元。全省当时的贫困人口达1254万,贫困面为75%。“两西”建设开始后的1985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57元,贫困人口下降到1190万,贫困面下降到69.3%;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后的199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563元,贫困人口减少到427万,贫困面下降到22.3%。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全省“四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后的2000年底,全省贫困人口减少到68万(不含返贫人口),贫困面下降到3.36%,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413元,其中41个国扶县达到1084元,12个省扶县达到1523元,已有24个国扶县和全部省扶县基本解决了温饱。[23] 截至2008年年底,全省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2160元,正在向小康生活迈进。
天水现代农业示范园
五、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的经验
事实证明,甘肃的“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在国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方针指引下,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扶贫开发路子。其经验主要有:
第一,各级党委、政府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把消除贫困、加快发展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摆到重要位置,这是搞好“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的基本保证。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扶持和鼓励贫困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是“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第三,把“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全面部署,分阶段实施,并且同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各项任务相结合,实行综合治理,协调发展,这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
第四,从全省的省情和贫困地区的实际现状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从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量力而行,确保重点,克服难点,这是“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一贯的指导思想。
第五,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的政治优势,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支持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把政府扶贫同社会帮扶、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扶贫开发必须坚持的有效形式。
第六,“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的主体是贫困地区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因此,必须相信、依靠和教育引导广大贫困群众,不等不靠,苦干实干,自强不息,艰苦创业,这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决定因素。
六、甘肃“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的发展前景
甘肃虽然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这仅仅是取得了扶贫开发的阶段性胜利。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甘肃又由于自然的、地理的、社会的各种因素,要消除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到2008年年底,全省扶贫工作重点县仍占全省县(市区)的79.3%;全省规划“整村推进”的贫困村8790个,已完成3475个,还剩5315个,仍占全省行政村的29.80%;贫困人口680.5万(含低收入人口),仍占全省农村人口的32.7%。一些地区的生态系统仍然十分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因灾返贫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若再按新标准[24] 测算,不仅低收入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贫困区域还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甘肃扶贫开发工作的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在2009年2月召开的全省扶贫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以帮助贫困群众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拓宽基本增收门路、提高基本素质为重点,坚持把稳定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并实现稳定脱贫、快速增收作为首要任务,着力增强贫困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坚持把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同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和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坚持把扶贫开发与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灾后重建结合起来,全面提升扶贫开发水平。坚持在开发自然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强不息、艰苦创业,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力争到2010年,全省实现稳定解决温饱,再经过5年努力,使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人均收入达到3197元,到2020年,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达到或接近小康目标。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王亚民
【注释】
[1] 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3] 甘肃省计划委员会、甘肃省统计局:《甘肃投资与建设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甘肃四十年经济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5] 《兰州成为祖国新兴工业城市》,《甘肃日报》1959年8月26日。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7]《关于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和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省委发[1975]17号。
[8]《当代中国的甘肃》(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9]《当代中国的甘肃》(上),第128、129页。
[10]《当代中国的甘肃》(上),第13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0、191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16] 指甘肃中部的定西地区及“河西走廊”的武威、金昌、张掖、酒泉等地区。
[17] 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18] 指甘肃省的“两西”地区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
[19] “双三百”即按1990年不变价人均收入实现300元钱和300公斤粮食。
[20] “121”即每户建1个100平方米的集雨场,2口集雨水窖,1亩庭院经济园林。
[21] 《甘肃省2001—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编:《甘肃省扶贫开发资料汇编》,第121页。
[22] 温友祥:《略论21世纪甘肃扶贫开发的战略转变》,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编:《甘肃省扶贫开发资料汇编》,第422页。
[23] 杜振华:《西部大开发与甘肃21世纪扶贫开发战略思考》,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编:《甘肃省扶贫开发资料汇编》,第439页。
[24] 新扶贫标准为1196元,《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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