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焊”中华

曾 乐（1932年9月～1996年2月），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制造系。历任鞍山钢铁公司灵山金属结构厂工程师、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兼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总指挥部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国际著名焊接专家。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1年朱镕基题词：“曾乐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典范，上海人民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伟大事业中，要学习曾乐精神。”先后获国家科委发明奖、国家科委重大成果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几十个奖项。相继被聘为国际焊接协会专家委员、微连接特设委员会的国家代表、西班牙皇家冶金研究中心委员、美国林肯焊接基金会国际委员。

口述人张红权、居建华是曾乐在宝钢的徒弟。

口述：张红权　居建华

采访：刘　叶　苏金发

整理：刘　叶

时间：2010年1月10日

地点：宝山钢铁集团公司

当人们提到焊接事业的时候，不会忘记在我们宝钢有这样一个人。他用毕生的精力拉近了中国焊接技术与国际焊接界的距离，用生命填补了技术上的空白。他“自强不息，心焊中华，乐于奉献”的精神，仍然激励着宝钢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他就是宝钢的功勋人物——曾乐。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曾乐1952年从同济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将其分配到鞍钢。由于当时负责工作安排的人以为他是机械制造系毕业的，可能跟金属结构有关，就把他分配到了金属结构厂。实际上他学的是金相学，是研究金属与合金的组织结构以及与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些钢铁大件组装的外部结构。曾乐觉得他在大学里学习了四年，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可以触类旁通。他暗暗立下了誓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既然焊接专业选择了我，我就要研究一辈子，干出成绩来。”他服从了分配，到了金属结构厂。在那里，他虚心向老师傅们请教。

鞍山的金属结构厂是前苏联援建的，苏联专家经常来指导。曾乐在大学里主修德语，选修英语。当他看到许多同事都能自如地翻阅俄文专业书籍后，为了能迎头赶上，又给自己压下了一个沉甸甸的担子——学好俄语。他除参加俄语培训班外，每天一下班就赶紧回宿舍，结合焊接专业自学俄语。在整整两年时间里，曾乐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周末假日，两大本俄文原版的《焊接工艺学》、《焊接结构》都被他啃透了。他的专业水平很快超过了从上海招聘到鞍钢去的技术人员，成为鞍钢为数不多的焊接工程师之一。

1986年，曾乐收到了国际焊接学会第15委员会寄来的纪要。当他获知中国交了二十几年的会费，却因为从来没有交过一篇论文，就要被国际焊接学会取消资格的时候，他一连十几天废寝忘食，挑灯夜战，一口气写了四篇论文，以最快的速度交给国际焊接学会。结果这四篇论文全部被录用，并且由于这四篇论文的学术水准相当高，国际焊接学会授予曾乐以后的论文“免于审查”的殊荣。曾乐在国际焊接领域有了相当的名气，成为第15委的专家委员，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同时也保住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国际学术殿堂的地位。

呕心沥血，勇攀焊接科技高峰

精密焊接技术是焊接技术发展的趋势，我国与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约20年。曾乐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敏锐捕捉到了这个趋势，自觉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向新兴的领域发起了挑战。精密焊接工程是“计划外工程”，缺乏专项资金、系统的资料及实验基地，于是曾乐用给全国各地进行技术指导的20万元咨询费作为建立综合精密焊接实验室的资金。为了解决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专业问题，曾乐呕心沥血，勇攀高峰，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利用业余时间向一个个科技难题发起挑战。在他不大的宿舍内，整齐地排列着一只500瓦的电炉、几把电烙铁，还有焊丝、焊机、线路板等等。就这样，他把自己的宿舍改装成了“实验室”，自己却另外找了个低矮潮湿的储物间，把床搬进去住下。他日复一日，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白天，他要组织浩繁的钢结构工程，晚上进行精密焊接实验。常常一夜下来，他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公式，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焊烟味。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夜晚，不知舍弃了多少个节日，整整8年时间，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终于迎来成功的第一缕曙光——价值24万元的大型磁性板奇迹般地被他修复成功了。1989年9月，曾乐代表所属的研究院，将其苦心创办的国内独一无二的综合精密焊接实验室无偿移交给宝钢总厂。宝钢总厂将其命名为“曾乐实验室”。

