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青春谱写一个女性志愿者的传奇之旅

冯 艾，1977年9月出生。199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参加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活动，赴宁夏西吉支教一年。2003年，作为首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上海服务队队长，支教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宁蒗县。2005年，冯艾成为首位中国青年志愿者援非服务队队长，来到素有东非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2008年汶川大地震，冯艾是团中央首批灾后青少年心理康复专家志愿团的一员。2001年10月，冯艾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先进个人；2003年12月被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质奖章；2004年3月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2004年5月获中国青年五四突出贡献奖章、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5年3月获海内外有影响力的十大中国女性称号；2005年6月被国务院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05年11月获民政部颁发的首届中华慈善奖；2006年12月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感动校园”人物；2009年11月获得第二届中非友好突出贡献奖之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2010年9月，获得上海世博工作优秀个人称号。

口述：冯　艾

采访：刘　叶　戴　茜

整理：刘　叶

时间：2011年1月25日

地点：复旦大学

情系西部，播种希望，为他们打开一扇窗

2000年我本科毕业，参加了中国志愿者服务扶贫计划，到了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宁夏西吉的白崖乡中学去支教。那儿的老百姓跟我们说，这儿十年大旱，颗粒无收。我们乡是纯回民乡，要吃一顿肉很困难，在农闲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点鸡蛋。于是我就学着操持“全素斋”。我们笑称这是“唐僧宴”，其他地方毫不稀奇的土豆成了这儿餐桌上的美食。另外我们还要学会自己生炉子、挑水。

那儿学生们上课的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无教材、无教案、无辅导书，学生的学习水平超乎我们想象的低。开教师大会的时候，念去年的高考成绩，各科平均分都不超过40分，最低的科目甚至只有十几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全国统考满分150分的卷子。很多高二、高三的学生请假，是为了参加同学的婚礼或者同学孩子的满月酒。我问那些女孩子们：“如果你没有继续念书，今后要做什么？”回答都是一样的：“嫁人。”我就思索，我们支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因为我发现学生的成绩非常差，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考进大学。如果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我们的支教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打开一扇窗，增长他们的见识，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

在那儿，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家访。很多孩子所在的村只有初小，为了上小学要到乡里面来，每天往返走十几里崎岖的山路。我的第一次家访，是到我们班的班长家。我下午三点多钟就从学校出发了，踏着点点的繁星才到他们家。到了那儿，家长非常热情，让我脱鞋上炕。脱鞋的时候，家长说了一句话：“娃儿，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买老师这样的皮鞋。”我最初去的时候，想跟学生们拉近距离，于是穿跟他们一样的运动鞋。学生就问：“老师你怎么不穿皮鞋啊？”我说：“你们不都穿的是球鞋吗？我们穿着也挺好。”但是10月份下雪了，我就到县城花了39块钱买了这双鞋。听了家长的这番话，我才意识到皮鞋在当地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有知识，意味着你是拿工资的人，意味着你改变了命运。我还发现他们家孩子特别多，娃娃满地跑，就问班长：“你们家有多少个孩子呢？”他说：“8个，女孩子不计算在内。”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于是家访过程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播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思想理念，比如“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环境保护”等等。我会用一些科学的知识、实际的例子来转变他们的观念。

每一次家访，我都是星期五走，一直待到星期天才回，这期间都在跟家长不断交流。村里以前从来没有老师来过，我去了以后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震动。在家访的过程中，我慢慢地了解到当地老百姓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想象不到因为我给了学生家长50块钱，家长就给我跪下了；想象不到有的家长因为当初缺这50块钱没有治疗眼睛，后来眼睛就瞎了；也想象不到当地老百姓竟然穷得买不起遮风挡雨的门窗，只能用塑料纸糊窗户，用棉絮订在门上，大冬天风雪就从门缝里窜进来……

冯艾在西部

记得有一学期开学，学校竟然有50多个孩子要辍学。以前我每次打电话，都是给我的领导、同事、好友说你给我寄点什么东西，我们这边缺什么什么。后来我每次打给他们，都是言辞恳切地说请资助一个学生吧，我们不要让孩子因为贫困而辍学。我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写信、自编简报等向母校、向社会各界求援，使当地的贫困生又重新回到了校园。有了资助，学校修建了厕所和操场，建立了图书室，还建成了当地中学里面第一所宽带无线上网学校，学校的教学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曾经有人问我，在上海的发展机会那么多，你去西部干什么？我想，我当时是一名大学生，要用所学的知识服务祖国人民。令我备受鼓舞的是，在复旦、在全国，有3万多名像我一样的志愿者在300多个县做着同样的事：帮助西部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

