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热情为《辞海》

巢 峰，1928年7月出生。1942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副社长、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以及台湾繁体字版的编纂。曾获中国韬奋出版奖、中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是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口述：巢　峰

采访：过夏玲　张　靖

整理：过夏玲

时间：2010年12月29日

地点：上海辞书出版社

14岁参加革命

我的家乡在江苏阜宁，是江苏11个贫困县之一。该地区交通不发达，工业矿业都没有，只有农业。我父辈有几个是读书人（如我叔父在上海读大学），我的家庭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吧。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家里的房屋被日本鬼子下乡扫荡烧掉了，父亲也死于非命。我叔父比较早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在苏中一带打游击。14岁时，我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无限仇恨，去我叔父那里参加革命。经过几年的锻炼，我17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入党宣誓那一刻的心情。我入党转正的时候，正值日本鬼子投降。当时我是在苏中兴化县老圩区委书记柳青的带领下进行的入党宣誓，因此我的印象很深刻。

恶补知识成专才

1954年9月，我从江苏省调到上海，在华东新闻出版局参加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出版生涯。一开始我从事的是行政工作，搞的是计划财务。1958年，我从上海新闻出版局调到上海人民出版局，开始担任副总编。我书读得很少，虽然当时每周都参加政治学习，但是没有学到很多东西。到人民出版社后，我负责的是经济读物。但是我不懂政治经济学。怎么办？只好自己拼命学。那段时间真是苦不堪言。但我们这代人组织观念比较强，我想，既然组织已经把我分配到这来了，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就拼命地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啃《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我读得特别认真。我参加革命这么长时间，从没到党校去轮训，正式的学习班也我从没进过，完全是靠自学。我记得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就是我亲自发稿的，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也是我亲自发稿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几次想打退堂鼓，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渐渐地我不仅入了门，还开始在《经济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到现在，我已经写了几十篇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了。我现在还是上海经济学会的名誉会长，这和我当时主管经济读物有莫大的关系。

历经曲折受批判

我从一开始负责经济方面的图书，到后来转到《辞海》修编工作，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做副总编的时候，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时候总是要开会，有很多运动，这些运动耽误了很多时间。到了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发言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得不对；大跃进得不偿失；彭德怀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党内还有民主机制不健全、基层组织不民主等问题。然后有人对这些东西上纲上线，所以到了“文革”中，我很早就靠边了，被打上了“三反”罪名，留党察看两年。

1977年，《解放日报》编辑部主任陈念云、记者周瑞金来找我，让我写个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批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个教材当时是在“四人帮”时期编写的，里面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我回答说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对政治经济学是半瓶醋。后来我写了10篇文章。当时还不能用个人名字发表，只能用“大批判”的名义发表。经出版局领导同意，我就以“大批判”的名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两次，每次一版，每版3篇，共发表了6篇文章。

后来有一天，中宣部部长张平化问《解放日报》这方面的文章是谁写的。《解放日报》方面告诉他，是由巢峰牵头，三个人写的。张部长让我把文章都发给他。因为最后一篇文章还没写好，我熬了个通宵写出来，让另外两位同志修改，之后就全部发给了他。就在这年的春节，我接到一个请柬，去钱江小礼堂参加一个茶话会。我想我都已经靠边了，哪来的请柬啊？后来我才知道，我能拿到请柬大概就是这个文章的原因。

按着请柬上面的时间，我到钱江大礼堂一看，都是过去的“牛鬼蛇神”——文联八个协会、社联八个协会的代表人物。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陪着张平化部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恢复文联、社联的活动。当时社联举行了八个协会召集人的会议，宣布我是经济学会的第一召集人。成为经济学会第一召集人后，出版社组织编制就开始变化了，临时把我的名字加入辞书出版社，宣布我成为辞书出版社的副总编。就这样，我兜了圈子，来到了辞书出版社参加工作。

一生辛劳为辞书

到辞书出版社工作，最值得记忆的一件事就是编撰1979年版的《辞海》。在这之前我要稍微说一下《辞海》修订，虽然我没参加，但是中间的过程由于我在出版系统工作，都是知道的。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舒新城，舒新城提出要修订《辞海》。因为老《辞海》是1936年出版的，时间这么长了，但是《辞海》还没变化，所以一定要修订。为此，毛主席提出先修订《辞海》，再修订百科全书，要舒新城来挂帅。舒新城说：“我没有人。”毛主席说：“没有人，不是有很多右派吗？你何不趁火打劫，让右派来编制啊。”舒新城说：“那我被打成右派怎么办啊？”毛主席说：“没关系，我让你找右派来的，到时候有问题，右派的帽子我们一起戴。”经过7年，很快《辞海》未定稿版就出版了，没有公开发行。这个未定稿版说是修订，实际上是重编，因为内容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是很了不起的。

