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亦山，1969年8月出生。199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黑龙江武警学院消防工程专业毕业，现任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奉贤支队支队长。2008年，姜亦山参加上海公安消防部队赴四川抗震救灾应急救援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支队50名官兵一起鏖战九天九夜，成功营救出12名幸存者。姜亦山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不论救援情况多么复杂，他都全力以赴，从分析救援方向、化解救援风险、安排救援人员等方面，认真而又迅速地提出救援方案，积极组织实施营救，得到灾区群众的广泛赞誉。
口述：姜亦山
采访：陈 英 黄中元 冯玉丽
整理：冯玉丽 孙雯静
时间：2011年1月18日
地点：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奉贤支队
赶赴地震灾区前做好充分准备
1987年我考进黑龙江武警学院消防工程专业，学的是灭火工程。1990年8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我毕业分配到黑龙江消防总队哈尔滨支队工作，1993年因工作需要调到上海消防总队。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从队长到科长，到参谋长，再到负责队长，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直做的是灭火救援的工作。
“5·12”地震时，我们那里是有震感的。在震后约一个小时，我接到一个短信，让我们做好支援四川的准备。13日晚上约11时，我接到去部队集合的电话，当时就知道要去四川了。
虽然12、13日这两天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但是我们在人员和装备上做了详细的准备，包括物资的给养等。当时的立足点就是：我们这支队伍要自己保障自己，不给灾区增加任何负担。特别是装备，一个斯坦利液压工作站要几百斤重，我们宁可少带一些给养物资，也要把装备带上。事后看来，这个液压工作站在应急救援上发挥了卓越的作用。“5·12”之后，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看“5·12”地震展览时，看到的第一件实物展品就是我们带去的斯坦利液压工作站。
我们的信念：一定要在现场救出活的来
5月14日，我们从上海出发，飞抵成都双流机场，然后坐大巴从成都到都江堰，再从都江堰飞抵映秀。
从都江堰起飞，我们乘坐的是陆航团的黑鹰直升机，共四架。上海的30多人乘了其中的三架。黑鹰直升机应该说运载能力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只运了这么点人进去呢？这是因为上面装了很多重型装备。我们是第一支到达映秀的救援队伍。当时映秀镇到底怎么样了，外界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从都江堰到映秀是沿着岷江，在山岭之中穿行，两侧是峭壁。刚开始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在接近映秀的时候，一座山当中像被劈了一刀一样塌下来，山上的植被全被破坏了，满是像沙土石子那种黄色，许多岩石块块粉碎。
到达映秀，我们降落在一个空地上。阿坝州的州委书记侍俊同志当时是映秀镇的现场总指挥，我们降落后，他给我们分配的任务就是先救孩子。我们马上就去映秀小学。从飞机着陆点到映秀小学的过程中，我们穿越了映秀这个狭长的镇，当时感觉地震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建筑物的毁坏程度是以前没见到过的。消防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平降崩塌”，简单解释就是建筑物的竖向承重结构完全破坏。好比三层楼，你看到的就是三条横线，竖向结构全部破坏，这是非常致命的，因为里面的人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其实在我们到达之前，当地的群众，包括一些干部，已做了很多自救工作，一些埋压比较浅的人已经基本被救出来了。当时通往映秀的桥梁全部都断掉了，映秀镇只有两三台起重设备。我们只能听到人发出的声音，但是仅仅靠我们随身携带的装备是不可能撬动很厚很重的预制板的。我们就用液压工作站把大块的混凝土击碎，再用起重机吊，还是起了作用。
当我们走进映秀小学的时候，当地群众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期盼。他们看到穿着橙色衣服的人，仿佛是看到了生的希望。当时突击进去的，不光是上海消防，还有安徽消防的官兵同志，总共是40个人不到。当时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念：一定要在现场救出活的来，让当地群众看到生的希望。
