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精神永相随

施金苗，1936年7月出生。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先后任上海新江机器厂研究室组长、副主任、主任，上海航天局研究员、副局长、总工程师，神舟飞船副总指挥、副总工程师。曾任红缨五号甲、红缨六号超低空导弹行政总指挥，长征四号、长征二号丁行政总指挥，长征三号行政副总指挥，风云一号第二行政总指挥，神舟飞船副总指挥、副总设计师等职务。特别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为神舟号飞船的多次发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三大代表。先后获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口述：施金苗

采访：王　岩

整理：王　岩

时间：2011年1月10日

地点：上海航天局老干部处

刻苦学习求奋进

我是在北航上的大学，考的是飞机系。航空当时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是很吸引人的，很有挑战性。我这个人喜欢搞点新的事情，当时根据自己学习的情况，觉得还是有点基础，就去考这个专业了。随着世界航天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学校也从飞机专业里面分出导弹和火箭专业。我就从飞机专业转到了导弹和火箭专业，觉得这样能够赶上祖国一系列重大发展的步伐。

北航的教学基础都是苏联支援建起来的。北航的学风是非常好的，同学们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学习。我们那个地方经常停电，学生晚上会到路灯下去学习。这对于培养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的作风有很大的帮助。

我毕业之后，正好上海筹建基地二局，正好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我就进入设计科工作。当时我们的工作还是仿制苏联援助我们的一种导弹。紧接着，上海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在1969年开始研制运载火箭和气象卫星。当时环境非常艰苦，条件很差。现在可以用计算机，当时我们只能人工计算弹道，算数据，后来才用上了电动的、机械的计算机。工作初期不是很顺利，也面临一些失败，但慢慢地还是走上了轨道。特别是1975年，中国第一颗重型卫星是用我参加总体设计的导弹送上去的，非常成功。

施金苗（前右）在庆功会上与杨利伟合影

在这期间，我们研制了防空导弹，紧接着又开展了运载火箭的研制。我参加了运载火箭的研制，又参与了一系列导弹与火箭的试验。1981年，我们用一枚火箭把三颗卫星——“一箭三星”发射上去。当时在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拥有此项技术。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开始了卫星的研制。我参与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研制。随着卫星研制的不断成功，我国开始载人航天的研究，我有机会参加了863计划。这个计划有一个项目就是载人航天。载人航天经过论证以后，上海承接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上海有了研制导弹、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基础，组织上让我搞载人航天的研制、“风云二号”的研制，一直到第一个中国的航天员上天，我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应该说我是很幸运的。不是说我多有能耐，而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正好需要很多人来参与，而我恰好参与到了其中。我也随着这个伟大工程的进展，自身不断地得到发展进步。

经历的许多“第一次”

在记忆中，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首先，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失败。第一颗卫星我们并没有成功。1973年第一颗卫星上去的时候，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没有打上去。发动机内部的故障测试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在这之前，我还向中央汇报，是周总理亲自听的汇报。但是最终我们没有把火箭打上去。我和其他几位同事亲自到出事故的落点看残骸，真是感觉难以接受。几年的奋斗却迎来失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到了1975年，又经过两年的奋斗，我们成功了。这种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历，对我来说记忆犹新。

我还经历了国内第一次发射美国卫星的过程。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国外的卫星，对中国来说，是航天方面的一个骄傲。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因为美国人要求很高。我们火箭是“长征三号”火箭，上海当时承担火箭的一级、二级和整个火箭控制系统的大部分，任务是很重的。质量要按照美国的标准，不论是从管理上、实施的质量要求上，都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这项任务对于我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它把国际上的标准引入中国。比如质量管理上，美国人雇用了加拿大的一个监理公司来监理。结果，我们不仅一次发射成功，而且精度特别高。通讯卫星精度高的话，寿命就可以很长，从而能够为他们减少很多经费，所以美国方面对我们中国火箭的评价很高。这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

