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

查文红，1950年8月出生，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8月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0年6月回上海任普陀区百货公司下属百货商店营业员。1998年8月，她来到安徽砀山，在魏庙小学义务执教，从不拿学校一分钱津贴。1998年年底，查文红赴安徽农村义务执教的感人事迹，被普陀区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事”之一，被市评为“上海职工精神文明百件好事”之一。

口述：查文红

采访：王　文　郭竹静　王彦臣

整理：王彦臣

时间：2011年1月5日

地点：查文红寓所

一诺成就儿时的梦想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当一名教师。20多年前的一部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更是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所以后来我选择去黑龙江的边境农村当了8年的代课教师。从北大荒病退回到上海以后，尽管生活条件好了，各方面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始终和原来的学生保持着联系。我能够在魏庙坚持教书13年，与我在北大荒的8年教师生涯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1993年，我看到了由团中央发布实施“希望工程”的公益广告，怦然心动。我好像看到了一双双眼睛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求。于是我决定每个月定期给“希望工程”捐款120元，来帮助这些孩子。两年后，经“希望工程”牵线搭桥，我与安徽省砀山县曹庄镇魏庙小学的特困学生马晓峰结成帮扶对子。然而1997年的一天，我却收到了一个消息：马晓峰因为家庭情况特别困难即将失学。听到这个消息，我整整难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前往砀山的班车。几经辗转，我终于见到了马晓峰和他就读的魏庙小学。学校的现状让我忍不住落泪。面对魏庙小学300多名师生，我许下诺言：“有机会我来这里支教，不拿一分钱。”一年后，为了兑现自己当年许下的“到乡村支教”的诺言，我选择提前退休来到魏庙小学。

査文红教山区孩子念书

真情化作前进的力量

砀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处于四省七县交界的位置，是国家级贫困县。魏庙则是整个安徽省西北部最边缘的一个村庄。其偏僻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我1998年刚到魏庙小学去的时候，整个学校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许多农民的孩子因为家里付不起一个学期100多块钱的学杂费而失学。魏庙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打工，每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回家和孩子们在一起团聚10多天。平时孩子们就和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这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大多都没有文化、不认识字。所以我经常想，作为一个老师，我不仅仅要教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成长，鼓励他们树立起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平时我会关注孩子们在学校里点点滴滴的进步，给予他们表扬和鼓励，并且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在生活上呵护他们，照顾他们。

冬天的时候，我就把班里40多个孩子组织起来，到离学校几公里的小镇上的浴室去洗澡。回到学校，我用上海捐来的洗衣机（学校在2004年通电了）把孩子们换下来的衣服都给他们洗好、晒干。如果衣服破得实在是不能穿了，我就给他们买新的；如果需要缝补，我就帮他们补好再给他们送过去。

夏天，孩子们需要理发的时候，男孩子我就给他们钱，让他们到镇上理发店去理，女孩子我就亲自给她们理短发。课堂上我经常和孩子们说：“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是老师。下课了以后，你们可以把老师当成自己的妈妈，也可以把老师当成最好的朋友。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老师，老师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你们。”我发现每当我这样给孩子们说的时候，他们都会流下眼泪。

魏庙的乡亲父老对我也很好。我在东北支教的时候，患上了气管炎，一到冬天就经常咳嗽，有时甚至咳嗽几个月不止。有一次咳嗽得比较厉害，还发起了高烧。没办法，我只能到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挂盐水。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班里几十个孩子一下子全都拥到赤脚医生家里，把他家本来就很小的一间屋子围得水泄不通。孩子们都围着我，因为冬天天很冷，我怕他们生病就让他们回家，可是孩子们一个都不愿意离开。我们班有个叫张清亮的小孩，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还少了两颗大门牙。他一直看着我笑，还把手放在背后让我猜：“老师，你知道我给你带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猜猜看？”我说：“我不知道呀。”他说：“没事！”然后就把手从后面拿出来，他的手上拿着一串糖葫芦。他告诉我说：“老师你吃糖葫芦吧，吃了以后呢，病肯定就好了。我爸爸妈妈都在北京打工。我每次生病了，奶奶就给我买一串糖葫芦，我只要吃了糖葫芦，我的病就会好了。”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就说：“老师不吃，你吃吧。”我知道他非常想吃这个糖葫芦，可是又不好意思吃。于是我对他说：“这样吧，老师把头转过去不看你，你吃吧。”我就特意把头转过去，用眼角的余光悄悄地看着他。他发现我头转过去了，他就咬一口，然后我再把头往相反方向转一下，他又咬了一口。就这样，几个来回，一串四个的糖葫芦就剩下最后一个了。这时他“哇”地一声抱着我哭了：“老师你打我吧，老师我对不起你，这是我奶奶买来让我给老师吃的，现在让我吃得只剩一个了。老师你吃吧，如果你不吃的话，你明天怎么来给我们上课呢？”当时我和在场的好多学生，听了他的话也流泪了，我想这件事我会铭记终生的。