曾乐在“曾乐实验室”工作

除了“曾乐实验室”，曾乐为宝钢作出的贡献难以用简单的话语或者数字来衡量。90年代，国外在卫星上使用的太阳能电源，中国只能进口。国外对航天领域技术进行了封锁，中国只能采用最原始的组装技术，就是用电路铁焊。但是一块太阳帆板的面积很大，有二三十平方米。如果焊接点过多，会增加很多的重量，发射费用就会非常昂贵。同时，随着卫星的高度越来越高，近地卫星变成高空卫星，对太阳帆板承受剧烈的温度变化的要求也提高了。如果焊接技术不过关，会导致太阳帆板因为焊接点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温变而损坏，卫星的寿命就会变得很短。上海航天局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就到宝钢来寻求帮助。曾乐勇挑重担，把这件事情揽下来，虽然这项任务与他原来从事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他花了6年的时间，先搞了一个原型机，然后在原型机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平行微间隙精密电阻焊工艺，在此工艺的基础上又研究出了专门用于太阳电池方阵组装的一台全自动设备。当时中国与巴西合作进行卫星的开发，中方向巴西提供卫星用太阳能电池。巴西提出的条件是，这个电池必须满足组装的需要，而不是光满足发电的技术要求。这就需要有一台设备能让老外亲眼看到我们的太阳能电池不光能满足光电的要求，更能满足组装的要求。其时，巴西给中方的时间非常紧迫，幸好此前中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92年原型机就已经研究出来了。所以1994年与巴西签合同以后，我们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将该型电池研制成功。老外非常惊讶，觉得这怎么可能？！但事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曾乐无论是在工程焊接领域还是精密焊接领域，都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国家多奉献一点，是人生的最大愿望

曾乐是世界学术界的名人。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外国公司请曾乐出国去做技术指导，他都婉拒了。他自身的海外关系也非常多：他的爸爸、爷爷、祖辈都是旅日华侨，母亲出生在香港，母亲的亲属都在南洋，他同辈的亲戚基本上都在国外。很多亲友都劝曾乐到国外工作，但却从来没有动摇曾乐的心，他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祖国。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知道，在国外生活条件是比国内好，但是外面再好也是替别人干活，不是为中国。在国内也许条件艰苦，但是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为祖国作出我应有的贡献。我自己觉得比在国外干要更自豪。”曾乐很反感那些削尖脑袋想出国的人，他将自己的爱国热情落实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上。

年过花甲的曾乐依然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工作。他的人生哲学是：“尽量多给别人一点，多帮助别人一点，有责任自己多承担一点，目的是减少一点内耗，增加一点凝聚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失去了健康。同事、家人都劝他去医院就诊，他却怕耽误了工作，像没有听见似的，迟迟不肯去，还经常早出晚归，熬更守夜，直到万不得已，虚弱得站不起身时才去医院。医生告诫他，一定要卧床休养，不能逞强去工作。他却说：“要我活着不工作，那还不如不活。”曾乐住院经常“开小差”。我们几次去医院找他，他都不在。一问护士，护士说他又回到宝钢去工作了。院方再三告诫曾乐，最好卧床修养，千万不能工作。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在他住的那层楼专门安排了一个护士守在那儿，为的就是防止他不顾自己的健康，擅自离开医院继续工作。但随即，他又把自己的病房变成了工作室。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在病房里召开会议。每天，他拖着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的双腿，数次出没在医生办公室接打电话，指挥着各项工作，每次都累出一身虚汗。领导和医生对于他在工作上的这份热情都非常敬佩，但是他对治疗的不配合又束手无策。最后，只好给他配了一个大哥大，希望他不要这么累。终于，曾乐倒下了，只能躺在病床上轻声地说话。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工作。他对妻子说：“我口述，你记录，千万不要让医生看见。”于是断断续续又给予了宝钢很多工程技术方面的指导意见。他说：“为国家多奉献一点，是我人生的最大愿望。”

1996年，曾乐同志离开了我们。上天带走了他的身躯，却带不走他的精神。他的徒弟说，曾乐同志的精神是我们宝钢珍贵的财富。“你站着是一座丰碑，巍然耸入天际；你躺下是一条长虹，天堑化作平地。”这是宝钢人对曾乐的颂扬。为了缅怀他，宝钢还专门创立了“曾乐敬业奖”和“曾乐创新奖”，鼓励所有的宝钢人向曾乐学习。

采访札记

可敬可佩的“傻子”

得知我们要了解曾乐的事迹，他的徒弟早早地就来到了采访现场，给我们描述了曾乐：“他拥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说话声音洪亮，动作相当敏捷，充满活力。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却是长期患肝病的病人，并且长期废寝忘食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着，操劳着。”

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曾乐在技术上的成就，还有他徒弟给我们讲的曾乐的几件傻事。第一件事，是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以后他就打扫卫生，有时候他甚至把一楼的厕所也一起打扫了。在他成为宝钢的副总工程师之后，他仍然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太傻了？第二件事，当时在宝钢有一个很出名的东西，叫曾乐文件。曾乐文件其实就是曾乐签字认可的技术方案。曾乐会在他拟定的所有技术方案上面签上他的大名，然后跟实施这个方案的人说，出了任何问题他来承担责任。这种行为也像傻子。如今很多人是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的，会尽量逃避，像他这样主动去承担责任，你说他傻还是不傻？

我觉得这样的人不但不傻，而且可敬可佩。

当我离开宝钢时，曾乐生前的一句话在我耳边回响：“活着就是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