再赴西部，无悔青春，用我的行动谱写爱的奉献

国家实施西部计划是2003年，当时我离开宁夏已经两年了。我知道有这个计划的时候，脑海里一下又浮现出宁夏那些孩子们一张张的笑脸，在宁夏的经历又历历在目。在那段岁月里，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的感觉，从未有过的被需要的感觉，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乐。现在每到回民过开斋节的时候，我还能收到他们给我寄来的馓子。我很高兴，也很心疼，我知道邮费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很多学生到县里面去上高中，不舍得花几分钱去打一瓶开水喝，但他们却花了这么多钱给我寄馓子，这是一份怎样的情谊啊！我知道西部地区缺老师，我知道他们需要我这样的老师，所以我又毫不犹豫地去了。我这次去的是云南西南一个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战河乡，有10多个民族，比如傈僳族、摩梭族等等。

刚去的时候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当地学生全说彝族话，有的小孩儿从四年级之后才开始学说普通话，有的甚至从初一才开始学习普通话。为了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我也学习彝族话、学习摩梭话。我先去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先做学生，再做老师，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同时充分尊重他们的习俗、文化。这个时候，我的心跟他们拉得很近。同时我也去做家访。因为有过在宁夏的经历，我很快就适应了战河中学的生活。

支教回来以后，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学会了站在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也学会了跟人沟通，学会了去理解别人。现在每次一提到农民工，我心里感到很亲切，因为我的孩子的家长们，很多都有过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有时候还要忍受城里人的歧视，为的只是能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能过上更好的幸福生活。所以我对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人经历得越多，心胸也就越开阔。我们很多志愿者都会说，支教一年受益终生，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让自己一辈子都难忘的事情。我回过头来看，很感谢这段生活，觉得其中的收获远远大于我的付出。

在西部的500多个日日夜夜里，面对那些质朴的百姓、可爱的学生，我的心底里总荡漾着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所赋予我的崇高感。从大山深处归来，我总有一种冲动，想告诉身边的朋友们：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纯粹。每当我想到孩子们的生命轨迹会因为我的付出而有所改变时，我就感到无穷无尽的快乐。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到大山深处去支教的志愿者共同的感受。

远赴非洲，谱写诗篇，我是中国女志愿者

2005年，我又作为埃塞俄比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来到了非洲。有很多人问我，在国内当志愿者和在国外当志愿者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在海外当志愿者，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代表中国，我们是中国青年志愿者。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对我们中国竖大拇指。

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做志愿者，是跟他们一起建设家园，既不俯视他们，也不仰视他们。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很快就融入到当地去，与他们成为朋友。当地见面的礼节中有一种贴面礼，见面贴面贴一下、两下、三下，好的贴四下，关系好的贴的次数更多。我那个时候去了以后，经常有人跟我贴十几下脸。同行的男志愿者说：“你去那儿可千万别化妆，你抹的那点粉，全贴别人脸上了。”我在埃塞俄比亚教中文，我的学生有大学里面的学生、有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有NGO组织的负责人、企业的经理等等，他们都笑称我的学生是“小联合国”。除了教中文课以外，我在当地做的事情也挺杂的，譬如充当临时的翻译等。我印象很深的是中国政府援建非洲第一座立交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华东设计研究院的立交桥勘探小组成员带着钻机来到那儿，却无法适应那儿的语言。由于工程紧迫，最终找到我帮忙。我就用英语夹杂着最简单的阿姆哈拉语指挥他们在交通要道工作。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停地在公路局、市政厅等地方奔波，以确保工程的供电、供水等能够正常。此外，我还要帮他们采购工程和生活用品。公路局的局长还以为Amanda（注：冯艾的英文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后来，越来越多初到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人找到我，中国公司也常请我去出谋划策，大家都管我叫“亚的斯亚贝巴通”。

