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星”的情怀

柏万青，1949年11月出生。197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延安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上山下乡到江西，曾任资溪县副县长。1996年回到上海任静安寺街道宣统科科长、文明办副主任，副处级组织员，党建办主任。现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静安区老年协会秘书长、静安区首席人民调解员、上海东方电视台娱乐频道《新老娘舅》节目明星调解员。曾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杰出志愿者、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

口述：柏万青

采访：徐有威　凌　燕　吴　静

整理：徐有威　凌　燕

时间：2011年1月4日

地点：上海市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

我的入党经历及父亲对我的影响

我父亲是个苦出身，实际算是个孤儿。10岁那年他逃难到了上海，日子过得很苦。解放后，我父亲进了厂。像他这样的劳苦群众，有了稳定的工作、有饭吃，感觉很满足，就有了翻身感，也很感恩，所以干活也很卖力。

我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努力工作，之后也做到了助理工程师，并担任厂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当过上海市的劳模，受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还是支援亚非拉的专家。虽然他经常两三天才回一次家，但我在很大程度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一直给我们讲隋唐演义、岳家军之类的故事，所以我受“精忠报国”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他希望所有的子女都能入党、参军，最大的希望是我们能读大学。

我是我们弄堂里第一个考进市重点延安中学的女孩，当时家里就像中了状元一样。家里的子女都像父亲，做事很卖力。所以插队落户后，我在农村做事也很卖力。

1970年，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队妇女主任的老公因贩卖烟叶入狱，妇女主任也因此被撤职。于是他们就叫我去担任。要做大队妇女主任就一定要入党。那时候党组织生活还不是非常健全，他们就发给了我一份入党志愿书，叫我三天后填好交上去。

其实我在高中时候就写过入党申请书了。当时觉得入党是很神秘和神圣的，如果被邀请上党课、开会，那感觉真是非常荣耀的。所以在插队落户时能够入党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事。

我的知青生涯

在知青队里，我不会去使唤其他知青做事，总是自己带头。他们看到我干活了，自然也会跟着来干活。大家团结得像一家人，所以我们的知青点年年评先进。

那时我的大队妇女工作搞得很红火。每个生产队之间建立了妇女主任网络，到每个生产队传达文件、开会。我还在大队里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掘知青唱歌跳舞的才能，到各个乡去演出。我做事要么不做，要做的话，一般都能做得挺好的。

1971年我被提拔到乡里做副乡长，分管文教卫生方面的工作。做副乡长的两年中，我因缺乏工作经验，觉得自己没什么建树，只是凭自己的良心在做事。1974年被调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后，我就开始研究社会问题了。

那时上级部门推广由知青承包、让知青来当生产队长的安置模式。我们县也有个试点。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知青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有些农事他们不懂，而且上海知青春节都要回家，推广知青务农队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一到春节知青都回家，田里活都没人干。所以我极力推进乡镇企业安置知青的做法，吸收知青到乡镇企业工作。

这个举措得到时任长宁区区委书记关健的大力支持。她亲自召开有关会议，动员区属各部门对口支援。她认为，兴办乡镇企业对安置知青是造血而不是输血。她动员长宁区有关部门把上海的机器运到江西，开展竹木加工，然后产品再由上海收购。这样就安置了相当一批知青。因为当时知青还没有大批返城，一直在地里劳动也不行，这一举措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这个项目也在上海和江西推广开来。

我觉得我工作做得最出色的是计划生育。我在江西搞了9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这给了我最大的锻炼。因为我从这项工作中发觉我们国家的经济是离不开人口的，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增长同时要实行优生优育。所以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创新了很多工作机制，后来都在全省推广。我觉得其中最好的一个机制是“四位一体”。