汶川现场的姜亦山
第一次觉得我的工作代表了国家
第一个救出来的人是个小姑娘。大概是在14日的午夜或者15日的凌晨，小姑娘叫李秋曼，她的眼睛很漂亮，出来的时候一声痛都没叫，就是谢谢我们。第二个出来的也是一个小姑娘，叫张春梅。救她非常难。这个小女孩当时冷得不行。当地有点高原气候，昼夜温差特别大，我们就找衣服给她盖好。当时第三军医大学的人也在，包括第三军医大学的校长。这个小女孩的膝盖以下都是埋压在预制板下面的，有六七层的预制板，一层一层堆积起来大概有2米高。但是她的躯干部分是露在外面的，给她盖好衣服后，用门板挡上，怕上面的建筑物掉下来。再请第三军医大学的同志给她补充盐水、营养等。上面的建筑物用破碎镐打碎之后，再一点一点搬走。当时已经调来了一辆弯臂吊车，打算先打碎石块再吊。因为石块太大，超出吊车负荷的话，掉下来更危险，会危及她的生命。当时就有人提出要截肢。可是我们觉得太残忍了，相信可以将人完整地救出来。最后营救成功后，这个小女孩的腿还是截掉了一部分，因为有个地方坏死了必须截掉。但是我们是尽力了，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她的腿。
在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里，我们救出了7个人。说到救援的难度，当时遇到的问题有这么几个：一是没有给养。当初直升机是限定重量的，为了多带装备进去，我们个人的给养包括睡袋、食品、饮水基本上都没有带进去，只是随身口袋里面放了几包饼干之类的。二是当地的高原气候，晚上很冷。三是装备缺少油料。四是余震。
后来这几个问题都陆续解决了。当地的百姓特别好，虽然自己没吃的，但是把粥熬好之后，抬到作业面上给我们吃，还组织村民搭帐篷，让我们御寒。我们自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找木材、树枝之类的生篝火，让轮流作业的战士取暖。清醒的人围着篝火不允许睡觉，因为怕大家睡着了之后感冒。油料方面，我们一到之后就跟校长，包括相关政府的公职人员讲好，要求保证油料供给。当时就从汽车、摩托车的油箱里面把油抽出来，不管是几号油，反正抽好了集中在一起，供我们用。
真正的救援，其实最主要的方法有两种：1.剥皮法，就是把盖了几层的东西一层层剥掉。剥皮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伤者的伤害很小。2.坑道法，就是通过挖坑道的方式去做。这个办法危险很大，因为建筑结构本身就已经被破坏了，再去挖坑道的话，可能会破坏很脆弱、很不稳定的支撑。挖掘过程中很细小的动作，也可能造成结构的不稳定，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是坑道法为什么还会被使用？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在没有大型挖掘设备的情况下，要起重再打碎，时间不允许。
后面救出的几个人，我们用的是坑道法。在震后124小时的时候，我们用坑道法救出了蒋宇航。
蒋宇航当时上夜班，白天在睡觉。他那个宾馆其实就是职工宿舍。地震发生时床架倒了下来，保护了他。坑道法的关键就是怎么避开不稳定的结构去救他。有的钢筋是不能割断的，有的混凝土是不能打碎的。打碎的话，他的空间就没有了。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母亲。当时进入映秀的路已经封掉了，工兵在炸山，把不稳定的石头炸下来，以免后来的救援部队通过的时候不安全。他母亲就是在工兵点药的时候冲进来的，她说我儿子在里面。可能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她就凭着儿子的一张照片，找到了这个宾馆。到了宾馆，看到救援人员在作业，她就说下面有没有活的，然后她就用当地的话叫了一声，下面就真的答应了。后来蒋雨航救出来的时候，她母亲讲了一句话，是对着中央电视台讲的。她说：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你知道吗，救援队在老百姓的心里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我已经当了二十几年的兵了，第一次觉得我的工作代表了国家！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能够为国分忧，我们觉得很骄傲！
我们还救出了被困长达179个小时的马元江。马元江是我们在映秀救出的最后一个人。
当时所有映秀的群众，所有的媒体，都把目光集中到我们这里。中央台还要现场直播。其实我们非常清楚，全国人民都希望在震后179个小时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生还的希望。我们当时做了很多支撑，在结构不稳定的地方，用粗原木做了支撑。从坑道下去之后，知道这个人被困的时间比较长，怕他睡着了就醒不过来，我们就一直和他聊天，让他思考。聊天内容很多，如你是哪的人，你老婆手机号是多少，你平时干什么等。他有时候也问：什么时候救我出去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被埋的时间太长了，自己感觉不出来了。他自己说，我什么地方都没被压住。