冯艾与非洲小朋友

在当地，周围人都说：“Amanda是我们见过的唯一一个坐小巴的外国人。”联合国在非洲的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国家驻东非的代表处也都设在埃塞俄比亚，但从来见不到他们乘公交，也很少见他们乘出租车，他们都是自己开车的。我想，我们中国的志愿者就要跟当地的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每月的生活费仅200美元，我每天都是乘坐当地的公交车上下班，这样也能省下一些钱来资助学生。我记得有几次坐小巴的时候，脖子后面痒，我都从自己的身上抓到了跳蚤。这样的经历还不少，但实际上这样的经历还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些别样的经历都当成人生的财富。

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服务期是半年，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国内大选。大选期间耽误了大学的授课。如果我们1月份就回国的话，我只能教两个月，下一批志愿者要隔半年才来，那这些孩子学的这些中文不就全都忘掉了吗？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也极力地挽留我说：“老师你走了，我们的中文课怎么办？谁来给我们上中文课？”我也不想自己的志愿服务有头无尾。我的感觉是，我来这儿就是教中文的，我跟他们才相处了那么短的时间，我应该把我的工作继续下去。经过仔细的思考，最后，我向我们使馆的经商处提出申请，延长服务期，从半年延长到一年。在这段日子里，我不仅教当地人中文，还让他们了解了中国的文化，比如针灸、京剧、包饺子等。

链　接

永不褪色的志愿者

曾是许多青年人的偶像，如今担任着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冯艾从未褪去一个志愿者的底色。

……

去年11月，冯艾做了母亲。然而，世博重任当前，她连产假都没休完，就又投入到工作岗位上。她说：“在复旦团委几个分管世博志愿者工作的副书记中，我的活儿是最轻的。”事实上，冯艾承担的也是重任。从试运行到世博开幕和“北京活动周”，已经先后有两批志愿者从北京奔赴世博。冯艾带领着8位复旦志愿者，帮着北京来的朋友准备寝室、熟悉环境、分发服装、接站送站、预订回程火车票。充分的保障为他们营造了家的感觉。

与此同时，他们也和北京志愿者一样，需要在北京馆、宝钢大舞台和花车巡游的现场为游客服务，可以说“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在进行服务”。

冯艾自己是“70后”，打交道最多的是“80后”，而如今和她一起相处的同学、志愿者们大多又都是“90后”了，冯艾把自己的感悟掏给他们：志愿服务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是为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不是为博得大家的嘉奖；志愿服务完全靠自觉自愿，我们无法和别人比较，所以要先学会自我要求。保证三个不变：生活习惯不能变，学习习惯不能变，工作习惯不能变。做内心强大的人。这样，你就能做好志愿服务。

——《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7日

采访札记

偶像冯艾

冯艾是许多青年人的偶像，也是我的偶像。我想就算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少年去西部的山区也可能难以适应，冯艾作为一个女孩子却愿意花费几年宝贵的青春去我国西部贫穷的山区支教，这需要怎样的大爱？需要多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心里是无比钦佩的。

在网上看到了冯艾远赴非洲埃塞俄比亚和一群非洲小朋友逛集市的照片，上面的冯艾和非洲小朋友们都笑得非常开心。她的笑容自信而爽朗，这个形象立刻就印在了我脑海中。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我终于见到了冯艾，她在岗位上忙碌着，见到我们以后热情地招呼我们。她的笑容不但自信、爽朗，而且亲切甜美，就像一个邻家大姐姐，丝毫没有一点架子。我想，这是因为这么多年，她都是用心在跟孩子们交流，所以跟学生也没有距离。

冯艾接受过包括《面对面》、《中国青年》等各种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的采访，很多年轻人都认识了冯艾，并且在她的影响下都愿意去西部从事志愿者工作。我们笑着说冯艾也是名人了。她微笑着说：“我不是名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人们提到志愿者工作时，我一定会想起这个笑容自信的女孩儿。她用自己的青春来谱写志愿者传奇之旅，她的足迹多次踏遍贫困的西部山区，用一颗年轻共产党员的爱心在大山深处播撒希望的种子，她的足迹也踏遍了遥远的东非屋脊——埃塞俄比亚，将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10年来她始终走在中国志愿服务队伍的最前列。汶川、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世博会等，只要需要她的地方，总能出现她的身影。

在我看来，她是用青春谱写一个女性志愿者传奇的人。她情系西部，播种希望，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打开了命运之窗。她无悔青春，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70后爱的奉献。