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机遇，爱追问

林元培，1936年2月出生。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政学会副主任。现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资深总工程师。是建设部首批命名的“中国工程设计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桥梁专家。

口述：林元培

采访：过夏玲

整理：过夏玲

时间：2011年1月11日

地点：上海市政工程研究院

三代桥梁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在黄浦江上造大桥

在上海，桥梁工程师已经有好几代。仅我所熟悉的就有三代桥梁工程师，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在黄浦江上建造一座大桥，但都因时运不济而壮志未酬。其中，有些老工程师早年在美国读书、工作，因为爱国回到上海支援国家建设。上海是他们的家乡，那时浦东还没有开发，在黄浦江上架设大桥也没有很大的客观需要。所以即使有很好的想法、很好的才能，他们也难显身手。大家只能做些诸如修理苏州河白渡桥之类的工作。当我接班做工程师时，我在老一辈造桥工程师的影响下，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在黄浦江上造大桥。

在“文革”中，我们院的老院长徐方，预感到将来黄浦江上要造的大桥很有可能是斜拉桥，于是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是否在某个地方造一座桥来试验一下我们斜拉桥的水平，于是就造出了泖港大桥。泖港大桥本身并不需要这么大的跨度，造这座大桥是为了给建造大跨度斜拉桥作初步准备。我们从中解决了施工工艺、工程程序等各项问题。但是问题全都解决，并不等于说将来建更大跨度的斜拉桥时会做得更好。当泖港大桥建设完工时，我还是觉得凭这点水平去建黄浦江400多米长的斜拉桥是不够的。

泖港大桥虽然成功了，但是它跨度短，在防护方面还需要改进。这点经验拿来造黄浦大桥是完全不够的。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面对这种情况，我提出了几个重点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逐一解决。顺便说一下，桥梁工程设计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问题理论上可以解决，实践中却不行；有些问题理论上是无法解决的，但只要肯动脑筋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能解决。比如说，泖港大桥的桥桩是用混凝土打下去的，将来若依此建设黄浦大桥，首先沉降问题就是一个难点。土壤力学研究了一百年，论文有几十万篇，但我们还是要用实践来证明是行还是不行。当时上海新客站恒丰路有座小斜拉桥。这座桥的设计和建造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困难，但是这个地方基础要求很高，沉降要求很小，如果沉降大了，将来火车过去会碰到桥面，所以一定要做好。因为桥比较小，所以我们决定用钢管桩打下去。会沉降多少？说不出来，也算不出来，只能用经验来判断大概有多少。到1979年，我们已经观测了好几年，这座桥没有出什么问题，这就说明类似问题是能解决的。

比如重庆石门大桥。石门大桥造在嘉陵江岛上，跨度230米，如果这座桥造得成，意味着在黄浦江上造大跨度的桥也能行得通。重庆石门大桥建成于1989年。此时，正好市政府提出要开发浦东，桥梁方案就在这个契机下开始成熟。我们在可行性报告中就写了一句话：“我们中国建造黄浦江大桥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否可行要用实例来证明，不能只用一篇论文作探讨。因为我们工程师没有下一次，失败的话就什么都完了。我们必须用事实来证明。

恒丰路斜拉桥和重庆石门大桥这两座桥给我们奠定了造黄浦大桥的基础。

改革开放，机遇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认识到，造黄浦江大桥是个机遇问题。在那么早的时候要造大桥，我们的工程就一定会被大家所关注，关注的并不是写关于大桥的论文，而是看这座大桥造得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桥是一定会造的，但什么时候造，这就是个机遇问题了。那时上海没有跨江大桥，当时我就有个想法，假如哪天要我去当总工程师的话，比如明天要让我造跨江大桥的话，我到底造得成造不成？我的水平到底够不够？我仔细想了又想，如果叫我明天马上设计，我肯定设计不出来，没把握。

当时有3个人进入市政府的视线，觉得他们可能有能力主持设计建造黄浦江大桥，一个是加拿大人，一个是日本人，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最后市政府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市政设计院。这也是机遇，一个很好的机遇。老一辈的桥梁设计专家都很羡慕，让我珍惜这个机遇，这是一句很发自内心的话。并不是说我的才能比他们高，而是他们没有碰到这个机遇。我很幸运，碰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此后，南浦大桥没做完，杨浦大桥又要开始设计。杨浦大桥做得差不多了，徐浦大桥又要开建，徐浦大桥以后就是卢浦大桥，卢浦大桥以后就是东海大桥，应该说我很幸运。