当时救他的时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情况：指挥部通知我们，现场将会有六级以上的余震。当我接到又有余震的消息时，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坑道里的人坚守，第二件事是调了一个营的解放军将所有记者赶走，仅留上海电视台的记者，是拍纪录的，有点像随队记者。拍这个不是为了报道而是为了记录我们救人的过程。后来好多记者过来骂我，说好多人拼命地想上中央电视台，你们有机会上还不让拍。马元江的救援过程体现了救援要讲科学的精神。一边是废墟下的生命，一边是战友的生命安危，两者都要顾全。我们要在两者中去寻求一种平衡。一个成熟的救援队，首先应该是一个懂技术的救援队。我们这支救援队，虽然没有参加过地震的救援，但是在长期的灭火救援中还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们对建筑倒塌的现场、结构的支撑，包括对结构稳定性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马元江被救出来后，救援队战士手挽手像长城一样，护送他过去。在下面的广场上，所有的照相机都在闪。我们站在废墟上宣布，这个人还活着。全场都在鼓掌。人的生命是顽强的！170多个小时，相当于一周多的时间。正常人躺在床上一个星期不吃不喝都很难的，但是马元江坚持下来了。有时我想，不是我们在救他，倒像是我们帮助他完成了一个心愿：生的愿望。他坚持这么长时间，你没有理由不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我觉得是他自己救了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对他提供了帮助而已。
我们年轻战士的奉献牺牲意识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
从灾区回来后，我做了多场关于抗震救灾的报告。我不是在做个人的报告，而是代表上海公安消防总队支援四川的应急救援队做报告。我只不过是从个人的视角上来反映这支救援队做的一些事情。在“5·12”地震救援中，我确实有些感想和感受。第一，我前面讲过，你会觉得个人和祖国联系起来了；第二，我觉得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的民族。
最后，我还想讲讲我们年轻的战士。以前都在讲80后、90后怎么怎么样，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的队员中主力是80后，一部分是90后，他们都是最棒的。我只说一件事：一瓶水在十几个人中转一圈后回来还是一瓶水。这样的场景我只在电影《上甘岭》里看到过，但在我们现场就发生了。你说现在这些小战士，有好多人没看过《上甘岭》，他们的奉献牺牲意识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救援时，他们没有一个逃跑的，没有一个叫苦的。恩格斯讲过，灾难总会以进步作为补偿的。这句话是对的。通过这场灾难我们可以审视好多东西，法律层面、制度层面、人的精神层面等。每个人在这场灾难中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这对历史、对社会有有利的一面。
姜亦山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采访札记
人间的温情与大爱
坐在我对面的是上海消防奉贤支队的支队长——姜亦山，抗震救灾英雄。看着手中的资料，再看看眼前这位穿着军装、神情严肃的姜队长，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同时也为接下来的采访忐忑不安。
这位原本默默奉献在消防战线的战士，因“5·12”抗震救灾而越来越被人们熟悉。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年多了，那些以为早已忘却的记忆却恰恰埋藏在记忆最深处。他好像不愿提及关于汶川地震的一切，我却正试图引导他的回忆。
接下来的采访比想象中容易得多，回忆像一扇门，一旦打开，那些曾经的经历，历历在目……当他们成功营救出第一个小女孩时，所受到的莫大的鼓舞；当费劲全力营救出第二个小女孩却仍难免部分截肢的命运，那种无奈与心痛；当震后124小时营救出蒋雨航时，他与他母亲之间的那种令人动容的母子连心的感应；当179小时营救出马元江时，感动于生命的顽强……还有我们的战士，那些80后、90后的孩子，都是好样的！那些只有在电影中才会看到的镜头，就在我们的战士身上重现：一瓶水在十几个战士中转一圈回来后，还是一瓶水，没人舍得喝一口！
采访中，姜队长几度落泪，让我们也一同感受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感动：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间的温情与大爱……
采访结束后，外面忽然飘起了雪，姜队长在他的办公楼下，目送我们离开。风雪中，我觉得他的那身军装愈发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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