巢峰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

1978年国庆节后，国家出版局接二连三来电话通知，说是中宣部的意见，要求《辞海》在建国30周年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那个时候厉害啊，只要组织上一句话，有天大的困难也要上。市委讨论成立《辞海》工作组，王一平书记亲自挂帅，教委主任、宣传部长等都在这个小组，直接领导《辞海》编撰。我是副总编，兼任《辞海》办公室主任。当时好多专家学者都联系不上，为了找到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好在许多专家学者都还健在，也非常有热情和激情，大家都加班加点地工作。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被批斗了10年，一旦组织上号召起来搞《辞海》，大家的热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为什么？10年没工作了，现在终于有了工作，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我的那个会议室里有一面墙壁都画着图表，100个左右的学科，进度分成好几个阶段，工作完成到了什么阶段，上面就插个红旗。当时感觉到那些学者拼命地要把《辞海》完成，晚上没有人是在12点前休息的！我们发现，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不是时间紧，而是对有些问题的界定。比如，对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后来，20多个领导和学者去北京开会，会上还是每个人一个意见。虽然“四人帮”打倒了，但是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

后来我们经过仔细考虑，提出：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于是我起草了《处理〈辞海〉稿件的若干意见》，共8条39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两条路线斗争”等基本都否定掉了。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平反，但我们肯定刘少奇要平反。刘少奇一平反，《辞海》就把刘少奇加进去。康生这个人我们承认他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但肯定有问题，不收。等他一定案，把他收进去，作为反面人物。我记得有几个好朋友来找我，劝我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文革”我靠边12年才平反，当时虽然成了副总编，但是留党察看两年还没平反。到了1978年下半年，我才平反。所以，当时我这么做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这个文件编辑部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定稿。罗竹风和我去夏老家，我讲一条，然后3个人一起讨论，接着夏老拍板，一条一条拍板。这个文件搞出来以后，我们把它送到上海出版局的一个内部刊物，想在上面刊登。上海出版工作编辑部将其退回，认为没有根据。我们当时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后来，我们又将其投到国家出版局的《出版工作》，结果1979年第六期头条第一版登出来了，陈翰伯给了充分肯定。这下我们心里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当时纸张供应紧张得不得了，《辞海》第一次印刷了8万套，没有几天就全部销光了。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是36元，《辞海》缩印本的定价是22.20元，并不便宜。但因为供不应求，一本《辞海》当时的黑市价居然卖到原价的两倍或是三倍。上海工具书店被蜂拥而来的人挤得没办法，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辞海》的“土政策”。应该说，1979版《辞海》的修订和发行非常成功。

我是在党抚育之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党是非常伟大的，经过战争取得了政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人能够把我们党创造的辉煌成就继承下去，不仅要继承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能够创造一个比过去更加美好、更加辉煌的未来。

链　接

巢峰不辞长做《辞海》人

交谈中，我发现巢峰对社会文化事业始终抱有热忱，始终充满反思精神。他编了这么久《辞海》，却认为不该拿《辞海》稿费，他说领了工资就不该再拿稿费，况且夏征农、罗竹风他们都没拿。他用积累下的几十万元稿费设立了“巢峰基金”，用于出版社的公益事业。他还说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工作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不能不为他们计！”他说，《辞海》过去的编写方式，在现在看来已经有点过时了。那个千军万马、劳师动众的投入，实在可以动脑筋改革一下。他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收词可以在网上搞，《辞海》的作者总要由年轻人来担任，不能总是我们这些老头儿……

我们的对话，片刻没离开过《辞海》，偶尔我将话头扯出去，老人总能适时地兜回来。83岁的他，每天还坚持去出版社上班，想的也都是《辞海》的那些事。我曾用当代青年的思维去揣测，一个一辈子活在《辞海》这桩事中的人生，究竟是种不幸还是幸福？通过巢老一下午声音高亢、目光矍铄，能准确地记得每一件与《辞海》有关的往事，并用他并不标准、带有阜宁腔的普通话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逐渐找到了答案。

——《文汇报》2010年3月8日

采访札记

一位坚韧的辞书人

这是我第一次以采访者的身份去采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心情十分紧张。巢老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朴实的话语，给了我很大鼓励与支持，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

访谈中，巢老对我们讲述了他从事辞书编纂的经历。巢老14岁就投身革命，当他进入出版局工作后，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恶补专业知识，努力阅读相关文献与专著，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为他以后参与、领导《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的修订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这部中国最具权威的综合性辞典，他可谓呕心沥血，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同时，《辞海》的编纂也充分展示了巢老作为出版家和辞书编纂家的才干。

巢老师已经年过80了，但是他依旧忙碌在辞海的编纂中。他说他一周会有三天多的时间来出版社工作。当被问起是何种动力支撑着他时，巢老十分坚定地说：“《辞海》像一位无声的老师，一所无声的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看着它为千千万万的读者带来帮助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呢？就觉得自己能够从事这个工作是多么大的幸福！”这简单的理由让我们看到了年过古稀的巢老对于编纂工作的热爱是如此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