真正的创新是有风险的

我经手设计的这几座桥都是有风险和困难的。比如说南浦大桥，国外类似的桥也出过裂缝问题。在此之前，我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每一座大桥在没有合拢之前我常常睡不着觉。杨浦大桥，当时不仅我们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做到这么大的跨度。还有卢浦大桥，卢浦大桥在国际上也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跨度，我们做的形式和国外的完全不一样，但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建成了。这个桥造完之后，在国际上获得很多奖项。美国国际桥梁协会发给我们技术机构奖，中国是第一次得到这项奖。还有一个东海大桥，跨度那么长，工期特别长。我改变了思路，决定以施工工艺决定设计思路。我们只用了3年半时间就建成了，所以我非常欣慰。

桥梁设计工作是有风险的，设计创新就更有风险，因此设计工作要三思而后行。举个例子，建造上海卢浦大桥时，上海已经建过三次斜拉桥了，第四次要怎么建？这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上海为什么三次都要建斜拉桥？因为做方案的时候只有斜拉桥造价最小。杨浦、南浦都是向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现在国家经济情况和从前不一样了，不需要贷款。在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后，我们要不要做一种形式有所不同、但是造价高一点的大桥？各方面意见很多，解决的方法是大家投标，看哪个方案最合适。当时有人提出做拱桥，做拱桥造价会高百分之十，但造型完全不一样，对我们城市的景观感觉就不一样。造拱桥好不好？由专家评选，评选结果拱桥中标。这个投标结果专家满意，群众也满意。拱桥有各式各样的，当时我的设计提出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方案，这个拱桥式样比以前的简练得多，建造这样新的拱桥没有把握。为什么要做和过去不一样的？因为我想如果再去重复过去的做法，即使完工人家还是会在你背后说，什么年代了还做这种老式的。所以造这种新的拱桥是有风险的，当时，对于采用何种拱桥样式，我问过建工集团的负责人。有没有把握？我个人认为是有把握的。因为当时最困扰造桥工程的是结构稳定不稳定，我们就自己推算公式，建立一套理论，到大连理工大学和一些教授一起讨论，他们也赞同这个构想。计算下来稳定性没有问题。所以市里问有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把握，但我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所以再去问建工集团。建工集团老总说，林总画得出，我们就做得出。结果卢浦大桥建成以后成为世界跨度最大、形式也最简洁的桥。并获得了世界大奖——基础结构奖。在美国也得到两个大奖。桥梁设计创新是有风险的。我从事设计桥梁以来，到今天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这是最令我欣慰的一件事。

林元培与杨浦大桥

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就是要在工作上表现出来

我是1985年申请入党的，1986年成为正式党员。我入党的动机是这样的：在1979年左右，因为一篇桥梁的论文被国际桥梁会议录取，我有机会去维也纳、奥地利参加会议。我出去后有两个很大的触动：第一，我们的生活水平跟国外差距实在太大，我们那个时候比较穷，这是第一个震动；第二点，我们中国人的能力并不比外国人差。我参加会议，听他们的报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至少在理论上并不比他们差到哪里。1979年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已经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看到我们国家与国外有这么大的差距，心里感到有责任。我不能以旁观者的态度站在旁边看，而是要参与、去建设，改变我们的国家。尽管我个人的能力是极小的，但是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国家的建设工作。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就觉得只能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去发挥先锋作用。当时的认识就是这样，我这个想法现在想想也是对的。

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就是要在工作上表现出来，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做。譬如说我设计的南浦大桥工程，这个工程接下来以后，专家们提出要建合适的大桥，我们下决心要设计出超过国外的桥梁，这样就要承担很多风险。工程中遇到的问题有的是我们认识到的，有的是没有认识到的，遇到了问题就要解决好。我每一次设计的时候，总在想这里面可能会遇到六个问题，那么这六个我所能想到的问题我就有解决的措施。但是最难的是会不会存在第七个问题？如果有第七个问题没考虑到，结果就会出大问题。

我很幸运，自己设计的桥没出现过第七个问题。我设计的这些重要工程大多数都是前人没做过的，所以我几十年工作都是在风险中度过的。

采访札记

谦逊的桥梁人

采访林元培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林老师非常谦逊。作为桥梁大师，并且是工程院院士，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自满的痕迹。采访中，他回顾了自己造大桥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与艰险，面对那么多的荣誉与成就，林老师始终强调是机遇问题，是他的运气好，表示他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赶上了一个好的机遇。他说，到他为止，已经有三代桥梁工程师了，他们都有才能，也期盼为国家桥梁事业作贡献，只是他们那个时代并没有对造桥的需要，而他幸运地获得了这样的好机遇。其态度之谦逊，感人至深。

林老师多次表示他不是个善于言辞的人。他说，作为一名党员，就是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他只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出他作为优秀党员的先进性。这位可敬的老人，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崇高标准，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任何的自满与怠惰，看到的是那一颗为中国的桥梁事业奋斗终生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