现在我们有时开展一项工作，遭到少数群众的反对就停顿下来，实际上这是对社会、对今后不负责任的做法。少数群众对计划生育不理解，但是要有小利益和大利益的比较，为了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人口必须得到控制。我认识到这个问题后，就坚决狠抓计划生育。但是抓计划生育以后又会带来一些后遗症。我们在全县施行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以后，有46户农户所生子女不幸夭折了。群众对计划生育的实施就有了后顾之忧，怕成为孤寡家庭。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深入调查这46户人家，发觉他们的子女主要死于三种情况：一是飞来横祸（车祸、溺水等意外事故）；二是计划免疫“四苗”普及工作没有跟上；三是医疗条件太差，生活方式不卫生，导致因疾病死亡。于是我就与卫生部门的妇幼保健、防疫站、县妇联联合开展“四位一体”，从源头上抓优生优育。一方面搞计划生育，另一方面服务也要跟上。“四苗”覆盖的开展，联合国也来考察过，效果很好，我们为中国争了光。同时，我抓学前教育，这与现在的学前教育概念不同，主要目的在于管好孩子，以避免意外事故。然后我再抓农村卫生保健，向省里卫生局要资金，改厕改水，推广合作医疗。国务院《每日要闻》都刊登了我们的做法。

我这个人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县的计划生育连续几年是全区的先进。但就是因为在执行中坚持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地区计生办每次表彰都把我们县的名单拉下。我很不服气，就拿着证据材料去找行署专员讨公道。最后行署专员批评了计生办的做法，重新把排名登到了《赣东报》上。我的做法得到了认可。

乐当人民调解员

1996年，我回到上海，在静安寺街道宣传科工作，担任静安寺街道老年协会秘书长，组织老人旅游，办社区学校。1999年，我还在静安公园开辟了英语角、声乐角、日语角、书法棋牌角，受到老人的欢迎。

2005年，我的“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成立。当时我带了3 000多名志愿者，与医院联手开展医务健康教育、与戏剧学院联手把文艺活动送进监狱，各项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我希望能成为社区老人的“知音”，成立了柏万青单身沙龙，成就了100多对“老来伴”。

2008年，我成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我十分珍惜来自群众的信任，积极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希望以我的热情来为困难群体反映意愿、排忧解难。同年，我还应邀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的节目，成为了现在大家口中的“老娘舅”，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柏万青与采访师生在一起

对于我的“走红”，我认为是《老娘舅》节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这台节目真的帮了弱势群体的大忙。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打官司、上法庭，诉讼费、律师费都是钱。相反，上了节目，节目组还会给当事人几百元“出场费”，因此许多人都很愿意到节目中来一诉衷肠。其次有许多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之后往往会留下人情后遗症，尤其关乎亲情、爱情的例子。法院一判，就意味着情谊一笔勾销，从此成为陌路人。但通过《老娘舅》的调解，大家说开了，往往能唤起彼此的旧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由于节目的播出，调解员这个职业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基层调节组织的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些都成了《老娘舅》良好的社会效益。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个在节目中亮相的当事人，都有街道司法科的工作人员陪同。一旦调解成功，节目一录完马上签合同把问题解决，这大大缩短了调解的时间，因此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

虽然我不是专职的调解员，但现在调解工作已经占据了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我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和责任越来越重。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明星，我只希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社会和谐贡献一份力量。

采访札记

最喜欢的还是“草根民星”这个称号

2011年1月4日上午9时，我们来到了上海市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进行了对柏阿姨的实地采访。柏阿姨为人亲切也很实在。通过访谈，在原有对她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又听到了很多新故事。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实事求是，坚守原则，不畏强暴”的工作作风。

柏万青在担任妇女主任期间，深刻认识到当前社会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是人口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她恪守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地头蛇”更是如此。因此当地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石棺材”（意思是原则性太强）。但强硬归强硬，她对待政策也强调因地制宜，从百姓的生活保障出发，统筹协调，充分利用各方资源。

柏万青认为有些人做官是为了谋私利，有些只求混口饭吃，而她是为了有权。有权才能有更多渠道，可以为百姓做更多事情，为人民造福。正因为这样的动机，她不畏权贵，一心只想着怎么把事情办得更有效、更有影响力。

“讲假话占便宜，讲真话要吃亏。”这话在她那儿没有用，她只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心里是清楚的。”因此在民主选举资溪县副县长时，她以最高票数当选，这也是大众对她工作的回馈及高度的认同和信任。

不过，当官归当官，在获得的各种荣誉中，柏万青最喜欢的还是“草根民星”称号。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她更勇敢、更有信心、更脚踏实地。

采访结束后，走出办公室，大厅里弥漫着青菜汤面的味道。那是工作人员的午饭，闻起来好香。细想来，柏万青对社会、对百姓不就像是一碗青菜汤面么？没有华丽的修饰，能填饱肚子，是寻常百姓家最真实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