2009年的10月，我被确诊为“小脑大面积梗塞”。病危通知书下达的那一刻，我以为这一次真的再也不能回魏庙了。然而，魏庙的孩子们那甜甜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回荡，“老师，我们想你”、“老师，你要坚强，你要早点好起来啊”。孩子们一个个排着队到乡村小店里打公用电话，流着泪和我说话。那一刻，我想，为了我的学生，我一定要好起来，我一定要再回到他们身边。

尽管经历了重重困境，我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魏庙。因为这里的孩子和老乡的这份真情，深深打动了我还有我的家人。在他们的支持下，我最后还是决定留在魏庙，留在我的孩子们的身边。

无法割舍的爱，难以弥补的伤

曾经有很多人问我，面对这么艰苦的条件，我有没有想过要离开。其实我也想过离开，也曾经在去留之间徘徊过。

1998年我刚到魏庙义务支教的第一个月，确实是非常艰难。我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借了人家一间露天的小矮房子，晚上抬起头都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那时天气比较热，我就盖了一个被单，一到晚上就能听到老鼠成群结队“吱吱”乱叫，有的甚至还爬到我的床上。那个时候魏庙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我只能点蜡烛备课。我的视力比较差，一支蜡烛我看不见要点两支，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点三支。经常一不小心把蜡烛弄倒了，把前面的头发一下子烧糊了。我刚去的时候还水土不服，拉肚子拉了好多天，身上起了一个个大疙瘩，奇痒难忍。我把皮肤全都抓破了，到晚上洗澡的时候，一脱衣服一层皮就全都拉下来了。

第二次徘徊，是因为我用普通话给学生上课，学生们却听不懂我的普通话。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到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们班40多个学生竟然有30多个不及格。看到自己的辛勤努力，没换来一点点回报，我委屈到了极点。改卷子的时候，我气得把卷子全都扔在地上，动了回家的念头。

第三次徘徊，是在2001年，因为我女儿的事情。我女儿身体不是很好，又要剖腹产生孩子。当她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却在砀山为修建新的校舍募捐，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陪在她身边。后来，因为她要上班，我在学校又不能照顾她和孩子，只能让我的外孙和他的奶奶去了浙江。在小外孙一岁多的时候，国庆放假我从安徽回到上海，和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女儿、女婿一起到浙江去看我的小外孙。当到他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女儿非常非常热切地张开两只手对孩子说：“来，妈妈抱”。可是小孩却用一种很陌生的目光看着她。我女儿告诉孩子说：“叫妈妈，叫妈妈！”可是我小外孙就叫她“阿姨，阿姨”。看到我女儿泪如雨下，我当时把头转到一边去故意不看她，但是我的心里真的像刀割一样。真的！就在那一天，我就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是很不称职的，我欠我女儿太多太多了！

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抛家舍业从上海到砀山？”其实没有什么，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在最需要我的地方，做了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知足了！

采访札记

仁心厚德，可为明镜

2011年1月5日，我有幸跟随摄制组采访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一位13年来义务支援偏远山区教育事业的伟大女性——查文红老师。

因为査老师大病初愈，我们把采访地点约在了她的家中。一间没有空调的房子，一张老式的木制长椅，一台历史悠久的昆仑牌电视机，直观地反映出查文红老师的生活状况。

采访中我心潮澎湃，为砀山当地孩子们的艰苦生活条件而揪心；为査老师的默默奉献而感动；更为査老师“抛家弃女”，在事业和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而落泪。

采访即将结束时，查文红老师说：“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在最需要我的地方，做了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知足了！”大爱无疆，大爱无形，大爱胜于亲情。査老师用她平凡的言行诠释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一名共产党员所应该具有的崇高品格。

古语有云：仁心厚德，可为明镜。查文红老师的每一段故事都张扬着道德的大旗，树立起人格的丰碑。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