还有就是我们第一次用载人飞船把中国的航天员送入太空。我们经历了前面几次实验，特别是第一次试验，要确保飞船能飞得上去、能够稳定地运载，并且能够安全返回。那时候，任务的关键都在我们上海，包括推进系统（52台发动机组成的系统），都在上海研制。大家看到的太阳能帆板电源系统，也是上海研制的。当时只有一年的时间，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很辛苦很艰难的。作为组织者，我的担子非常重。但我们既然承担了这个任务就必须要完成好，这是我们上海的品牌。

在这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成功了。载人航天工程中，上海承担的都是国际上故障率比较高的系统的研制工作，比如电源、推进系统。后来又承担了图像系统方面的工作，我们看到的杨利伟的图像，还有话音通话的系统，都是上海研制的。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系统。我和航天员们有过交流，他们都是40岁不到的年轻人，都是飞行超过1 000小时以上的飞行员。我们把他们送上去，还要保证他们能够安全回来，担子非常重。载人航天具有特殊的难度和特殊的意义。在上海航天局里，我作为一个主管，压力很重。把火箭送上轨道以后，我们就到北京测试大厅看它的返回。成功以后的兴奋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为这是中国的第一次。

施金苗在返回舱前

向周总理汇报工作

1972年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重大的飞行任务都要向“两弹一星”的专委汇报。周恩来总理是专委的组长。其他单位一般都是一些老同志去汇报，上海就派我去汇报。我当时只有三十几岁，负责总体设计工作，对具体情况比较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汇报提纲。周总理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汇报得很清楚，汇报的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二位。去了以后，总理一开始并没有先听汇报，而是先和我聊天，问我多大年纪了，哪儿的人。我当时只有37岁，很年轻。这样聊天以后，我就轻松了，没有那么紧张了。这次汇报，我第一次听到了“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听总理进一步讲这十六个字的要求，我感触很深，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一共向总理汇报过三次，一次是1972年进基地之前，基地准备好之后去汇报能否发射。这次汇报的内容比较多，包括实验基地的准备情况、各种数据。这一次试验是基本成功的。第二次是1973年去汇报。当时我感到总理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一边听汇报，一边吃药。总理的“十六字方针”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每时每刻我都会要求自己按照这“十六字方针”来做。我们的成功是与积极贯彻总理指示的精神分不开的。

施金苗在飞行主体前

“四个特别”鞭策我

2002年，江总书记到基地去，给我们讲了很多，特别是“四个特别”：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四个特别”被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正式命名为“载人航天的四个特别精神”。参加航天工程几十年以来，我最大的收获是精神上的。这一路走来，我的精神上是很充实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条件很艰苦，有句话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不断发展壮大，为国争了光。在艰苦的条件下，“四个特别”的精神和“两弹一星”的精神，对我们这辈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虽然生活可能清苦一点，但是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发展，我们觉得值。跟拥有巨大物质财富的人比，我们可能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拥有丰富的精神财富。

我们有信念，一心一意干工作，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少变化、条件有多差，我们都会追求事业。特别是航天领域，我们都喜欢到国际舞台上和外国人较劲。那些老外刚开始是瞧不起我们，后来怕我们。我们每一次成功，媒体上都会宣传宣传。每宣传一次，美国就加紧对我们的限制。后来我们感到，这也有好处。因为没有外援渠道，就只能自力更生，这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航天领域，我们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也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一件事。

采访札记

吃苦精神记心中

施老师用他的经历讲述了他是如何通过自身努力，不断艰苦奋斗，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作为一名航空航天的专家，他兢兢业业，不断创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上的难题，艰苦奋斗，任劳任怨，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坚持党的领导，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积极地关心帮助周围有困难的群众，主动关心年轻人，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他教导我们年轻人要有吃苦精神，要把自己的基本功练好，打好基础。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更要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把吃苦当做磨炼自己意志的磨刀石，自觉投身于艰苦的生活和工作中，敢于面对和挑战各种艰苦的环境和各种困难。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时时处处发扬吃苦奉献的精神，任劳任怨，不计回报，为祖国的各项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